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几年前写的文章，在06年曾粘贴在乌有之乡，但后来和我的另几篇文章一起不在了。在又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并30年代经济危机8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将它重新贴出。

30年代危机及对新自由主义批判

叶劲松

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经济危机最一般的表现就是商品卖不出去，即生产过剩。对此，列宁曾说过，“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列宁全集》第2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根据马克思分析，在资本主义以前，货币出现以后，就已经有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原来物与物的交换变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买和卖由原来的一个统一的过程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过程，不论在时间上或者地点上，买、卖都分开了。某些人如卖后长期不买，则另一些人的商品长期卖不出去，这就使危机具有可能。

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赊购和延期支付。这种信用关系发展成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时，如甲不能对乙按时偿付债务，就要影响到乙的生产，通过乙又影响到丙、丁……。连锁反应使一系列信用关系破坏，从而造成很多生产者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这就增大了危机发生的可能。

当然，以上只说明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具备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不说明危机必然爆发。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比重很小，交换也局限在狭小范围。所以，当时虽出现买卖脱节、信用关系破坏，甚至某些商品生产者的破产，但不会动摇整个社会经济，即不具备经济危机的现实性。

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由以前的抽象的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资本主义使生产力较以前迅速得多的发展，商品生产、交换关系进一步扩大，整个社会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了，生产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水平。但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却和以前的封建社会一样，仍是私人占有。而社会化的生产要求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并由全社会加以管理和使用。这样，社会化的生产和生产资料及产品被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0页）。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不断地改进技术，采用新机械，加强生产管理，调整劳动组织，使各企业内部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决定了这些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等等，都由资本家个人决定。私人占有把整个社会的经济统一割裂开来，“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市场上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占统治地位”（《反杜林论》第269页）而资本家都力求通过改进生产，扩大规模来赢得竞争胜利，这导致数量更多的商品加入竞争，使竞争愈演愈烈，社会生产无政府状况加剧。本来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及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有生产资料替换、产品间衔接等关系而必须相互交换。但社会生产的严重无政府状况使两大部类、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当这比例失调相当严重时，必然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性的买和卖脱节，从而爆发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总是盲目地、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造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但资本家扩大生产并不是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造成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具体表现为，资本家为更多获得利润而千方百计压低工人的工资；小生产者因为竞争力差而大批破产，高效率的新机械设备的采用使工人大批失业,使这两部分人购买力大大下降；还没破产的小生产者，因为竞争能力差，也只能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因此，市场扩大远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因此，生产过剩只是因为广大人民被资产阶级剥削，使广大人民支付能力有限造成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而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

萨伊理论及继承者----供给学派

30年代危机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论（或称“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论）风行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萨伊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认为，任何产品，生产者除了自己消费以外，总会用它来交换所需要的其他产品，因而任何产品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或者说，任何产品的生产形成了有关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而人们的收入不是用于消费便会用于投资；消费形成对消费品的需求，投资形成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于光远主编《经济大辞典》第210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按照萨伊的观点，似乎无限扩大投资就会无限扩大需求。并且不管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工人收入怎样少，工人生活怎样贫穷，对需求都没有影响。因为人民再怎样贫穷，人民消费形成的需求再怎样少，但因为资本家收入多，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形成的需求足以弥补人民消费需求的不足。

萨伊认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易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因此他认为，“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换中，一方付出自己的产品，同时也就获得自己需求的另一方的产品，销售和购买是一致的。生产就是消费，供给就是需求，产品都能在交换中找到销路，实现价值。对于市场上货物充斥，无法售出的状况，萨伊不认为是生产过剩，而是认为供给不足，即与之交换的某些货物生产太少造成。而且他认为，靠市场的调节，这种状况不会太久存在。他说，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

萨伊还从生产自创销路出发，演绎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如生产者越众多，产品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可以帮助其他企业成功；激励生产是贤明政策等。“总之这些论调就是宣扬资本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可以永远无冲突，无危机地发展下去。”（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455—456页人民出版社）

