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不争论：躲藏24年的逃犯自首与“企业家”们的…

云淡水暖

今日（12月29日）的央视《新闻社区》播放了一条新闻，说一位犯罪后，越狱潜逃在外躲藏了24年的六旬老者，最近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草民也觉得有点稀有，还有点不明白，此老人已经躲藏了24年，怎么最后还是选择了投案自首呢，不知道其原先的逃脱行为是否会加刑，其自首行为有没有从轻发落的理由，因为当时没有看的太清楚，就特意查了一下，原来这是条几天前的“旧闻”了，录如下：

【新华网成都１２月２０日电（记者江毅）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蜀南派出所警官王勇近日接待了一位前来自首的６１岁老人，仔细一问，原来他竟然是一个越狱24年的逃犯。

经警方查明，现年61岁的余利贵1978年因犯走私罪被判刑8年。1981年，他从服刑的兴文监狱越狱后被抓获，被追加1年徒刑。余利贵于1982年再次从四川兴文监狱越狱，还有5年多刑期没有执行。余利贵越狱逃到缅甸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流窜到广东。两个月前，已经61岁的余利贵回到了老家。

王勇警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翠屏区警方加强了社区警务建设工作，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到街道和社区，加强了暂住人口清查和街面防控工作。见派出所民警经常清查暂寄住人口，余利贵不由得提心吊胆。余利贵对王勇说：“年纪大了，不想再这样东躲西藏的，反正迟早要被公安机关查到，不如投案自首。”目前，余利贵被移交到兴文监狱。】

草民注意到两个个关键词：1978年、走私罪，这一下就浮现出一个有趣的联想，1978年不是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吗，不是据说“法律不健全”吗，怎么余贵利还会因“走私罪”被判刑8年呢，如果余贵利当年不是“倒霉”，被公安机关抓获，如果余贵利当年逃过惩罚，利用他的走私所得办起一份“家业”，如今也成为弄潮于商海，招摇于“上层”的“企业家”，那他在1978年的“走私罪”会不会也被冠以“原罪”、“不规范”而得以“理解”和“最大限度的宽容”呢。

草民的联想来自于一些有分量的话语，比如“民营企业在资本积累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出现于法律明确之前，是可以理解的。…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存在‘原罪’；…部分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确实存在着违法行为，…1988年明确了民营企业家法律地位之后，他们的经营行为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法律来处罚即可，…当时法律并不完备，追诉民企‘发家秘史’缺乏法律依据。”（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语），比如，“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重庆市委书记汪洋）。

草民查阅了一下资料，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中对贪污罪、贿赂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等犯罪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1日发出《紧急通知》，决定把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作为当年抓紧解决的问题之一，同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使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走上了法制的轨道。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尔后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重大战役，其中特别注重保证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的廉洁，比如，1984年至1989年间多次开展了对全国范围内各类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先后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的通知》、《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关于党政机关干部不兼任经济实体职务的补充通知》、《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等文件。

所以，草民以为，自1978年开始，党和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从来都是持打击态度，并且是有法律法规所依据的，要不然，余贵利的“走私罪”怎么就被坚决追究了呢。尽管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但是，对对贪污罪、贿赂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走私罪、投机倒把等犯罪的处理、惩罚是没有所谓“理解”和“宽容”的，草民还在《信息时报》上看到一篇署名“王伟”而力挺“原罪非罪”说的文章，其中就列举了所谓“原罪”或“不规范”的范例“那个年代很多民营企业主没有杀人放火，只是在创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贿赂官员，使用暴力，偷税漏税等。”（王伟《解决官企原罪比民企原罪更急迫》），草民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律法规规范之下，“贿赂官员，使用暴力，偷税漏税等”这些东西，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被以“法律不健全”的借口加以“宽容”和“理解”。

如果能够借口当年的“法律不完备”去“理解”和“宽容”那些贪污罪、贿赂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走私罪、投机倒把罪，那岂不是拿自1978年到1988年“明确了民营企业家法律地位”期间的关于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作为“废纸”一样看待，那么，余贵利等一大批自1978年到1988年期间，被司法机关严惩的经济罪犯是不是可以荒唐地认为是“运气不好”呢，“运气不好”者被严惩，“运气好”者暴富，还如此倍加呵护，一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二是对余贵利们极为不公平，对更多的遵纪守法的人民群众极为不公平。

余贵利最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投案自首了，社会应该为余贵利的觉醒欣慰。

余贵利说“反正迟早要被公安机关查到，不如投案自首。”，那有比余贵利的罪行轻或者严重的既得利益者们应该如何对待呢，难道还不如一个逃犯。

草民想起来一句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