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如何写作村治模式
 2007-11-12   作者：贺雪峰  

做农村调查后，应及时写作。对于我们来说，大致是要写四种作品，一是调查报告，二是学术论文，三是调查随笔，四是政策评论。因为我们的农村调查往往会涉及到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的实践，且我们往往要借政策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来理解乡村社会的性质，我们就会对农村政策在不同农村实践的情况有些了解，也因此可以顺便写一些政策评论文章。

调查随笔在当前中国农村经验研究仍然不足，且中国农村地域庞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及农村正处于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就不只是向关心农村的大众普及农村知识，也不只是表达个人感受，而是为提升整个中国农村研究的水准而提出问题，而积累灵感，而形成团队，调查随笔因此在目前的阶段具有十分基础的作用。调查随笔主要是将在农村调查中的所感所悟，用直白的文字表达出来，或提出问题，或解释现象，或驳难成见。

学术论文是社会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形式，学术论文的核心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推进。一方面要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细致疏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到那里，取得了什么成就，存在什么问题，本篇论文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什么样的推进，创新在那里，有什么样的新材料，运用了什么新方式，得出了什么新结论。如果没有创新，这样的学术论文就缺少意义，因为学术论文贵在创新和积累。要创新就得要对话，就得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术论文总有一个明确或潜在的对话对象。

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学术论文存在的问题是有强烈的被拔出经验的冲动。调查中产生了问题意识，然后回到书斋检索相关研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进去了，而得到的只是枝节的、技术性的、且往往将经验切割成为碎片的学术成果。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总体水准是不高的，这种情况下，写作学术论文，若过于投入时间和精力，忽视了厚重经验，忽视了经验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而形成厚重经验的便利方法就是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巨大，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优势，到处调查，并及时写作调查报告，从而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形成对有具体的中国农村经验整体的把握。我要求自己每年有2—3个月时间住在农户家中调查，也要求我们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每年至少有3个月住在农户家中调查，就是希望在真正进入农村研究领域之前，形成对中国农村经验的厚重把握，并因此使得今后中国的农村研究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经验语境下面，展开有中国农村主位视角和主体性的研究。

因此，撰写农村调查报告就十分地重要。

如何来写农村调查报告？又要看我们调查怎么做，调查要服务于什么目的。

有三种相当不同的田野调查，一是众所周知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人类学似乎已经有了完善的做田野调查的方案，也有了写作模式。人类学的调查周期一般是一年时间，成果是民族志。民族志的叫法十分有趣。我们一般说县志、村志，人类学家在一个小社区待上一年，就写一个民族的志？人类学家写民族志，是要写一个原始部落的生活全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亲属制度、宗教制度等等，写出其内在的逻辑，并与所谓的文明制度比较，让文明制度从原始部落制度中发现自己，反观自己，反思自己。若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村庄调查，然后写一部关于村庄人民生活的书，也叫做民族志，则这样的民族志与人类学家刚开始所称民族志已大有不同。不过，中国的人类学家好象很聪明，他们大都选择仍然有些奇风异俗、偏僻遥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础。这样，中国的人类学家进行比较，进行对话，也将自己纳入到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话语系统中有所发现。他们这个话语系统的核心就是欧美人类学家做的部落研究，和后来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志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什么反而不得而知了。在中国，费孝通是人类学家，但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与其说是在人类学方面的贡献，不如说是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费孝通将人类学引向对中国农村一般情况的理解，而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家又上山找庙去了。

第二种田野调查是政府官员和政策部门的田野调查，其原型是毛主席在江西、湖南所作调查，包括开座谈会、访问等，这些调查的特点是政策性极强，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具体的政策实践问题。目前这样的调查往往流于形式，上级不愿听真汇报（因为真汇报了上级会不好办），下级不敢真汇报。到下面调查，大多是走马观花，难以真正住下来研究解决问题。这样的调查就不去说它了。与政府官员的走马观花式调查有类似之处的是曹锦清1996年在河南农村长达半年的调查，其成果是《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与政府官员的调查不同，曹锦清虽然是走马观花，但他是自己独立的调查，尤其重要的是，曹锦清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到农村走动，找到激发自己丰富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知识表述的经验材料。与其说是调查，不如说曹锦清是要借调查来表述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农村的思考和中国未来的关怀。调查在这里只是一种写作和表述形式，而不是一种研究形式。

