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报道，在今年两会前，人民网做过一个调查，网民“最关注”的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公平”排在第一位，在会议期间，媒体也颇多地报道了两会代表们的“热议”，并且针对“贫富差距”、“社会公平”开出了诸多“处方”，在草民看来，“处方”们、特别是所谓经济学泰斗、大拿们开出来的“处方”，无非都是陈词滥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而已，但其中一个现象，令草民不解，就是不管有意无意，都没有触及一个比较原则的问题——两极分化。

      “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有没有区别，没有人下过结论，但如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表明有“贫富差距”的存在，差距的存在必然产生张力，张力超出容许的程度，恐怕就造成“分化”了，然这个差距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一个能够容忍的张力合理程度，窃以为“两极分化”就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一存在于中国的宪法之中，二存在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六条）。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共同富裕。

      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更加具体地阐述“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所以，从国家根本大法的“法”的层面，到邓小平理论的“理”的层面，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的“两极分化”，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进而言之，不管是两极分化的现实存在，还是发展趋势，都是应该大加警惕，奋力纠正之的。

      窃以为，两极分化的存在与否，不是简单地、主观地肯定、否认、明晰、模糊得了的，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到2002年时，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成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如果说基尼系数比较“学术”一点的话，草民们更加切身地靠周围的现实体会这个世界。

      据报道，中国目前60%以上的人群，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也就是说在每月100元多点，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年收入在650元以下，也就是说在每月50元多点，尚未根本解决温饱。而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了一个大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的“先富”们，仅有千分之三不到的比例，有说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有资料说占80%），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这其中还不包括根本没有任何存款的广大群体。这样的“差距”，算不算“两极”。

      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最高单套售价达1.3亿元；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尚未开张的名表店已经订出去单价600万元的手表。与此同时，“一位贫困大学生在食堂偷偷吃剩饭。…南京大学学生‘姝姝’在小百合论坛发帖，叙述了令她忧伤的一幕。她说：‘今天跟同学一起去一食堂吃晚饭，看到我不小心看到的一幕，一个很消瘦的男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饭菜，他吃了别人的剩饭，我一直注意着他，同时也感到悲哀！’”。报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25亿人次因为经济原因，有病不去医院，在家“死杠”，而北京的专门为富人服务的“温馨医院”一日的住院费高达一千美金。一边是骄奢淫逸，一边是艰苦度日，这样的“差距”，算不算“两极”。

      “两极”现象举不胜举，却堂而皇之，泰然若定。不知道是“心照不鲜”，还是“理直气壮”、抑或是“不屑一顾”，“两极分化”这个词汇，却在主流话语平台上，在主流媒体上，在学阀泰斗们嘴上，在帮闲文人们笔头上不见了踪影，代之以的，是比较暧昧温柔的“差距”，一元钱的“差距”也是“差距”，而“差距”到“极”的程度，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化的“差距”了，因为伴生着“极”者，必定是“分化”，“分化”的后面是什么，是动荡，是不安定。从这一点看，不愿意或者“不记得”讲“两极”，讲“分化”的主流们，多半还是出于某种“乖巧”。

      不讲“两极”、不论“分化”，却不妨碍学阀们、帮闲们不余遗力地为其中的一“极”涂脂抹粉、谄言献媚，什么“我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呀、什么“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旧中国资本家的延续”呀，什么“不能简单地利用税收杀富济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呀，叽里咕噜呀。

      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也同时出现了，面对关于和谐、公平的“热议”，一边是身为富商贤达的委员提案要求“进一步保护”，一边是专家学阀泰斗们的“良方”，“保护”自不待言，“良方”者无非是要富的一极发“善心”，“关注慈善投资”而已，而对于稍微“猛”一些的动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的讲法，有泰斗和帮闲赶紧出来打预防针，“不要挫伤了他们（富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更有甚者，主流媒体上还有人大声疾呼要“理性对待贫富差距”云云。

      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主流平台上，是不待见“两极分化”的，这可能与“两极分化”的追问，必定带来“原罪”、巧取豪夺、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制假贩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深入追问，说到底，就是那个人数极少、能量极大的一“极”是怎么来的，照此办理，没有任何明确的表达，“两极分化”莫非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名正言顺”了。

      邓小平理论中还有一句“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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