吸引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一直被外界视为除劳动力竞争优势外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原因，但是，就在中国费尽心机吸纳了总额大约相当三万亿人民币外资的同时，自己银行里却静静躺着十多万亿的储蓄资金，找不到投资机会。为了给这笔巨额资金寻找出路，中国经济管理当局始则以发行国债方式大幅扩大财政对基本建设的投入、拉动内需，继则出台了鼓励消费贷款等系列促贷措施。

既然国内资金充裕甚至“过剩”，中国为什么还要倾力吸引外资呢？为了吸收境外的直接投资，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可说不遗余力。其中影响最大、最为公众诟病的是外资在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由于外资在税收方面享受多项优惠，中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在22%至24%之间，而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0%至13%。对此税收“双轨制”的经济和社会后果，NBD特约评论员郭松民曾撰文分析说：外资企业可以很轻松地开出高薪，挖走中资企业中最优秀的人才；外资企业也可以很轻松地用较低成本，在中国的市场上把中国企业挤垮；被中国减免的税收，在作为利润汇回这些外资的母国后，其中一部分又作为其母国政府的税收，用来补贴那里民众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平等，出现了数额巨大具有黑色幽默的“假外资”，即中国企业的资金先通过其他渠道“走出国门”，然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便宜了注册地的外国政府。

“中国目前真正缺少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这是目前学商两界的普遍看法。但是，这种静态的分析并未能洞悉事态本质。市场经济比之传统经济的最大区别，是各种生产要素能够相对自由地流动，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基本前题。正因为要素是流动的，因此，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生产要素的多寡、优劣，不如说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亦即经济学所说的“企业家能力”。在自由市场上，企业致胜的关键是能否有效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形成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整合要素依赖于投资者即企业家的能力，不同的投资者，整合生产要素的效率不一样。因此，同样数额的资本，在不同的投资者手中含金量不一样、市场价值不一样。正象销售不出去的商品一文不值一样，不能形成市场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也不能实现其市场价值。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生产要素总要向着具有较好整合效率的市场主体靠拢。投资者的好坏，决定着生产要素能否实现其市场价值，能否为市场所承认、接受。

这就是中国经济在国内资金充裕甚至“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要大力吸收外资、将“投资机会”拱手让给外人的原因；这也是在“国退民进”的资本运作中，国有资产往往不得不被“低估”的原因。境外投资者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资金，而是一种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组合，是市场实现的机会，这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的状况是相吻合的。只有赢得市场竞争，才谈得上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外资的价值不在其资金，而在其背后的、有效整合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外企及其企业家，其价值体现在市场占有、核心技术、高效管理等诸多环节。之所以必须强调吸引外资而不是单纯贷款给外企或聘请外籍企业名家，是为了使外企作为市场主体对其经营行为承担实质性责任。确实，外资进入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如人意，但就是这些“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由于有境外技术因素的配合，仍然能够实现市场价值。低利润比没利润、甚至“负利润”好，对于就业形势严峻的中国，意义更加重大。

国内十多万亿的储蓄资金，正是由于难以形成具有市场优势的生产能力，只能静静躺在银行里。间接投资的后果不是助长了政府形象工程与权力腐败（国债投入方式），就是造就了巨额风险贷款和巨大的银行亏空及国有企业的“负利润”。因此，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向“内需为主”转换成功以前，在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成功以前，对外资的依赖不会终止，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也不会轻易退出。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虽然确实造成了“假外资”及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但在宏观上仍然不可或缺。

--原载《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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