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费的社会问题和低学费的可行性

叶劲松

　　2000年高校学费上涨20%多，达到每年学费约5000元（加上书费、杂费及住宿费、每年要交6000元以上）。在近几年居民人均收入仅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失业风险增大（即收入稳定性变差）的情况下，高校学费却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种收入和收费呈巨大反差的发展趋势，使一般工薪族和农民等弱势阶层生活压力很大。

　　据1999年9月23日《金融时报》的资料，“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平均至少约需一万元左右。而据对上海市民的抽样调查，将近50%的家庭的承受力在每年3000元以下；1/4的家庭的承受力在4000—5000元之间。”即75%的家庭的承受力在年5000元以下。而据另一调查，广东的情况也与上海相类似。我国经济最发达，市民最富裕的上海、广东的大多数市民承受力尚且如此，那么其他较落后省份的市民和几亿更加贫穷的农民，对高学费的承受能力肯定更差，生活压力更大。

　　高校扩招和学费高涨的发展趋势，使进入大学的成绩门槛越来越低，而经济门槛越来越高，能否跨进大学，以后将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贫富状况。这时，肯定会出现许多成绩好的穷人子女（因为不能支付学费）不能上大学，许多成绩较差的富人子女却能上大学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低学费未扩招时肯定是违法的，而现在变成了合法的。因此，收费改革有利富人而不利穷人的结果是很明显的。这样，享受高等教育并不能随着扩招变成一种普遍权利，反而成为强势阶层子女才能享受的特权。对绝大多数弱势阶层子女来说，高等教育将是他们无法享受的奢侈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虽不是决定其今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可以这样说，高学费造成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制度，产生非常不平等的结果，它有利于使富人的子女获得最好的地位，却要广大贫穷人家子女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并形成贫穷阶层子女因为贫穷而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又因为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大多只能干些脏累活而继续贫穷的恶性循环。这高学费犹如复印机、克隆技术，将对社会现存贫穷状况进行复映、克隆，大体地使其固定下来，延续下去。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认为，以高学费为主要内容的学费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收费的问题”，是“事关广大低收入家庭优秀子女的入学问题，事关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事关我国人才培养来源渠道的问题”（《南方周末》2000年8月31日）。

　　有种观点认为助学贷款这种形式的消费贷款可以解决广大贫穷家庭优秀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但这种观点太过于乐观。1981年里根上台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教育支出等社会福利支出，教育也要市场化。这加剧了美国高校学费的上涨。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8月15日刊登了阿伦·伯恩斯坦写的一篇封面文章，题目是《不平等——贫富悬殊如何对经济造成损害》。文章引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凯恩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80年代，美国80%的大学生上学的公立学校，学费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上涨了49%。报告说，贫富悬殊和学费上涨使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难上大学。最高层部分家庭的孩子现今取得学士学位的占76%，在1980年是31%。而以最低层的美国家庭中，现在上完大学的人不到4%，在1980年是6%。

　　美国有比中国更完备的消费贷款、助学贷款制度，在80年代10年间学费上涨49%（即年平均上涨约4%）的情况下，就造成这样的穷人子女更难上大学的局面。而我国90年代学费不断上涨，近几年学费更是年平均上涨20%。按此计算，1999年、2000年两年学费共约上涨44%，再考虑到这两年物价负增长，因此可以说，扣除物价因素后，我国仅这两年的学费上涨就基本达到美国公立大学80年代的学费上涨49%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国穷人子女难上大学的状况将比美国更加严重。

　　美国《商业周刊》还写道，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低收入家庭子女更难上学等趋势，可能预示着更糟糕得多的情况将会来临：收入悬殊对技能造成损害，不平等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该文章还引用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告诫：“分成有钱人和穷人或者分成受过良好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社会，是不能保持繁荣或稳定的”。

