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扩大表明社会“确实生病”了——吴敬琏学术心路的回归？

朱卫华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8-15 http://guancha.gmw.cn 

吴教授谈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时，发表了一种颇出人意料的见解：“我认为，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与其说是一种四平八稳的判断，不如说是一种锋芒毕露的批评。民间虽然早就对此有着更加强烈的诟病，但这话从一位拥有“旗手”地位的经济学家的嘴里说出来，确实难能可贵。

特别是今年以来，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调整自己的“口型”。但大都是进行一种辩护式的调整，即极力从各自既定理论中分蘖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枝杈，这样既不伤及自己的理论主干，又不至于因“哑口无言”而尴尬。但吴敬琏教授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似乎不太注意自己曾经努力捍卫和推动过的那些有着明显瑕疵的理论对自己的面子有多么重要。他为了找回自己曾经承诺过的“学术应坚持科学精神”之学术人格和良知，不惜动摇甚至否定那些自己曾经无比肯定和拼命坚持的学说。

事实上，在今年“两会”期间，他的一些言论已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比如在怒批郎咸平教授“捣糨糊”时，虽然也难免习惯性地高喊“有人在否定改革”，但他的声音跟皇甫平有所不同，如在叙及“改革争论”时，他则表示“真理越辩越明，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在改革这种重大问题上，理应通过积极的方式，形成改革共识”，字里行间少了些“学术霸气”，而多了点学术民主。他对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或者更复杂层次的探进，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一种沉重的但却是根本性的转变。

此后不久，他又提出了那个“垄断和腐败是贫富分化根源”的著名观点。或许，这一观点仍有诸多可挑剔之处，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吴敬琏教授的思维触角和理论触角已经伸向中国社会的纵深地带——这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所担当的经济学家！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试图忽略或者有意掩盖贫富分化这一现象，那么他必将为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品质付出沉重的代价！

诚然，早在几年前吴教授就对贫富分化现象有了某种认知，如2002年“两会”期间，他在谈到消费问题时说：“目前消费不旺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没有钱。如果9亿农民没有钱，那么消费肯定扩张不起来。就消费谈消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再一个是城镇居民，贫富差距太大。富人虽然有钱，但仍然只是一少部分人，并且富人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而城镇市民低收入阶层，根本就消费不起来。”这应该是从客观的纯经济学视角提出“贫富差距太大”这一论断的。但远远没有驱使他作出社会因此而“生病”的诊断。而现在，他承认收入差距扩大是一种病症，可能意味着他直接和间接地否定或修正了现行主流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内容，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做到这一点，无疑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他不仅“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而且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他自己也拿出了诊断的结论，并且开出了疗治的方子。

事实上，脱离了社会现象研究的纯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表述一个地区的发展时，为什么总是并提“经济社会”这一概念？就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必须以经济为依托，而经济的发展则必须以社会为旨归，经济与社会在宏观经济学中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基尼系数，它确实是基于经济学研究而创制的一个学术体系，但它研究的基本对象却是社会。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是经济学家学术象牙塔里私藏的深闺娇娘，而是必须接受社会风雨检验、并经得起这一检验的大家闺秀。因此，在实践一种经济学理论时，不可能不顾及社会的反应。像吴教授，他关于“社会生病”并致力于“解决”这一病症的思考，或许将成为他学术生涯中一个最值得纪念的转捩点。

按照吴教授的看法，解决贫富分化必须斩断两条根子：垄断和腐败。只是，我们不希望吴教授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中，把反垄断变成了反国有经济，把反腐败变成了反“宪政”体制。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吴教授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一直对私有化推进情有独钟，在“主流经济学家”及其其他“精英”的行列里，也曾有人鼓动过反“宪政”体制的思潮。当然，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垄断和腐败”的根源说，我倒觉得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的关于贫富分化的一些观点值得吴敬琏教授思考，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为起点、过程以及目标上的社会公平创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吴敬琏教授在二十多年前曾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取经济学之经，想必更应该清楚那里的经济学“经卷”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复制到中国来的。不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不行，但小复制生小病，大复制生大病，彻底复制则必然病入膏肓。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样，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必然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重构。

最后，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不妨对吴敬琏教授近期的一些观点稍作分析。关于中国社会中与贫富有关的一些概念，近几年在朝野之中敏感度都很高。记得2005年11月25日在《财经》杂志发表的《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文中，吴教授对中国经济社会中包括贫富在内的若干焦点问题的理解似乎还有些模糊，他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仔细分析吴老这段混杂着愤激情绪的言论，虽然看得出来他正在进行着的更接近真实的思考，但也不难看出他在贫富分化这个问题上，一时还没有找到经济跟政治、社会之间在他自己的学术领域中的最佳交汇点。

而据2005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吴敬琏教授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发表了一同惊世之论，让他再度成为众矢之的。他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吴教授这段话中则充斥着对“贫困群体”的世俗的而非学术的偏见。而现在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着他的这种观点的原则性缺陷。“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虽然都对改革表现出不满情绪，但“反对”的方向正好相反。比如前者对私有化不到位耿耿于怀，而后者则对过度私有化愤愤不平；前者对贫富分化无动于衷，而后者则对贫富分化忍无可忍。总之，两者根本不具备“结成联盟”的条件。这种观点的突如其来，无疑表明吴教授在复杂的中国经济社会形势面前失去了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判断。但我仍然认为，这也恰恰证明他护持自己认为的那种完美市场理论的顽固性正在进行不自觉的冰释。

甚至一直到今年“两会”前，吴敬琏教授好像还无意对贫富分化的病症进行零距离诊断。200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的一番关于大众对现状“不满情绪”的批评：“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此时的吴敬琏教授似乎正沉浸在愤怒之中，他容不得有人去对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市场化”表示“不满”。但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或许是在他从愤怒中冷静下来之后，开始了痛苦的却是刻不容缓的反思。因为，今年的“两会”，“十一五规划”以及“两会”本身表达的政策取向，不能不令任何良知尚存的经济学家作幡然之思。

中国社会期待着中国经济学家的良知回归，期待着他们的深刻关注，期待着他们的无畏解剖，期待着他们的无私呐喊，期待着——他们推动中国社会繁荣、富强、文明与进步的智慧和真诚！（2006年8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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