30年代前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现在“时髦”但实质保守的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大肆鼓吹萨伊理论的目的在于：首先，萨伊理论“证明”资本主义无经济危机，是宣扬资本主义社会完善性和合理性的理论武器。其次，“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宣扬“供给（或生产）居于首先地位”，从而宣扬保证资产阶级获取超额利润应居首要地位（因为据说这些利润会用于投资、生产，产生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它宣扬保证资本家利益的重要性，为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为政府极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并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提供理论辩护。

因此，一切符合“供给居于优先地位”的言行，一切能使资产阶级获得超额利润的言行都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道理”.反之，都认为大逆不道。所以，压低工人工资，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将工人开除厂，削减社会福利，对富人减税，都被认为是降低成本，保证资本家利润，从而保证资本家“投资热情”，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正确”行为。而工人（或工会）反对压低工资，反对失业的行为，以及要求增加工资，要求社会保障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增加成本，从而 削弱资本家投资热情，有害经济发展的“错误”行为（这种新自由主义论调在我国有关西方经济的报道和文章中经常也能见到）

但是，萨伊理论是建立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在物物直接交换情况下，生产每一种产品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另一些产品的需求，即：生产的产品卖出去是为了换回自己需求的另外一些产品，买和卖是同时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直接的物物交换早为发达的商品流通（它是用货币进行交换）所代替。生产一种商品也根本不是为了换回自己需求的另一些商品，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买和卖脱节成为普遍的必然现象。而资本家为在竞争中战胜对手，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为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残酷压榨工人，必然使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最终不可避免会发生全面的生产过剩。所以，萨伊理论建立的基础就是脱离实际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早已被19世纪以来的各次经济危机所粉碎。马克思指出：“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抛弃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而30年代危机，只不过是进一步证明萨伊理论是陈腐不堪、愚蠢不过的教条。于光远先生也认为，“事实上，旨在攫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有限性，否定了萨伊法则所谓需求无限的观点，证明了资本主义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经济大辞典》第2104页）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其成员是一群现代的萨伊。于光远先生认为，供给学派是“着重从供给方面考察经济的现状和寻求对策的一种经济理论和流派。相对于强调经济的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而言。”供给学派“以庸俗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为理论基础，认为美国经济的症结是‘供给不足’，特别是资本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投资不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失去竞争力。”（《经济大辞典》第1417页）吴敬琏先生也认为，供给学派“否定凯恩斯主义，重新肯定萨伊定律……该学派倡导者们在理论上昭示：要‘回到萨伊那里去’，即主张恢复萨伊的‘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定律。认为，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由此，他们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为了增加供给，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吴敬琏、张卓元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百科全书》第61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里，供给学派无视相对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导致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并经常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现实；无视资本输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投资饱和，过剩资本在国内不易找到有利投资场所的现实。这些现实都证明美国根本不是“资本供给不足”、“投资不足”。相反，这些现实证明“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的荒谬。供给学派关于“美国经济的症结是”“资本供给不足”，“投资不足”的言论，是表示资本的“珍贵”。供给学派企图以此证明资产阶级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加大劳动者劳动强度等方式残酷剥削劳动者以攫取更多利润的“合理性”；证明资产阶级政府通过给资产阶级减税，削减甚至取消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来增加资产阶级利润，损害劳动者的行为的“合理性”。这充分表明供给学派理论就是为资产阶级狭隘利益摇唇鼓舌的资产阶级御用经济学的实质。供给学派为了批驳凯恩斯学说，证明其理论的正确，甚至说，30年代大危机不是由于需求不足，而是由于供给受到严重干扰造成的。那么就让事实来说话。

3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1920—1921年危机后，美国工业经济出现了新的高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张的经济实力，为这次高涨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美国在一战中加足马力生产军火，使工业机械设备更新严重不足，住宅的新建和维修很差（例如，1916----1920年，房屋修建费用甚至比战前还低28%），为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和住宅建设提供了很大的国内市场。另外资本家对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采用分期付款等方法，使国内消费品市场也有暂时的扩大。美国还利用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因为战争使经济大为削弱的情况，向西欧进行大量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夺占国外市场。这一切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3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已超过1913年42%，而英、法工业生产还不到1913年的90%，德国工业生产甚至还不到1913年的一半。

