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反对一切恐怖主义，一方面是出于对受难者的人道同情，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态度符合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的现实利益。但是，这世间除利益与同情外还有道义，即正当性。拙文遭人非议攻击之处就在于文章在同情及利益而外还要探询道义，并且得出“民主国家国民也应该对公共决策后果承担责任”的结论。

为什么民主国家国民应该对公共决策后果承担责任？道理很简单，权责应该对称。民主国家不象专制国家，后者国民没有政治权利，他们的支持、反对不能产生实际效力；但民主国家不同，国民有能力阻止战争，也有能力发起战争；没有他们的支持，伊战不可能发生。他们的支持是自由意志的行使，而非被强迫或胁制，他们当然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更进一步说，正如战争中的枪炮、坦克一样，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政权也是一种凶器，小布什、布莱尔正是由于手握此凶器才能发动战争。是谁将此凶器交予二人的？是美英国民。他们不但在事前使二人有能力发起伊战，而且在事后让其连任，使他们能继续此类战争，也等于以另一种形式集体认同了这场战争。既然美国人可以穷搜天下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武器、掩护的人并予制裁，那么伊战受难者为什么不能制裁授二布以凶器、促成伊战的美英国民？如果说反战人士以其鲜明态度撇清了责任，那么那些主战者呢？

如果国际社会真的公正，就应该为追究美英国民支持战争的责任提供正常渠道。没有这种渠道，受难者除了忍辱负重，就只能挺而走险。挺而走险的理由有二：1，他们无辜受伤害；2，现行秩序拒绝追究责任人。不错，他们拒绝了现代主流社会的文明规范，但前提是这个社会首先遗弃了他们；“逼上梁山”当然有违程序正义，而且必然报复过当，但在此之前，程序早已出卖了他们。

普遍正义是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正义，往往只是强者僭妄的名份。罗尔斯站在既成格局与特定视角下妄谈正义，杜撰出什么“重叠共识”、“公共理性”，试问：扔炸弹的人与被炸的人“共识”如何“重叠”，“理性”又何能“公共”？更有人不知所谓，说什么“实现公正，哪怕它天塌下来？”--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有些公正的实现，天确实会塌下来；天塌下来，谁也承受不起。

真正的正义应该是弱者也有讨回公道的途径，不管强者伤害它的理由是防卫过当、误伤还是“错误情报”；汽车撞了人都要接受惩罚，何况将炸弹“误”扔到人家头上？但如此一来，任何行为都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都可能被追究，囿于正义就只能不作为，整个社会将因此失去动力、无法运转。为防“天塌下来”，人类只能退而求其次，放低正义标准，区分正当行为与不正当行为，强调权责对称。对于正当行为，纵然发生暴力过当或误伤，也视为可以原谅，不受惩罚只作补偿；对于不正当行为，应该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切责任人实施惩罚。按此标准衡量，阿富汗战争和伦敦爆炸都具某种正当性，因为它们都是复仇之役；伊拉克战争则和9.11一样，属于赤裸裸的暴行，它们同时践踏了现代与传统的文明规范。传统文明强调主权不可侵犯，现代文明珍视人权，伊拉克战争不但践踏了一国主权，而且造成至今流血不止的内战等人道灾难。

人类不能再往后退却了，正义至此已到极限。如果再放低身段，就只能奉行“强者为王”、“拳头即规则”。那样，所谓正义，其实只是强者依照自己需要制订的俱乐部游戏规则。能够“俱乐”的，永远只是部分人，总有人会被规则抛弃。为什么很多人（包括笔者自己）都反对、甚至恐惧一切恐怖主义？因为它给我们生活带来不确定，因为它使我们必须依赖的秩序不再可靠。为了这种利益，我们只能说服自己不去分辨不同恐怖活动的不同理由，强迫自己故意“看不见”国际社会的失责，直接将恐怖分子等同魔鬼。

伦敦爆炸的正当性基于部分伊拉克人无辜受难，而不是抽象的伊拉克国家意志，因此报复无须“授权”。基地组织可能邪恶，但邪恶者并非每件事都邪恶；这种报复当然过分，但其来有自，也非无因。无论如何，民主国家国民应该对公共决策的后果承担一定责任；至于责任大小、承担方式，可付诸公议。但现在并不存在这种公议，不仅如此，美英国民甚至不屑于以小布什、布莱尔连任失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愧疚。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莱尔不连任，伦敦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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