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为什么说社会科学还不是科学
——兼谈如何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在到川西平原调查之前，读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发现之前对于农村基层市场体系缺少了解，并因此试图在自己的村庄研究中引入市场的因素。按施坚雅的观点，村庄是被镶嵌在基层市场体系中的，不理解市场体系，就无法理解村庄，他甚至认为，只有基层市场体系才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合适单位，而村庄研究完全可以被包括到基层市场体系中。我始终对施坚雅的理论有些怀疑，同时又深感受到启发。

及至前不久到川西平原调查，才发现施坚雅用基层市场体系来作为农村研究单位，在川西平原的合理性。甚至川西平原就没有村庄而只有院子，所谓院子，只是三、五户人家的居民点，主要是依据农作方便而建在耕地边上的聚落。之所以川西平原会出现基层市场体系独大，而村庄和宗族都十分弱小的现象，与川西平原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有关，也与其特殊的土地制度、种植结构和水利条件有关。[1]川西平原的富庶，土地制度的高度市场化，和粘性土壤使得农作距离不能离居住地太远，所有这些特殊的历史与地理条件，使得川西平原的村庄和宗族不能发育起来，而基层市场体系则变得重要，且成为组织农民生活和理解农村各项事务的关键。川西平原是特殊的，但正是在特殊的川西平原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理解。

然而，施坚雅在特殊的川西平原的发现，不只是丰富了我们对农村社会的理解，而且曾几乎消灭了对手，即村庄研究和宗族研究变得可疑，且仅仅成为基层市场体系研究的附属物（黄宗智）。但在华北农村和华南农村，构成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恰又不是市场体系，而是规模巨大的村庄（北方农村常见）和超出村庄的宗族（南方农村常见）。因为华南、华北和川西平原的巨大差异，使得用任何一种范式，都无法说明中国不同农村的这种差异。

问题恰在这里，就是为什么施坚雅从川西平原研究中发现的基层市场体系范式有助于对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这种范式为什么竟有能力几乎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村庄范式和宗族范式？

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的特征，即其建构性特征。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是历史，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体。社会具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社会科学则是用概念来把握和推演社会，因为概念具有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的特征，概念的延展性是其活力的原泉，是其无限丰富性的一部分，是其建构能力及适应能力的表现。当我们用概念来把握社会时，概念总是对社会的简化而理想化的把握，如果概念的含义过于清晰，概念就不再能包容现实的复杂性，就不能为进一步的推演提供基础。

用概念来把握现实与历史（社会），总是先简化现实与历史。简化就会有问题，因为简化不能将历史与现实的丰富复杂性表现出来，但若不简化，则我们根本就不能对社会有哪怕一个侧面的认识，社会在我们面前是混沌一团。简化表达社会的核心是要有概念来把握社会的本质，但社会的本质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一旦概念化，对历史与现实组成的社会的表述就被固化了。因此，就不存在终极的对社会的表达，任何具体的表达都是有限的，都是有条件和语境的表达。

因为社会本身的无比丰富性，使得任何具体表达都不可能终极解决对社会的认识问题，就使得对社会的认识任务是无穷尽的，并且总是会随着当下的语境及问题意识来重新理解和解释历史与现实。正是这个意义上，“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就既包括了对历史的所谓客观认识没有可能，又包括了只有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才可以理解和发现历史的另外一些面向。

也正是因此，使得对社会的研究，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严重依赖于其感性基础。且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严重依赖具有共同知识的人群所赋予概念的意义。毛主席说只有理解了的事情才能更好地感受到。反过来也对，即只有切身感受到了的事情，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里，感性基础就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从感性经验中找到理性的话语（如概念），并以此来贯通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此即“悟”。二是不能仅仅是个人的感性，而且需要将概念化了的感性（理性）传达到他人的感性经验，从而使他们也可以从概念中体会到其中的感性经验基础。他人正是借他们的感性经验，而非纯粹逻辑思维来把握和理解概念所要传达出来的对社会的理解。

