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才是改革

            

北京思奇控股有限公司       杨毛  

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辩论中惯用的手法是：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20多年让世界上的人都羡慕的高速增长，归功于他们推进了市场化。经济增长这么好，就算出了点问题，比如两极分化、科技进步缓慢，都是瑕不掩瑜，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于是，只要谁对当前两极分化问题、国企改革中的肥私问题提出意见，就是否定改革的伟大成绩，就是否定反对改革。

这个手法其实也是很管用的。左派中谁要费心证明现在20多年经济发展没有改革以前快，也确实不容易。只要确实是主流们推进的改革促进了虽国经济高速增长，就算有问题也好解释。

主流们这里掩盖了这样的事实真相：

非主流派对现实不满主要集中在某些政策造成两极分化以及对中国长远发展产生障碍方面，并没有全盘否定改革开放。而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90年代中期以后，都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大肆倡导“彻底市场化”和“国退民进”造成的。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能持续保持经济高增长，根本原因是西方工业国理入虚拟经济以后，大量产业资本转入中国，形成本国生产不足从而扩大了国际市场需求。而这些因素，与“国退民进”和“全面彻底市场化”没有点关系。因此非主流对改革的反思是完全必要的。下面笔者从五个方面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一、中国在90年代初期已经基本完成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任务。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的效率与公平双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的叙述得很清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市场经济中由市场规则来配置资源；计划经济以政府计划机构来配置资源。也就是说，资本、生产资料、原材料、商品、技术、劳动者究是由政府某机构来调配，还是让市场调配，是两者根本区别。从这个指标看，中国在9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了市场经济框架的建立。

这个时期完成 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成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个体经营单位；允许城乡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事工商业；政企分开，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拨改贷——经济人的问题解决了。同时完成了物价开放、物资供给市场化，取消商业三级站体制，生产资料和所有商品都自由交换；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市场配置资源问题解决了。开设了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设立商业银行——资本由市场调配解决了。从资源配置角度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90年代初已经建立。在这个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可改革了，差点的只是配套法规的完善，只用萧规曹随就能将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模式里。

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减小的双赢局面

从1978-1996年的18年，中国经济现了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年均10.1%。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同时，这个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减小，尤其是80年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家庭纯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1比0.389变动为1990年的1比0.454(个别年份达到1比0.53)。虽然90年代开始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但到1996年这个数字还达到1比.0.398，好在改革开放之前。

二、完整的市场经济包括劳工权益保障制度和通过转移支付减轻贫富分化。90年代初期以后所谓“深化改革”应该集中在这些方面。企业效益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

没有劳动者保障转移支付手段的经济是半个市场经济

资源由经济人自由配置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因此，完整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不公包含资源配置，还包括非市场手段的收入分配以及其他非市场调配的分配制度。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以市场规则为中心基本实现后，必须建立如何防止贫富分化的制度创新。否则，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像！是半个市场经济！更不要说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因此，90年代初如果要进行“深化改革”，一是给进入市场者平等身份。亿万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本来为统购统销配套的城乡户籍分离制度就是改革对象。二是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种企业的劳动保障制度和监督实施部门。三是考虑建立转支付渠道，使长期不可能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得到补偿。除此之外，都不重要。

国退民进不属于改革的范畴

但是，这个时期开始形成一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死盯住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变着当子说这个问题才是深化改革的对象。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旗帜，以出让国有资产为手段，把改革的重点转移了。

国有企业效率是否比其他体制低，也是要论证的。从统计数据看，国营企业职工年工资水平最高，为职工提供的福利保障最多，即使如此，如果各类企业完税水平一样，国营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各种类型企业中无论是叫喊最重的90年代中期还是现在，始终是最高的。只是因为国有企业销售完税率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才形成表面上国营企业效益差。可所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列这些数据，史列举个别事例或者某些数据指标，以及依靠不断重复谎言的辨法，或者把国有企业比喻成“冰棍”的无良文人的伎俩，就开始了不小于俄罗斯规模的贱卖国企勾当。

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经济学派论证过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一员。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国有经济。西方国家也有国有企业，而且在时期比重还很大。英国最高时也有30%多的比重。因此，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看，国退民进根本不属于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内容。

三、主流经济学家无视改革的首要任务，大肆变卖国有资产，加大了贫富分化的速度和范围，使中国改革和发展受到最重影响，只能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反动。