美国垄断资本在抢占更大市场份额，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认为应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为此，实行标准化大量生产，全力采用自动传送装置等新技术装置。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的发展，都有助于大资本家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剥削工人。泰罗制得到进一步“改进”。福特汽车公司最先采用了流水作业和传送带作业方法，之后，其他大企业也随之效仿，组织生产劳动。大的垄断资本有了打败较弱竞争者的强大武器，大量中小企业势必破产，大垄断组织的霸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并使美国工业生产急剧膨胀。到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较第一次大战前增加72.2%，机床、汽车和石油成几倍地增长。1929年产量，汽车为535万辆，石油为1.37亿吨，钢为5600万吨，生铁为4300万吨。美国工业生产了资本主义世界将近一半（约48.5%）的工业产品。

20年代美国工业高涨，投机与发财的狂热好象永无止境似的。美国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们盛赞推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美国“新资本主义”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将消灭贫穷和危机，进入了“永久繁荣”阶段（类似的论调在90年代美国“新经济”情况下再次出现）。这种关于美国经济“繁荣”的颂扬论调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巩固性，并被用作反对马列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美国20年代经济来“证明”“福特战胜了马克思”，市场经济优越于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20年代“繁荣”期间，美国工业的增长率远低于同期的苏联工业增长率。

但是，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因此，经济的不稳定已从几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各地区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在工业方面，20年代的工业高涨，主要出现在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等生产资料工业，以及无线电、人造纤维等新兴工业。相反，与人民的基本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工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及制鞋业增长缓慢乃至生产下降。

另外，当美国工业在20年代较快发展时，美国农业则处于停滞状况。由于美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造成对国内农产品需求不振；与劳动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工业，因为市场需求不振而发展缓慢乃至下降，使这些工业减少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加上美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弱于加拿大和阿根廷，使美国农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处于停滞乃至下降状况。这些原因使美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并引起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业生产者收入下降。1920年农产品总收入为135.6亿美圆，1929年下降为119.2亿美圆。“在全国约600万户农民中，每年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价值达4000美圆或略高于4000美圆的不及1/10。1929年，半数农民每户平均现金收入不超过350美圆。”（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50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以下简称《简编》）

“起始于1920年的长期农业萧条，使美国农民陷入贫困，并使他们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只是赔本。这种农业萧条的恶果，表现为收入、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的下降。”（[美]阿瑟.林克《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1900》）

而美国经济不稳定的最严重的表现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造成美国贫富悬殊加剧，从而使社会需求严重不足，生产与消费间矛盾异常尖锐。“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有生产过剩，又有消费不足’”。（[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一册4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下简称《梦》）

资本主义生产和人民的消费间的冲突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32年，美国经历了共和党的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届政府。“哈定总统长期以来就是特殊权益集团的仆人，他创立了一种政治理论，他的继任者柯立芝总统故弄玄虚地把它解释为‘美国的事就是做生意。’”这是美国政府充当资产阶级的“仆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借口。美国政府想垄断资本所想，执行自由放任政策。因为自由放任使“金融家和实业家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政府尽量使自己的政策适应他们的需要。”因此，充当资产阶级仆人的政府“没有任何为劳工着想的计划。它关心生产，而不关心消费。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大公司繁荣的时期。在这种繁荣中不论是劳工或农业都没份儿。这种繁荣造成了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均的现象（[美]L.杜蒙德《现代美国》第396、39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以下简称《美》）。

