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2005年8月5日）

       今年4月，中国人民积蕴已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终于像火山喷涌一样地爆发了。日本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为侵略中国辩护，并进一步图谋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都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导致了中国反对日本图谋的全国性群众抗议浪潮。示威的怒潮不仅狠狠地教训了日本的右翼势力，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国内的卖国势力。这场伟大的群众性爱国热潮已经使政治外交上的卖国主义成为万众痛恨的可恶罪行。

       政治和外交上的卖国主义鼓吹“对日新思维”，要中国人民向日本的侵略行径投降，现在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但是仅仅反对政治和外交上的卖国主义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反对经济上的卖国主义，因为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更危险、更可恶。

       所谓经济上的卖国主义，就是牺牲中国人的经济利益以帮助外国人致富，主张将中国变为受外国人掠夺的经济殖民地。这种卖国主义的精髓，早被前清的统治者一语道破，那就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这种经济卖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放任甚至支持外商和外国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投资，将中国的企业都让与外资经营，让外商控制中国的关键行业、甚至控制整个中国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放弃对中国企业的市场保护，放任甚至鼓励外国产品占领中国市场，消灭中国国内的民族产业。

现代版的经济卖国主义已经修改了过去的策略，改而打起了“自由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旗号。但是这种“自由”的旗号并不能掩盖其卖国的本质。一个落后国家实行这样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害处，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中已经作了详尽的论述。那里已经说明，这样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会使落后国家在经济上永远落后、永远受发达国家控制。经济卖国主义者们所说的所有“自由”，实际上都是要让外国人自由地从经济上控制中国。

经济上的卖国主义之所以更危险、更可恶，首先是因为它为让外国资本家牟取暴利而牺牲了中国人的经济利益。更为危险的是，经济上的卖国主义为政治上、外交上的卖国主义提供了论据，不仅支持了政治上、外交上的卖国主义，甚至成了政治上、外交上的卖国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

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而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他们发动这场战争辩护的主要理由就是，要以武力“保护”与中国“通商”的英国商人。当然，英国人要保护的实际上是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毒品贩子，但是为英国政府的这种战争行为辩护的人却说，英国政府的战争目标是要争取与中国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的一些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的“学者”，更把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说成是“争取自由贸易”。确实，从经济卖国主义的立场来判断，既然 “对外自由贸易”重于一切，英国以武力来教训教训不允许毒品自由贸易的中国就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卖国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中国人痛恨力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因为他不仅想窃国称帝，而且卖国。一般人指责袁世凯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于1915年接受了日本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但是，仔细看一下日本人提出的这个“二十一条”，其中有半数不过是要求在中国领土上投资办企业的权利，如“中日合办”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等等，连袁世凯都不敢完全接受的“二十一条”第5部分，其中有些条款也不过是要求将武昌、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按今日经济卖国主义者们的“经济开放观”，“二十一条”中的这些条款只不过是要求允许日本在中国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正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应当热烈欢迎才对，怎么能说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呢？接受这样的“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更不可能是卖国的了。这样，经济上的卖国主义就为政治上的卖国主义作了最有力的辩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辩护的日本人至今还强调，日本并没有想灭亡中国，只不过是由于中国不承认并“侵犯”日本通过“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而获得的“权益”，双方的不断冲突才导致了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而日本之所以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也是由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领的东北军阀不尊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权益”，这些“经济权益”也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开发资源、建设和经营铁路、建设和经营工厂等等。

用这些人的话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所要求的“经济权益”，不过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并开发和出口东北的资源和产品。按经济卖国主义者的论调，这正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东北人欲求之而不可得的，日本人为保卫这么美好的一切而发动战争，“武装进入”东北，简直是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何罪之有？张氏父子放纵东北军以武力阻挠这一切实现，才是罪莫大焉。

平心而论，这种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的论调，也确实有一些“事实根据”：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经商活动，取得了在今日辽宁的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控制权。日本当时在沈阳的驻军，采用的是“保卫日本人拥有的南满铁路”的名义。1915年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其中就有要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开矿、使用土地、经营工商业之权、延长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等条款。张作霖、张学良也确实有将日本势力排挤出东北的意图和行为，“918”事变前在东北被东北军杀死的日本特务，名义上作的也是“调查资源”的商业行为。连“918”事变本身，日本军方也硬说是因为东北军炸毁了由日本拥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是“自卫还击”。

当然，现在事实真相已经清楚：“918”时炸毁南满铁路路轨的是日本关东军，其目的就是挑起事端以便侵占东北。尽管如此，日本方面的这种阴谋活动表明，他们还是想把中日之间的争执说成是“经济纠纷”，是中国不让日本在东北自由投资、不保护日本投资者所造成的。按照这种说法，如果中国经济上完全开放，任凭日本人自由投资、严格保护日本来的“外国投资者”，日本就根本不必以武力侵略中国，中日之战也不可能发生。

而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所主张的，恰恰就是放任甚至支持外商和外国企业在中国自由投资，将中国的企业都让与外资经营。以他们的主张衡量，日本人当时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中国方面特别是张氏父子阻挠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是罪不可赦，挨日本人的打当然是咎由自取。日本“进占”东北乃自全中国都不是“侵略”，而是维护全人类经济自由的正义行为，是替天行道。你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控诉日本人“侵略”，那全是因为你们思想守旧、不开放，拒不“与国际接轨”，叫日本人教训了一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活该！

上述这番“论证”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发明。我敢保证，你翻开日本右翼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的书，那上边写的肯定就是这样一些东西。而这套“理论”恰恰是由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如此，经济上的卖国主义实际上是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一切侵略行为、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作了最有力的论证。

由于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有如此之功效，那些想奴役中国的外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才热衷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培植经济卖国主义，其主要手法就是宣传无条件的“自由贸易”、“投资自由”，把一切妨害这种自由的行为都说成是“人类公敌”。利用“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的教条，西方的新老殖民主义者把他们对中国的一切侵略行为都合理化，说成是伸张正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教条，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了合情合理的行为。

这样利用“自由贸易”、“投资自由”来为外国的经济侵略辩护的观念，传到落后国家的洋奴们那里就变成了经济上的卖国主义。在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成了诱使少数中国人卖国的主要因素。循着这条以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来为整个卖国主义论证的思路，中国国内的某些人按照英国人的腔调来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辩护，甚至学着日本人的说法来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辩护。

从经济上的卖国主义走向全面卖国的思想是如此有力，以致某些中国的学者按照日本和台湾的“流行”观点来翻中国古代史的案，把明朝勾结日本人当“倭寇”的海盗头子、大汉奸王直说成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理由是王直的海盗行为是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逼出来的，王直作倭寇有利于中国转向对外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连这些倭寇当时在中国沿海的大肆烧杀抢掠，也被说成是有利于推动向着自由贸易的“历史进步”而不得已之为！经济上的卖国主义一旦控制了人的头脑，就会使人像这样把最大的罪恶当正义，公然为对自己同胞的烧杀掳掠奸淫唱颂歌！

由此看来，今日要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打倒卖国主义，首先就要反对、批判、打倒以致根除经济上的卖国主义。在我这个经济学家看来，经济上的卖国主义比别的卖国主义更危险、因而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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