第三种田野调查就是本文要重要讨论的我们叫做社会学时间单位的驻村调查，这样的调查，时间一般在10天到一个月，主要调查内容是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及村庄内部的治理机制与状况，在这类田野调查中，我们试图通过理解为什么同样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的差异，来理解不同区域农村社会性质的差异，从而理解中国农村这个抽象整体下面所包含的具体。我们要一个有丰富具体性的总体，而不只是“中国农村”这个庞然大物。也不是抽象地说中国农村是非均衡的。我们要回答中国农村是怎样地非均衡，从而为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中国农村的实践状况作出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解释（当然也不排斥其他解释）。

因为农村的政策后果都是摆在面上的现象，且不同中国农村地区的差异，是所有进入现场较多的学者都很容易看到的面上的事实，调查起来就相对容易，也比较好把握。比如，一个地区的村庄中，婆媳矛盾很大。而另外的地区，婆媳冲突早已结束，媳妇早已占据了家庭代际中的主动地位。婆媳冲突少但并非是婆婆的地位高。再如一个地区村级债务很高，村干部却不当回事，而另一个地区只有很少的村级债务，村干部却愁得不行。为什么？再如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十分轻松，还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难上加难。这是因为计生干部抓计生工作的力度不同引起的？还是其他？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多是可以在乡村社会性质的差异中找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有中国其他地区农村经验的关照下面来开展一个地区（往往住在一个村庄中）的田野工作的，我们的田野工作是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开展的，是以同样的自上而下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实践的差异来作为田野调查线索，并试图为这种差异提供一个富有地方乡村内在逻辑解释的田野调查，这样的田野调查就会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面为乡村社会定性，就会形成厚重的中国农村经验。这种调查既不是要服务于抽象的人类知识的进步，不是要与外国同行进行切磋，不是要在国际上为中国社会科学争光（当然，这些都不反对），也不是要直接来检讨具体的政策，不是政策研究，而是要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是要用概念来概括，用判断和逻辑来推演的，并接受逻辑批评和经验检验的，因此是可以证伪又可以深化积累的社会科学研究。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写作调查报告呢？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这个实践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又与农村社会内部的运转逻辑密切相关，而农村社会内部的运转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整体。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地点调查乡村治理，是在区域比较视野下展开的，是要揭示其与全国其他农村有所差异的治理机制的调查，因此，其写作的调查报告的重点就是乡村治理的模式。这里模式有两层含义，一是乡村治理内在的逻辑，二是一个地方特定的乡村治理状况及其中特殊的逻辑。因此，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调查报告称作村治模式，类似于人类学家称其田野调查报告为民族志一样，是一种写作的方案。

如何写作村治模式？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建立区域比较的视野。

其次，要将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乡村社会运作的过程、机制和后果描写出来。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很多，任何具体的调查和撰写的调查报告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政策实践的过程及其细节，因此，撰写村治模式不必全面而详尽，而是有所选择，有重点和方向，要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在与其他地区的调查及其他同仁关注的问题的对照中，写出当地最有特点的和最一般化的那些部分。

第三，要相对详细地描写当地人民的生活、社会和文化。也要对当地的经济、地理、历史有一个概述。过去我们关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中层概念，一是村庄社会关联，一是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也构成我自己最近几年撰写村治模式的主要关键词。但现在看来，仅仅停留在社会基础及社会基础的历史、文化和结构原因这些层面还很不够。最近一年多来，我们发现，因为快速的农村社会变迁及不同地区农村应对变迁的方式的差异，不同地区及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人群关于个人行动意义的考虑有了重大差异，价值世界的变动及其差异，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价值基础。也因此，近来关于农民家庭和价值观的状况，成为我们撰写村治模式所重点关注的方面。

第四，要将所有关于政策实践和村庄内部治理各方面现象的材料（我们称为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大致地组成一个有一定逻辑关系的体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写出其内在的逻辑及其特点，写出其中的发现，及写出可能会有的创新。要写出调查中所感所悟的顿悟式灵感与发现。在撰写村治模式时，会有一些明显重要却在逻辑上无法统合进去的发现、灵感和思考。这些材料是调查剩余物，但既然我们撰写的村治模式也不是最终的定论，也就应该让这些剩余物留在报告上面作为尾巴。

特定地区村治模式的撰写，最终还要经受其他研究者的批评及自己将来从新的角度利用新的材料进行的重写。在撰写村治模式时，我们要抱定的态度是，这只是一个中间产品，而不是结论，是要经过再调查、再写作及再批评检验的。只有经过持久的反复，我们才能拿得出关于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有厚重的内在把握又有恰到好处的逻辑抽象的关于中国农村这个整体的概念体系，关于可以有效把握中国农村整体的理论。这个理论能够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会在不同的农村地区有不同的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又可以理解农村社会本身的变迁及其内在的逻辑。

这是一个相对于如何撰写村治模式要宏大太多的抱负。

2007年11月5日晚

于江西鹰潭上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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