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是真正“关心生产”，他们尤如萨伊一样，是以关心注重生产、关心注重供给为名，来为只注重关心资产阶级利益的仆人行为提供一种“超阶级的”“正直的外表”。使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政治行为披着纯经济行为的外衣。美国政府以“关心生产”，刺激投资者投资积极性等为名义，“自由放任”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以榨取剩余价值。“据美国经济情况调查委员会统计，1919年----1927年八年内，制造业每一工人的劳动率增加了53.5%，每一铁路工人的劳动率增加了17%，因此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例如，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19年为126.8%，1925年为155%。”（《简编》第511页）因此，“从表面上看，美国人民经济上似乎从来没有象在1929年那样兴旺。然而，繁荣的好处分配得如此不均，如不进行调整，繁荣就不能持久。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中增长部分，工业和财政资本家占有太多，工人相对说来受到损失，农民则更是大倒其霉。例如，从1923年到1929年，公司利润增长62%，股息增长65%，而工人的实际收入仅增加11%（据《简编》511页数据。该时期工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不到4.5%----笔者注）。到10年繁荣的末期，国民收入如此庞大的一部分被一小撮最高收入者囊括而去，以致美国装配线旁和农场上的男男女女很难有钱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例如，到1928年，住房与汽车已有生产过剩的迹象。”（《1900》上册第297页）

资产阶级不仅残酷剥削工人，而且将大量工人抛向街头。由于“繁荣”时期企业开工也严重不足（1921年---1929年，冶金、石油加工、汽车制造、采煤等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也只在60—70%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合理化”，使雇佣工人受到排挤，工人不断被逐出工厂（例如，1927年美国工业的生产量比1919年提高了26%，而同期工人数减少了11%）大批工人失业是20年代的经常现象。1921年到1929年，美国平均每年有220万失业者。工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收入来购买生活用品的，当工人失业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购买能力。几百万工人的失业和半失业，既使美国的贫富悬殊增大，又引起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的缩减。而资产阶级还故意通过保持失业大军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这一切使供过于求及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事实证明，技术进步只是用来替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利益服务，必然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使技术进步的意义受到歪曲和糟蹋。在号称“人道”的，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成为失业和社会对抗增长和尖锐化的根源。正如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无限度的竞争，造成劳动力大量闲置，也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转引[美]劳.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7页，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

资产阶级还通过税收“劫贫济富”，进一步剥削劳动者。共和党政府一方面大搞销售税，“这些税重重地压在穷人的肩上，减少了消费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组成的“财富集团始终反对所得税。”而由大资本家出任的“财政部长梅隆在哈定和柯立芝两位总统的支持下，坚持认为，这些捐税（所得税---笔者注）阻碍企业的发展，应当加以废除，梅隆的论点符合这一原则：促进全民福利的最好办法是对生产给予一切鼓励，而不必对分配和消费问题给予多大考虑。”（《美》第400页）在今天，我们也经常看见资产阶级通过其豢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府讲出具有类似理由的减税要求。资产阶级通过税收“劫贫济富”，进一步剥削劳动者，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资产阶级倾斜，却说什么“不必对分配和消费问题给予多大考虑”，并侈谈这是“促进全民福利的最好办法”。

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把其狭隘的，通过剥削劳动者获取的见不得人的阶级利益，用冠冕堂皇的言词来掩盖。所以，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的美国历史学家杜蒙德在评价他的打着“议会制民主”、“自由经济”的招牌的国家时也写道，“国家政策不是决定于国家利益，而是由在经济上拥有强大势力的少数人来决定的……而国会只不过是徒有制定国家政策的虚名而已。”（《美》第404页）

在“自由放任”资产阶级肆意剥削劳动者的情况下，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资产阶级大量攫取，“根据联邦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国内占人口1%的最大的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33%；而占人口87%的广大人口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只占8%的财富，而他们的人数在1.04亿人以上。”（《简编》第510页） 而当时全美国人口只有1.2亿左右。