该改的不改，不该改的乱改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90年代初，降低这种体制必然带来的贫富分化所必须进行的体制创新本来是形成和谐、良性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主流们不懂有意或无意摒弃了这个任务，反而通过变卖国企增加了数千万下岗职工，养肥了一大批官员和企业主，加剧了本来要解决的问题。

自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在收入分配上出现明显的，加速度的两极分化。农民家庭纯收入增长放慢甚至停滞。1996-2003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1996年的年增长16%（当年价）减少到年均增长4.5%（当年价）！不足前18年的零头！！

国有单位职工从1978年的7451万，持续增加到1995年的10955万。有3500万职工进入国有单位。扣除教育文化和国家机关增加的1300万，有2200万净增长。但1996-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为6942万，减少4031万。平衡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增加的221万，国有企业单位累计减少4252万。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从1995-2002年由3076万减少到1071万，减少两千万。也就是说，产权制度改革别的不说，起码使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养活了六千多万。起码有五千万是被迫下岗的。涉及家庭应该在13500万人（按每城市家庭人口的2.7人计算），占2002年城镇人口的27%。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95年城镇高收入的20%群体收入由低收入的20%群体收入的2.8倍扩大到8.4倍。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影响中国的结构调整

1978-1996年的18年里，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5%,内需十分旺盛。强大的持续近20年的内需扩张是GDP年增长两位数的基本保障。但自从90年代中期没有去解决农民收入下降问题，反而在城市也扩大出一个巨大的低收入群体，内需立刻明显下降。1996-2003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只有9.1%，下降了45%！对比这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从以前的16%降低到来4.5%，对比有六千万城镇下岗职工并涉及一亿三千万人口，对比城镇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差距从两倍多扩大到八倍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6%下降到9%的增长就不奇怪了。

四、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内需持续不足欲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工业国进入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产业资本形成，与国企改制没有任何关系。

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继续高速增长。从1996-2003年，GDP年均增长8.1%。虽然比前18年的10.1%少了两个百分点，但还是很可观的数字。于是，主流们在最近受到指责后，总是很得意的告诉大家：是人们进行的改革带来经济在高速增长，其他都是代价——部要有代价。主流们撒了谎！

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是高增长的根本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是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与这个时期提“改革”全无关系。

自90年代开始，西方工业国资本连营方式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表现为产业资本大量投向发展中国家，本国出现明显生产不足趋势，工业品进品增加。同时，货币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现在交易量达到物质市场的100倍。被很多学者称为“虚拟经济”。而中国恰好在这个时期经济体制已经转换为市场经济（起码对产业资本来说），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数量都是世界一流，加上中国政治、社会稳定，因此大量产业资本涌向中国。

在整个80年代，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年只有几十美元。到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资本大量向中国转移。从1995年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始终保持在四百多亿到九百多亿之间。新世纪从六百多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150亿美元。并且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直接投资第一大国。从1995-2003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达到6384亿美元，折合五万多亿人民币。

进出口大幅度增长和贸易顺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80年代，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以下，到90年代初，达到15%左右。到2003年出口占GDP已经达到31%，基本成了外向型经济。出口依存比号称外向型经济的典范国家——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期，还高一倍多！

从1989-1994年的六年中，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只有588亿人民币。到1995年开始出现持续贸易顺差。从1997-2003年，年均贸易顺差为2549亿人民币，是1989-1994年年均98亿美元的26倍！

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当年生产和销售产品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部分。也就是说，GDP中，由贸易顺差形成的经济增长是国外市场拉动的部分，扣除贸易顺差才是中国市场支撑的GDP。

1997-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8.8%、7.8%、7.1%、8.0%、7.5%、8.3%、9.3%。如果扣除当年贸易顺差，国内需求支持的GDP实际为：3.9%、2.9%、4.1%、5.7%、5.5%、5.8%、7.3%。平均年增长率不是8.1%而只有5.0%，减少38%。

是不是扣除贸易顺差，此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一样会降低呢？确实有，但并不突出。1991-1995年的GDP年均增长为12%。如果扣除贸易顺差因素，增长率为10.6%，减少11.7%。由于1995年贸易顺差已经明显增长，如果扣除听，前四年GDP年均为12.4%，扣除贸易顺差因素为11.4%，只减少4.6%。

