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迄今为止，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都是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有制的建立，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奠定了基础，但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还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人们仍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毛泽东十分重视保护工人、农民的个人利益。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我们需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拿农民来讲，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义务交售制”等做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要照顾农民的利益，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②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存在个人利益，还存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然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在具体利益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一项重要任务，处理得好，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处理得不好，就会引发各种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毛泽东提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即“统筹兼顾、统一安排”。“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③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针对某些人身上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的极端个人主义，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④这就是社会主义利益观，按照这种利益观来处理利益矛盾，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切实保证共同利益的实现，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要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协调外，毛泽东还注意到，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这两方面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会变成个人主义”。⑤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一股片面强调物质刺激、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忽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思潮蔓延开来。这实际上是一种修正主义利益观，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在读这本书时严厉批评了这股思潮。毛泽东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⑥“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⑦
　　就物质利益来说，毛泽东还批评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一种“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应该看到，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思想，连资产阶级革命家都不如。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毛泽东并不反对个人物质利益在生产中的作用，但反对把它绝对化。他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⑧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毛泽东主张的社会主义利益观以及他对修正主义利益观的批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它的意义更为重大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入，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宣传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进而提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话，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公开宣布“人为财死”是人们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把剥削阶级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为人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仿佛个人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利益，完全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个人利益，还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完全否认在分配中应该统筹兼顾三者利益。同时他们还完全否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物质作用，还有精神作用。这种利益观，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利益观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说得更加赤裸裸罢了。
　　其实，“人为财死”，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思想意识；利润最大化，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是资本本质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益，也才会有追逐最大利益的动力；而丧失生产资料的工人是没有条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他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人为财死”，并不是抽象的人们经济行为的总结，而是私有制基础上剥削阶级经济行为的总结。它不是普遍地适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更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格格不入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⑨这种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而决不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决不是“人为财死”。一些经济学家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利益观。按照这种利益观来处理利益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狼与狼的关系”，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那么怎么能够形成和谐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呢？正是在这种资产阶级利益观的影响下，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泛滥，利益冲突加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且导致某些人腐化堕落，甚至锒铛入狱，毁了一生。这类教训值得深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利益观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真理性，它应该成为我们处理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⑥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03、427、428、6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印。
　　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3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印。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