20年代，资产阶级及共和党政府极力以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来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而今新自由主义也是这样来宣扬90年代的美国繁荣）。30年代危机发生后，罗斯福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认为，这种繁荣掩盖下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造成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他们的这种认识，与萨伊理论以及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经济最主要问题是投资不足、生产不足、供给不足的观点以及“不必对分配和消费问题给予多大考虑”的观点相冲突。“总的过程所牵涉的还不仅仅是总生产量和财富……制成品工业生产中所得的利润的公平分配的程度，是用来判断人民的一般福利的唯一标准……失业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缺乏工厂设备（这种设备从来没有充分利用过）而是缺乏消费。据估计，在这一期间，一般人每年只购买一套衣服；在许多城市差不多有一半的住宅都没有电灯和取暖设备；城市家庭9/10没有电气冰箱……由于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利润落到资方手中而没有落到劳工手中。物价并未上涨，但物价应该下降而没有下降，商业和工业联合组织对竞争所施加的限制，使企业公司维持原价，虽然单位生产成本已经下降（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实际是力求搞垄断。而现在的一些“精英”却把垄断资产阶级主要用来嘴上说说的，或者主要要求别人做到的自由竞争大加推崇----笔者）。

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不但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少得可怜，就是他们的货币收入也少得可怜。700多万个住在城市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1500美圆，1500万个家庭的收入不到2500美圆。已经发表过的政府的或者私人调查者的研究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说明这些家庭过着高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我们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倘若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比较充分的生活简单必需品，那么美国农场和工厂的生产能力便可得到充分利用。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俄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适宜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美》第447、448页）

罗斯福认为，30年代危机原因不是后来供给学派认为的“资本供给不足”，而是因为人民购买力的低下。他说，“我们的基本困难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购买力分配不足，加上生产中的过份投机。”（《美》第499页）他还说，“对于人类使用的几乎一切用品和工具进行过度投机和过剩生产……千百万人被安排去劳动，就是他们双手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他们钱包的购买力……根据不可抗拒的供求规律，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结果是失业和工厂倒闭，于是就发生了1929年到1933年的悲惨岁月。”（转引自刘达永《罗斯福的“社会保险”政策及其政治色彩》《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以下简称《刘文》）。

我国一些学者跟着新自由主义宣传私人企业、自由市场经济能高效率地、合理地配置资源的言论。在谈论平等和效率时，他们总说自由市场经济能保证效率。不仅30年代危机粉碎了这种陈词滥调，即使在2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黄金年代”中，一方面半数以上的美国家庭不能“过着高于勉强糊口的生活”，另一方面美国农场和工厂的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而得不到充分利用。这能叫高效率、合理配置资源？这叫保证了效率？这造成巨大贫富悬殊，从而证明其“分配制度的不适宜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的经济能合理配置资源？这些言论或者鹦鹉学舌而无视现实，或者叫无耻地为资产阶级“高效率”地攫取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剥削行为辩护。

与一些学者大肆宣传的国营企业将造成垄断，而私人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将会产生自由竞争，从而在价格等方面给人民带来好处的说法相反，在1929年，“大量美国工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官僚主义企业，并能在萧条开始以后一个时期内人为地维持高价格。工业利润之高越出常轨，联邦税收政策偏袒富人。这种情形，也加深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1900》中册第5、6页）

新自由主义以及它们的先辈不断宣传，市场经济下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自由追逐，将使人民受益。在我国就常听到资本家主观为自己谋财富，客观为人民造福之类的话。在这一点上，宣传这类言论的人，远没有罗斯福诚实和坦白。罗斯福在对30年代危机的反思时认为，自由放任下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放荡无羁”的利己行为，使广大人民“天诛地灭”，而不是“精英”所说的“为人民造福”。罗斯福说，“有些经济学家仍在试图找出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在1929年遭受挫折。我虽然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但我认为我是了解的。使我们遭受打击的是十年的放荡无羁，十年的集团的利己主义----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表现在这种思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结果是，98%的美国人口遭受到了‘天诛地灭’。”（转引自《刘文》）

当然，罗斯福以及把他的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凯恩斯等因为阶级局限性，企图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经济干预，在分配方面对工人阶级作少许让步，实现“公平分配”来解决需求不足，来解决危机问题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资产阶级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分配。但是，他们比起宣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不会造成需求不足的萨伊理论信奉者来说，他们更肯正视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因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存在贫富悬殊，存在需求不足的不治之症。而且，通过国家经济干预，对减轻需求不足，减轻危机程度方面，也的确起到一定作用。而这是新自由主义恼火的。因为罗斯福作法和凯恩斯理论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宣传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和完善性的否定，也揭露了他们理论的伪科学性。因此，从罗斯福执政起，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别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就把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有限的改良“改革”描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隐蔽的社会主义”。而这正暴露新自由主义不能正视现实的保守性。