扣除贸易顺差因素，前期年均增长10.6%，两位数的增长率，很可观。而后期年均增长只有5%，很可怜。接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低谷的水平（1988-1990年，年均4%），在世界上也说不上是什么高增长。

也就是说，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明显降低，而贸易顺差明显上升。是贸易顺差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下降，合经济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

“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没改革”倒促进了经济增长

这个时期的改革，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大量贱卖国有企业。但是，经济增长的要来源并不是供给能力的改善，而是需求的改革。国有企业变换所有权，与进出口增长，与出口产业的发展一点关系也没有。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对这些年我国出口增长贡献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我国出口增长）最大，1996年是577%；1997年为41%；1998年为667%；1999年为69%；2000年为57%；2000-2002年为62%；2003年为65%。从1996-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贡献率为66%。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出口增长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是否来华投资以及经营好坏，是国际市场和国内投资环境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具备，与卖掉国有企业没有一点关系。

广东、江苏、福建等出口大省是外资企业主导。浙江是私营企业主导，而且这些私营企业并不是“改制”来的。山东、上海是国有企业主导。主流们能拿出出让的国企出口增长的事例吗？拿不出数据来，把高增长的彩带挂在自己胸前就有些没有名堂。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该改的没改”的因素倒是促进了经济增长。这里指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劳动保障等新制度没有建立，农民为个企和私营出口企业建立“血汗工厂”的诱惑增加。广东等地区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不长，这也许对“吸引外资”有点好外？不知道。

五、确实需要深化改革，但这只能是补上已经欠了十几年的改革账——在公平身份，在对转移支会、劳动者权益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方面深化改革。

反思就是改革

以建立完整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现在提出公平问题恰好是中国进行改革题目的应有之义，也是回归改革的必走之路。今天所谓非主流对改革的反思，以及中央两年来的工作重点，正是回归改革本来目的的一种尝试。

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部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码不能沦落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态，最坏也要达到西方70年代前后的混合型市场经济形态。也就是说既要保持资源基本由市场来配置，又要使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保持在一定范围，比如说吉尼系数应该以3.5为上限。因此，应该抓紧在90初期基本由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以后就该进行的社会福利、最低工资历、劳动保障、医疗保障、教育公平等角度进行创新，同时要立刻解决户籍问题。这是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今天很多人对改革进行反思，没有从改革的目的和改革的过程进行评判。反思改革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把本来必须进行的改革内容进行到底，把主流经济学家扭曲的改革目标重新定位回来，把主流经济学家已经造成的破坏尽量减轻。

全面改革才能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根据王建等学者的分析，西方经济已经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依赖资本项下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下的亏空的经济运行格局。2005年美国经常项下的贸易赤字已经占美国GDP的6%左右，点美国物质生产的三分之一左右。国外资本不懂使美国负债剧增，更重要的是必然产生信用危机，美国先后依赖通过“新经济”概念炒作股票市场，依赖低利率炒作房地产市场来吸引国际游资进入，现在使用最后一个法宝——通过提高利率形成利差吸引游资炒作增加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入。而高利率必然促使房地产市场崩溃，并引起全面危机。全球经济学界以及投资者对美国是否发生这样的危机几乎没有急诊问题只是什么时候会到来，以及烈度如何的问题了。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进入虚拟经济阶段经济的新模型。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地区，如果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决仅仅是美元贬值造成的财富损失，最主要的是会造成世界经济的增长萎缩，并严重影响中国依赖国际市场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高达三分之一的出口依存度的国家，一定会是美国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因此，通过在社会福利、最低工资、户籍制度、劳动保障、医疗保障、教育公平等角度进行制度创新，找到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手段，从而明显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以大幅度扩张内需市场，就不仅是改革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

叫停对改革的干扰

说主流们进行了破坏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也许冤枉了他们的初衷。现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层——企业主，他们的呼应者——多数忙着灰色、黑色和非税收入的知识分子，占据着许多主流或者权威媒体，话语权基本由他们控制。非主流意见主要在互联网和内部刊物上发表意见。这种状态简直成了西方国家舆论与政治关系的翻版，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一直是党的纲领。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叫停这种一边倒的状况，给非主流意见一个媒体园地，进行一次对改革反思的大讨论。

这是解决问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