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做出可以被推测的选择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1]

“第二个基础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却无关宏旨：重要的不是人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的。”[2]

但是，如果从事经济学的人都象张五常这样自私自利，那么他又如何要求“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3]呢？

显然，如果客观的分析妨碍了张五常的自私自利，那么，要么他放弃自私自利的假设，从而也让我们放弃他的基于自私自利假设的学说；要么他坚持自私自利的假设，让我们相信他的分析只是基于他个人的主观判断，只是在追求他个人的私利，从而我们也必须放弃他的基于自私自利假设的学说，以免损害我们自己而只是使张五常获利。

“但假若人的本质真的是自私（是或否只有上帝知道），不能更改，那么一个基于人的自私可以被更改的‘主义’，其制度政策就必定会一败涂地！这是中国共产制度在初期的经验。到了后一段日子，相信这‘无私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4]

在这里，张五常首先假设人是自私的，然后拿他自己的这个假设来指责共产主义，就好比一个法官只需要假设一个人是罪犯（是或否只有上帝知道），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其逮捕，至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罪犯那就“无关宏旨”了。只可惜，张五常没有像他的导师科斯那样写些与法律有关的文字，否则他早就成为法学“天才”了。

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私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相信“无私主义”？既然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中国共产制度又如何能够在其初期战胜由大日本皇军、数百万国民党正规军和以强大的美国军队为核心的联合国军所支持的私产制度而没有一败涂地呢？

从逻辑上讲，没有白天，就没有黑夜；没有女人也就没有男人。同样地，没有无私，又哪来自私？如果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也就不存在自私自利这个概念了。

张五常说他欣赏像邵逸夫那样的人，对教育的捐助不遗余力；然后又说，要是他有邵逸夫的财富，他不会像邵逸夫那样慷慨。但是，他又认为，放弃了自私的假设，经济学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解释邵逸夫捐钱的行为。[5]

的确，假若放弃了上帝，基督教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解释世界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死抱着已经被科学抛弃的上帝不放。

既然张五常在拥有与邵逸夫先生同样财富的情况下也不会像邵先生那样慷慨，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两人的行为不同呢？难道这种差别是可以用他们同样自私的假设来解释的吗？为什么就不可以将邵先生与张五常的这点差别看作邵先生的无私呢？

实际上，张五常尽可以把革命先烈如谭嗣同、李大钊的献身行为称为是自私的，但只要他做不出同样的举动，那么他的自私就与革命先烈的自私不可同日而语。

马克思在评论穆勒的观点时指出，“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6]

看来，中国经济学的平庸，也同样可以从它的“天才”的水平上测量出来。

首先，作为动物，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但是，即便如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私性的差别也会由量变产生质变，即不同的人之间不仅存在着自私的量的差别，还存在着自私的本质差别。当然，这种早已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量变产生质变的规律[7]，是形而上学的西方经济学所无法接受的。

进一步地，不仅是个人之间会存在这样的质的差别，而且不同的社会也会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表现出质的差别来。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8]，19世纪的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鸦片，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9]

实际上，自私自利即“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结果。

“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10]

其次，“无私主义”也是张五常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早就指出，“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11]

再次，不加约束的自私自利一定会走到损人不利己的地步，即所谓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使人类社会无法正常生存下去。

因此，即便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也不可能像张五常所声称的那样，“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12]。这是因为，在私产制下，有产者自私自利的本性必然会毫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而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作为他们的行动口号[13]。而每一个拒绝在有产者死后面临洪水滔天境地的人必然会要求一种能够限制有产者自私自利本性膨胀的社会制度。而这一制度只可能是张五常所厌恶的某种共产制度。这种共产制度不仅不限制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保护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这是因为它将坚决制止用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不公正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从而使剥削者无法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张五常自以为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假若人的自私本质真的可以被更改，人应该是怎样的？在他看来，一个毫无自私之心而像天使那样的人应该远比自私的人恐怖。[14]

但是，为什么这个毫无自私之心的人不能被自私自利的张五常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反而会令他感到恐怖呢？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15]

原来这样一个毫无自私之心的人的存在妨碍了张五常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使他无法继续禁止人们对自私自利的假设持有异议。这明明是他不容许人们思考，但他却倒打一耙地指责，“马克思为了要在袋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16]

如果真的像张五常所坚信的那样，生物学家道更斯已于1976年发现了自私的基因，从而“自私”是动物与生俱来，是遗传的[17]。那么，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日益发展，人们完全有可能将动物的这个自私基因加以改变，从而无需上帝也能造出毫无自私之心的天使。

但是，真的存在自私的基因吗？

其实，道更斯只不过是借助自私的概念，表达基因保存自己、复制自己的特性而已。如果人也像基因那样自私，那么张五常就不应该找老婆生孩子，而是应当以克隆的方式复制自己进行无性繁殖。

要知道，在他儿子的身上，他的全部的生物基因只留下了一半。当然，他那个社会基因即自私基因则会在私产制度和他的教育作用下全部遗传给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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