30年代经济危机及萨伊理论的再次破产

30年代大危机是从20年代“繁荣”特别明显的美国开始的。美国工业生产总指数（以1923---1925年为100）在1929年5月为126，以后逐月下降。到10月共降低5点，降为121。但30年代危机是从1929年10月股票行情狂跌而爆发。

1929年9月，美国的一些股票投资者，察觉到美国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已悄悄来临，股票的价值将会下跌，因而开始抛售股票。10月20日，股票开始惨跌，股票持有人大量抛售股票。“10月24日那个‘黑色星期四’，证券市场就完全陷入恐慌之中。成交额近1300万股；价格下跌之速，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赶不上。”（《1900》中册第8、9页）10月29日。纽约股票交易更出现空前疯狂的抛售，成交额近1650万股。美国各大公司股票价格下跌30%以上。月底，股票所有人损失已达150亿美圆。

当然，股票行情的狂跌和证券交易所的破产，不是危机产生的原因，而是危机发生的表现。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购买力缩小，造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市场，堆满仓库，而流通遇到障碍，生产受到限制。此时资本家将要用缩小生产，更加压低工人工资和大量解雇工人来度过危机。劳动者的购买力将再被缩小到极低水平，从而使生产过剩、商品萎缩更加严重。正是这，才引起股票持有人抛售股票，引起股票行情的狂跌。

虽然萨伊认为生产产生供给，从而自动产生需求。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只是“一种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抛弃的空话。”危机时，资本家决定生产、投资似乎从来不遵循萨伊定律。资本家根本不会采用萨伊关于生产自动创造销路；每个企业增加生产为别的产品增加销路，从而减少社会生产过剩；增加生产是贤明政策之类“理论”行事。而是采取减少投资缩小生产的措施。

不仅股票持有人以大肆抛售股票来撤出股票投资，美国在有价证券方面的投资额也大幅下降，股票和债券的新资本发行额，从1929年的100亿美圆减为1930年的70亿美圆。1931年的30亿美圆，及1932年的10亿美圆多一点。由于30年代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在美国的证券投资大幅度萎缩，美国在国外的证券投资也一落千丈。美国购买的外国有价证券，从1928年的13亿美圆，降低到1931年分得2.5亿美圆，1933年仅160万美圆。

1929年11月，胡佛还根据萨伊理论，多次劝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企业自愿基础上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他相信生产自创销路。但现实情况是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存货堆满仓库，定货急剧减少，迫使资本家缩小生产。到1929年年底，工业生产总指数比10月份下降25点，比5月份下降30点，降到96点。30年代大危机，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6%，而2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最‘繁荣’的美国工业生产更下降了48.2%，大约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

因为20年代资本主义拼命进行固定资本更新，拼命扩大再生产，因此，生产资料部门发展最快，而过剩也最严重。所以，危机时生产资料部门减产也最大，减产达72%。

20年代美国生产资料部门，煤炭行业增长较慢，危机中采煤量减少40.9%。20年代冶金行业增长较快，危机中生铁产量减少79.3%（为此，美国在危机中毁掉了92座高炉，只有44座进行生产）钢产量减少75.8%。煤、生铁、钢产量分别倒退了28年、36年和31年。美国的机车制造业、车厢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的产量分别下降了94.6%，、97.3%和74.4%。在危机年代，美国生产资料的总产量甚至不能补偿它的自然损耗。供给学派认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保证“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而30年代危机的现实和战后的经济危机，都证明这只是供给学派无视事实，宣扬资本主义“合理性”和“完善性”的陈词滥调。

据一些鼓吹私有化的学者说，私有制、市场经济能高效率、合理利用资源。而这时市场经济的美国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大片的机器‘墓地’，长达几十公里的工厂区死气沉沉，工厂里数以百计的烟囱不冒黑烟，大门紧闭，厂用铁路上野草丛生，高炉零落不堪，矿井积水盈矿。”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是生产凋零和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反，在社会主义苏联，工业生产蒸蒸日上，飞速发展。