　　与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官方人士对不平等和穷人子女难上大学，将使经济造成损害的判断和忧郁相反，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提高学费将使穷人子女难上大学的不平等状况视而不见，反而对此大唱赞歌，称颂将拉动经济，拉动消费。有种观点提议“新增学生一律实行自费且每年支付学费一万元，那么，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元，学生在校消费也将达40亿元”，因此有总额超过240亿元的“教育消费”（转引自2000年7月24日《工人日报》）。但我国农村户均存款不足5000元，一般城镇居民户均存款不过2万多元。而且，这些存款还要应付疾病、失业、买房、养老等情况。请问有多少城乡居民有承受这种一年1.2万元，四年大学生活共4.8万元费用的能力？再说，这种“教育消费”实现前的积蓄准备期很长，所以，高学费反而压抑了人们目前的消费欲望而增强了储蓄倾向。一些本来目前可以实现的实际需求，变成了将现在的钱存起来买将来的“教育消费”。这种目前节制购买的“货币蛹”现象，反而加剧了当前的消费低迷。有的专家说的好，提倡高学费来拉动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学的耻辱。这再一次证明了某些经济学家不懂得从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思考，却“盲人摸象”似的片面看待问题的固疾。

　　还有一种为高学费辩解的说法，说是提高学费后，穷人的子女将有压力，这压力变成动力，促使其专心、努力地学习。按此说法，我国50到90年代初在低学费或免学费的情况下学习的大学生就不知专心、努力学习？2000年9月18日《中国教育报》的两篇报道也与这种说法截然相反。一篇题为《美国大学新生压力重重》的报道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叽分校最近作了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证实，1/2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后便急着打工挣钱以付学费和维持生活，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采取了‘全职’打工，即每周打工40小时以上。全美学生联合会主席肯德拉·戴维斯分析说，为了交清学费，大学生们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业。如果说以前大学生们最担心的是如何考试过关，那么如今则为难以应付高额学费而忧心忡忡”。另一篇题为《奥地利高校的助学金制度》的报道说“为全面普及国民高等教育，奥地利各类大学一般不收取学费”。为进一步减轻大学生的负担，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助学金体系，它通过不同渠道，以各种方式资助在校的大学生，使他们特别是贫困学生能更好地专注于学习，尽快完成学业”。是减轻经济压力，还是借高学费来增加经济压力更有利于学生专心学习呢？美奥两国对比说明，高学费不能使学生专心致志学习，将有害学生的学习，最终将损害教育事业。而免学费或低学费不但体现公正、平等，也有利于学生专心学习。另外，瑞典、奥地利等国采取“不收取学费”能真正普及高等教育。而从我国的情况以及美国《商业周刊》的报道来看，收取高学费只能在富人阶层子女中普及高等教育。

　　我国高校现在不能实行低学费，重要原因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太少。从而要求其子女要入学的居民，对教育以高学费形式大量投入。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资料，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7%。120个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的国家总平均为4%，而我们中国仅为2.6%，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在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位于第96名。再看看我们周边国家：日本4.7%，韩国4.5%，新加坡3.3%，俄罗斯4.4%，马来西亚5.3%，泰国3.8%，蒙古5.2%，印度3.8%，尼泊尔2.9%，巴基斯坦2.7%，越南3.1%，不管比我们发达还是比我们落后的国家都比我们高。据2000年6月9日《人民日报》，被美国封锁已达几十年，经济困难的古巴，“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6.3%。”因此可以说，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在世界上，我国是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与我们常常听到的教育为本，科教兴国很不相称。

