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防暴演习与“建设和谐社会”　　

　 　

一　　

　 　

日前，广州爆出一条新闻十分引人瞩目：　　

　 　

　2008年9月28日　《东区公安分局组织防暴演习，保安扮“工人”游行，锻炼警察整体协作能力》。东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演练,主要是为了锻炼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反应和整体协作能力。昨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工人”开始冲出工厂,堵在工业区内一条道路上,还打出了“无良老板、还我血汗钱”、“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一类的大幅标语。“工人”情绪激动,堵塞了道路,还没解决问题。随后,他们又打着标语向“市政府”聚集,并堵着“市政府”大门,要求市长亲自接待,为他们解决问题。　　

事由:讨要血汗钱；主角:保安和警察；剧情:劝解加抓捕；真相:锻炼协作能力　。　　

不由想起毛泽东主席1963年5月9日的一段著名的话：“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泽东主席这段话，当年读时还感到有点耸人听闻，今天与广州“防暴”新闻对读感受就“与时俱进”了。　　

广州的“防暴演习”等于毫不含糊地宣示：军警作为典型专政工具，它已毫不含糊地由“姓社”转型为“姓资”，沦为资本对劳工专政的暴力保障了。它所“保驾护航”的，不仅是“普世”的雇佣劳动制度，而且还是野蛮的血汗劳动。“步子再大一点”，它“与时俱进”到了18世纪，连工人阶级通过一个多世纪斗争所争得的起码权利——为维护劳动力再生产而罢工的权利，都作为“防暴”的经常性目标——即使“不争论”，也使人有点毛骨悚然。　　

不愧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就是某大人的“杀开一条血路”，“指鹿为鹿”！　　

难道，就这样“建设和谐社会”？　　

　 　

二　　

　 　

  不免使人想起“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是1920年代初由胡适大师提出的的“政治主张”，他标榜“宪政”，主张“好人政府”，因为人们厌恶北洋军阀贪污腐败的“坏政府”，提出后一时间形成一股声势。半年不到时来运至，“好政府主义”的骨干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得以组阁，由王出任总理。遗憾的是，这个“好政府”上台后急于与帝国主义列强“金融全球化接轨”，以便为军阀筹措军费，又因分配不均引起狗咬狗，很快弄得声名狼藉。这个执政仅仅73天的王式“好政府”，就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寿终正寝了。　　

随之，“好政府主义”也渐被人们忘却——它反不如“三民主义”“指鹿为鹿”鲜明点，因为“民主”早已成为资本的“普世”专利也。　　

近些年随着新买办的得势，胡适又“走上了神坛”，而且仰之弥高。《为“好政府主义”彻底平反》的呼声又起。为“自由”对等起见，这里介绍一下不同意见：1930年鲁迅与梁实秋的一次论战的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好政府主义》。　　

先生说：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鲁迅先生68年前说的话，即使与时俱进到今日，也不算过时。　　

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以往的历史，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消灭阶级。红旗上写的不是“和谐”，但毛泽东时代黄赌毒绝迹，孩子上学不要送，接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 的“和谐”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　　

在精英的话语里，毛泽东时代却是“封建专制”。　　

“阶级斗争”乃是他们最刺眼且诛心的字眼，回避“阶级”乃是主流精英所有理论建树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点”。“和谐社会”回避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属性的实质。　　

　 　

三　　

　 　

强调“和谐”，是因为有“不和谐”存在。　　

 “和谐社会”并非始于今日，实乃自古而然——历史上的任何政权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无不希望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也即“和谐”。　　

阶级的存在和对立，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老板与打工仔、贪官与良民、美国与第三世界，你穷我富互为因果，能和谐吗？　　

但是，破坏和谐的总是统治阶级自己。　　

鲁迅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犯上作乱十恶不赦，防暴加上纲常说教，中国老百姓向来“良民大大的”， 能“做稳奴隶”也就“安定团结”了。直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实在活不下去时，他们才揭竿而起——倒不是毛泽东“造反有理”蛊惑的结果。　　

剥削阶级就不然。为了阶级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统治阶级总是要制定一个压迫剥削的界线，规范个“游戏规则”，比如 “仁政”“清官”“法制”之类。然而，这一阶级的具体成员总不以此为满足，总是要突破这一界线，就是精英们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过去的如黄世仁，今天的如山西的黑心窑主矿主，也包亏珠三角的多数老板，都不例外，这样他们就搞得被压迫阶级活不下去——破坏了和谐。　　

　 　

统治阶级维护“和谐”有两手：枪杆子和笔杆子。 “三纲五常”、“主流经济学”、“普世价值”，“犯上作乱十恶不赦”、 “防暴”等等，皆是也。　　

历史证明，光靠这还不行。秦始皇销毁兵器老百姓可以揭竿而起。于是，就有了“让步政策”。汉武帝“抑制兼并”，明太祖比我们严厉得多的惩治贪官，唐太宗的“水能覆舟”论，都创造过和谐——封建时代的和谐。　　

这都是短暂的，但这比 “蒋委员张”“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式的和谐高明。　　

　 　

四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且置勿论。借用精英语言，如果从“普世” 的意义上谈论“和谐”——历史经验证明：“建设和谐社会”，着眼点要放在强势阶级身上。　　

孔夫子有句话，不知智囊主流衮衮诸公知否？　　

　 　

“季康子患盗，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是的，垄断着一切资源的强势阶级，只要你们自己不贪得无厌，还用着苦心积虑“防暴”吗？　　

和谐与否，症结在此。　　

然而，知易行难。国家政权必须忠实地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才是“和谐”的基础和根本。　　

所以，一个地痞无赖如高俅，只要他不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可以有滋有味地做他的“殿帅府太尉”；而政治奇才如王安石，即使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他的变法还是阻力重重，无法“和谐”，以失败而告终。康梁变法和毛泽东的文革的结局，都是如此。　　

“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回首30年，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正是因为 “损不足以补有余”。　　

　 　

“有余”“不足”云云，就是今天常说的“强势”“弱势”。　　

对强势，方针有两条：一个是坚持“国退民进，公退私进，中退外进” “产权明晰”不动摇；再一个是从北京到天津”的策略一以贯之。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是贫富迅速分化，是尼基系数早过警戒线，超过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中国权势裙带资本的发家，足以令蒋宋孔陈们望洋兴叹。　　

在另一极，弱势阶层迅速被剥夺，下岗，包身工，黑窑奴工，二奶三陪与“鸡”遍地，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十亿农民不外出打工，则无以生存。　　

对他们，有三条：　　

一个是“从北京到天津”渐变策略一以贯之，以免急则生变。工厂由“包”到MBO一步步“买断”了。剩下个土地，要启动“流转”了。　　

一个是搞“扶贫工程”，治标不动本。教育产业化之“希望工程”和“助学贷款”；铁三角“房地产开发”中约束“野蛮拆迁”；黑窑奴工中“解救工程”，等等都是。　　

再一个是亲民姿态。希望工程小平带头捐款一千元；矿难死人后到现场撒点眼泪；凭吊红色胜迹，等等皆是也。　　

　 　

“建设和谐社会”说：保驾护航不动摇，但强势诸公不要过分；弱势大众们，一定要“安定团结”。　　

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矿难频发有增无已，“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这样“建设”下去能够“和谐”吗？　　

记得几年前朝西柏坡时，富豪权贵们投以冷眼，劳动大众心里热扑扑的。如今朝纪念碑则相反，前者心知肚明窃喜赞赏，而后者倒冷眼旁观了。——这种“和谐”办法不用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