30年代危机就象发生了一场社会大瘟疫，它使“繁荣”一时的美国经济大倒退。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讲，“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0年代危机，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垄断资本为了获得利润，一方面竭力维持垄断价格，一方面竭力转嫁危机，通过大批解雇工人，缩短开工时间，压低工资来降低“人工成本”。资本家企图以此渡过危机，（即使现在，这种牺牲工人利益来解决危机的措施在西方也常用。它也被新自由主义和我国的一些“精英”所肯定。）这造成无数工人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危机最严重时期，完全失业人数在1500万以上），在业工人工资降低。这使在业工人的 生活条件恶化，而失业工人的生活更是贫困不堪。“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量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梦》第43页）

嘴上经常高喊“人权”的美国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胡佛政府，企图用饥寒交迫来“教育”工人，他们认为，经过饥寒交迫的工人能接受资本家给予的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他们反对联邦政府救济法。理由是如实行救济，有使工人不想干活的危险（而现在包括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也重弹之类老调，说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有使工人懒惰的危险，并以此要求大砍社会福利）相反，他们还要用造成物价上涨，从而削减人民购买力的销售税（这主要由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雇员等承担）来弥补政府救济资本家的大公司和对公司、个人所得税的减免造成的财政赤字。他们企图用这种劫贫济富的方法使人民更加饥寒交迫。为此，资产阶级“发起了一个激烈的配合一致的运动，反对使用公款救济失业者并且要求征收销售税来平衡财政预算。这个活动从没有停止过。它们决心要使财政集团不致担负救济或复兴的负担。总之，工业家们不肯承认---或者至少不肯根据这个基本原理行事，即一切有见识的经济学家现在都承认的一个基本原理：复兴有赖于群众购买力的恢复。不管他们怎样在口头上侈谈高度机械化文明的经济稳定要求人民享有广泛经济平等，他们却否认一种最后使60%的国民财富落到2%的人手中的制度有什么根本的毛病。”（《美》第494页）

对于胡佛政府只救富人不救穷人的作法，胡佛却用“曲线救国”似的“经济利益逐层渗透”论来辩护，即“只要大公司得到繁荣，千百万失业劳动群众最终也会得到好处。”胡佛政府要失业群众等到长远以后公司状况好转，公司雇佣工人来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但工人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失业了，又不予救济，就等于剥夺他们及其家属生存的权利。1933年初，罗斯福执政后，在讨论联邦政府办救济时，罗斯福后来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政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对于罗斯福提交国会讨论的，由霍普金斯拟定的救济方案，“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梦》第119、120页）

由于几千万失业者和家属无钱购买食物，造成美国农产品“严重过剩”。农业资本家为了消除农产品的“供过于求”，以保证农产品价格不致下跌太多，他们大量烧毁庄稼，砍伐果树，将大量牲畜屠宰后抛进河里或山沟，大量销毁棉花、牛奶等原料和食品。“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极低，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梦》第49、50页）

因此，成千万的美国人在饥饿中挣扎。美国垄断资本办的《幸福》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只有1.2亿人的美国，“‘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人的事例，《幸福》杂志、《旧金山记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不少。”“千百万人只因象畜牲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千百万人靠流浪乞讨，吃野菜野草，吃垃圾中腐烂食物生存（《梦》第57、56页）。在其他国家，农业歉收时可能发生饥饿和饿死人的现象。而在最富裕，最“人道”靠市场经济能“高效率、合理配置资源”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大量销毁包括“过剩农产品”等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千百万劳动者却因为生产了“过多的”社会物质财富而忍饥挨饿，不少人甚至饿死冷死，或者不能忍受饥寒交迫折磨自杀身亡。正如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所说；“资本不光靠剥削劳动来生活，象显贵的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他的奴隶们陪葬，即在危机时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0页）这种情况充分暴露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残忍性、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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