　　而据2000年10月27日《中国教育报》的资料，我国教育费用的比例还要更低些。该资料显示“近几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0年为3.04%，1992年为2.73%，1993年为2.54%，1996年为2.46%，1997年为2.50%”。总体来看，教育费用投入所占比例趋于下降。离国家提出的在本世界末（即2000年）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应占GDP4%的目标越来越远。90年代下半期，这个比例约比应该达到的比例低一个百分点。据2000年11月14日的《中国教育报》刊登的《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7%。“1999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为14.49%，比上年的15.32%减少了0.83%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提出的教育支出增长速度应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要求没能实现。即使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能猛增到3%，距4%的目标仍差一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GDP将达近9万亿元，差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少近900亿元。也就是说乐观点估计，本世纪末的2000年，我国实际财政性教育投入比应该投入数少近900亿元，悲观点估计则少上千亿元。即使90年代下半期各年的GDP约六、七万元，每年差一个百分点就是每年教育投入差六、七百亿元。也就是说，90年代下半期几年中，国家实际财政性教育投入比应该的投入的少3千亿元以上。2006年6月7日《参考消息》,刊载的题为《医疗教育负担制约中国家庭消费》的外国文章写道：“中国政府每年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3％,居于亚洲最低国家之列。”即几年过去了,我国还未达到国家要求：在上世纪末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应占GDP4%的目标。而且距目标还差一个百分点。现在似乎没听说这个目标了,更没听说未达到这个目标应追究谁的责任（虽然我们常常听说我国完善了责任追究制度）,也没听说为达到这个目标应采取什么措施。现在我国年GDP达18万亿元,差一个百分点就意味每年国家对教育少投入1800亿元,也意味着我国在21世纪的前5年中,国家教育投入比应达到值至少少6000亿元以上。我国这个以经济全球瞩目而骄傲的国家,打算用多少时间摆脱国家教育投入与GDP之比“居于亚洲最低国家之列”呢。

　　虽然我国在教育方面投入很不够，但在某些方面的开销却很大。在1994年，我国有1，200亿元公款吃喝开支。1993年，光新增轿车一项，国家支付的购车款和养车费约700亿元。加上存量的轿车，财政为此支出的购车、养车费共约1，890亿元。占1993年财政支出4982.47亿元的37.93%。1993年的国内公款旅游支出也达160亿元（黄苇町著《中国的隐形经济》第170、17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三项相加共约3，200亿元。这几年这三项公款消费又有急剧增加，肯定远超过3，200亿元（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这三项之和现已达9000亿元）。由于公款挥霍太多，国家对教育投入必然很少，所以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9年，如按全国大学生400万每个学生4，000元学费计算，总共也不过160亿元左右的学费。所以，即使我国实行免收大学学费，也不过多支出160亿元（实际上，由于老生的学费低于新生的学费，所以其支出远不到160亿元），仅为几年前公款吃喝，公款购车养车和公款国内旅游费用的1/20。我们不是说几千亿元公款消费全是腐败，也不是说这些消费全不应该，但至少可以说其中存在有极大的浪费。我国每年能负担几千亿元的公款消费，不能负担一两百亿元的学费是说不过去的。只要我们不是满足于嘴上喊喊,而是真正决心实现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在这几千亿元公款消费中挤出1/20到1/10的资金保证低学费的实行，是完全能行的。看看古巴被帝国主义封锁、制裁,经济较困难,但仍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全部居民免费医疗,很大原因是他们的干部没有这样奢华,国家财政重点保证人民需要,而不是满足干部的奢侈,也不允许他们奢侈。例如,古巴省级领导也无专用小车（我国大多数乡镇领导都有专用小车）,他们的这些领导上下班也混在普通职工上下班的人流中（更没有专车供他携家带口出去游玩）,也没有什么不安全。而我国的甚至许多乡镇领导也通过专用小车这个封闭空间与群众隔离开来。古巴许多省级国家机关办公楼是旧楼,还不如普通中学教学楼。古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有困难,不能向人民群众身上转嫁的特点。我们再想想我国50年代初比现在贫穷得多，许多县委书记、县长去几十公里乃至百多公里外开会或检查工作是骑自行车打来回，但我国还是在那时就实行了免学费教育服务。这不是由于当时国家财力雄厚，是我们国家决心从经济上保证穷人家的优秀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以实现社会平等的结果；是正确教育、监督和管理干部,使其不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的结果；也是国家制止铺张浪费，有效合理地管理资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