因为理性思考依赖于感性基础，就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只有有了厚重的感性经验，理性思考才有可能，二是如果理性思考脱离了感性经验，理性必然会出丑。

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必须要有两个步骤，一是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产生出理论，这个过程既依赖于研究者的顿悟与逻辑思考，又依赖于一个共享经验的学术群体。因为当前任何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已经有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就使厚重经验基础上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不可能不从已有研究中吸取营养。已有研究既为具体研究提供了可能，又为具体研究设置了障碍。离开既有理论，我们就不能形成可以积累的社会科学成果，我们也不会看到经验本身的多面性。若没有厚重经验，则既有理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只是看到了既有理论视野所能看到的经验，既有理论建构出一套经验材料来，具体研究被强大的既有理论所建构和解构了。

第二个步骤是让产生的概念不断地回到经验中并不断地在不同的对经验的解读中形成对话。要警惕新的理论成为我们认识经验的新障碍——虽然事实上必然会如此。

小结一下，历史学及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科学。只有感悟到了，才能理解。理性知识其实大多数不过是感性知识的逻辑化，而逻辑本身是可以多面发展的。理性知识的感性基础是十分重要的，展开来说就是经验本位。不怕认识不深刻，就怕没有问题意识。深刻的认识，往往也是片面的认识，而有了问题意识，就可以将经验的丰富性及其深刻性（本质性）逐步地展示出来。

鉴于以上所论，当前中国的农村研究，其要害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如何对待一般社会科学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无疑，一般社会科学为中国农村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在目前的中国农村研究中，西方一般社会科学具有相对超越的地位。西方的中国研究水准普遍较当前中国国内的农村研究水准高，但问题有二，一是西方的中国研究本身具有建构的特征，中国的中国研究要对此保持警惕，二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具有诸多未言明的前提和预设。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往往是在西方的既有语境下展开的，其具体研究与其语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候，若不加反思地与西方中国研究对话，或进入到西方的中国研究之中，则是进入其语境之中，就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认识中国农村才是我们要完成的任务。

因此，在借鉴西方的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西方的中国研究成果时，中国农村研究不能只是技术性及枝节性地展开，不能“科学”程度及规范程度太高，而必须有一定的整体性，必须就前提与预设提问，必须搞清楚中国农村研究的语境，从而建立起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性。这个意义上，我反对（或警惕）对话式的中国农村研究。

二是厚重经验基础上的概括和理论化，其中在厚重经验基础上的顿悟十分重要。

三是形成共同的经验及之上的理论范式。

四是保持对理论范式的警惕，不断地进行反思性的内部对话。

五是以我为主的吸收。

六是要有一个由不规范到规范再到反规范的路线。中国农村研究目前尤其要有大量不规范的创新思考，创新性问题意识，及顿悟引发的对农村经验的重新建构，经过10—20年的努力，中国农村研究不仅有了厚重的经验共识，主体性的问题建构及诸多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和范式建构，中国农村研究就可以进入一个相对规范的常规发展阶段。但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又需要一个新的反规范运动，从而使更高水平的规范的农村研究变得可能。规范阶段的主要成果是论文，包括实证主义的研究，技术性和枝节性问题的深入。不规范及反规范阶段的主要成果是随笔，是带有强烈革命气氛的调查报告，其中悟的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七是由不规范到规范的阶段，也是中国本土的农村研究队伍的形成过程，从而也是中国农村研究主体性物化（人化）的过程。

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田野调查（质性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经验研究浅尝辄止，刚进入经验即回到书斋，同时又对缺少对西方的中国研究的起码警惕，以为存在抽象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定量研究）是以为社会科学是科学，是可以在技术上中性展开的。

2007年11月2日晚上

于江西鹰潭上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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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的部分讨论可以参看贺雪峰：《川西平原的院子》，《关于中国农村区域类型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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