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的“接轨”比较思维辨析（一）

　　一位著名作家谓：他到美国考察，到纽约富人区，问导游羡慕不羡慕别墅？导游说：“我付出了很多，才得到现在的者一切，如果我努力，我想我也可以住到富人区来。”然而，他到中国南方，在富人区问到同样的问题，中国导游说：“他妈的，恨不得杀了他们！”

　　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其比较思维方式在霸权话语中很有典型性，值得考辨一下。

　　首先得说，这个案例是真实的，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说明在中国“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之不得人心。问题在于，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主流话语中，它有意无意地蒙蔽了问题的实质。

　　这个例子无非告诉人们：在美国，能够公平合理地竞争发财。而在中国，“先富”得不到认可宽容——它既指责了暴富，也指责了“仇富情结”，结论是，这都是没有让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只有“深化改革”，“步子再大一点”，彻底“转型”才行。
与美国“接轨”，就能变成“美国”么？这种霸权思维模式亟须一辨。

　　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是“市场经济”阶段性的差异，不是“体制”或“型”的差异；

　　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都是以超经济的掠夺为特征的。

　　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全球性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或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不应放在一个共时性的平台上进行比较。

　　中国精英的眼里和笔下，美利坚就是人间天堂，“民主”“自由”“人道”又富得流油，美国老板也都十分分绅士。他们从来不提海盗贸易、贩卖黑奴、“八国联军”、对印第安人真正灭绝种族的残酷屠杀，以及他们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发战争横财——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绅士的“先富”也即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马克思有句经典概括极为精妙：“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些，在专讲那段历史的《大国崛起》中，也被“忘记”了。

　　“大国崛起”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靠战争、靠海盗贸易，赤裸裸血琳琳，主要是“外向性”的殖民掠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比起民族资本来，最强势的力量还是“官僚”“买办”资本，因为他们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处于弱势，所以其积累掠夺表现为“内向型”，即倚恃勾结跨国垄断资本掠夺本国的劳动和资源。印尼的苏哈托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军事政变和血腥屠杀几十万共产党人上台，他统治国家32年，将国民财富据估计其家族垄断了印尼全国的经济命脉产业，积累的财富有400——1000亿美元之多，《福布斯》杂志2003年将苏哈托列名世界排行第四的富人，真真是富可敌国。菲律宾是按照美国制度复制的典型“民主国家”，但其官僚买办资本的积累方式与印尼并无二致，前总统马科斯也可以说是菲律宾的苏哈托。扎伊尔的蒙博托、伊拉克的萨达姆等等，他们“先富起来”的方式大率如此。

　　这些国家都属“自由世界”，都是“市场经济”，与老美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不存在“转型”问题——他们怎么没有变成美国式的“天堂”呢？

　　资本主义不是 “共同富裕”的制度，而是弱肉强食的制度。有狮子老虎，有豺狗狐狸，也有獐狍鹿兔，这才构成丛林世界。不是狐兔一跟狮虎“接轨”就能变成狮虎的。既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被奉为普世的生存规则，那么，众生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因为，殖民与海盗掠夺的“崛起”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而权与黑就成了最“强势”的资源，于是，这一阶层“先富起来”也就“天经地义”了。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强势资本，不同程度地多是官僚买办资本。——即使俄罗斯这样的“前超级大国”，转起其型来也不例外。

　　二，  “转型”时代的社会弊端，正是新自由主义推行资本丛林法则的必然结果，掩盖这一实质的目的，不过是想误导大众转移视线，以便加速西化私化、彻底颠覆社会主义体制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设计，中国的改革是以西方为法式“转型”，他们虽然谦虚地“不能明说”，如果“明说”了，无非是西化与私化。在小平的话语里，是严格区别中国与苏东的“改革”的。如今，在中国精英笔下，都一并统称“转型国家”了。既然是“市场经济”、是“接轨转型”，那生存规则都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根据“吐痰经济学”“权力寻租”、牟其中式的“空手套白狼”、赖昌星式的走私套汇、周正毅张容坤式的“房地产开发”、顾雏军式的“并构”“将蛋糕做大”、四川长虹等等的MBO、“独立董事”式的新帮忙帮闲之“傍大款”……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正是按照“市场”精神与丛林法则行事，正是“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而由此带来的一切，正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一点也不奇怪。可谓“求仁得仁又何怨”，又有什么理由归罪于“传统”或“体制”呢？

　　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一刻也离不开权力联姻、依赖权力“保驾护航”，面对社会的弊端，精英们又将大众的不平与愤怒引向官场腐败，这是他们忽悠大众的一个基本策略。他们这样做，既转移了群众视线为自己撇了清，又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加速私化和西化从而为自己火中取栗，以便彻底颠覆“体制”完成“转型”。

　　这一点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争论中也突出的表现出来。

　　著名的右翼刊物《炎黄春秋》的一位负责人所谓：

　　“中国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官家主义；是一个官家说了算的社会，而不是资本家说了算的社会。把所有的批判矛头都指向人性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这是忽略了老虎而指向了狐狸。”

　　所以除了“国退民进”和“中退外进”之外，他们还主张“官退民进”——不要误会，这“民”是指资本家不是指老百姓。王小东说：“有人强调官家是反对民主的，资本家是支持民主的，这个戏对此也有讽刺，说资本家一想到有‘暴民，也就不要民主了。民主最多说他们晚上遛弯时的闲话，白天还是和官家一起，该行贿行贿，该受贿受贿。’”

　　《大路上》“批判的是少数人建立在多数人痛苦上的自由” “中国的现实是，哪里扩大自由，哪里就开始自由堕落”

　　中外买办精英都是“二道贩子”，俄罗斯的“改革”和“休克”过程中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由白宫设计的，戈尔巴乔夫名为“设计师”，实际上不过是“夫子步亦步，趋亦趋”，那里有什么“创新”。然而，他们“步”与“趋”的结果并不美妙，至今还得依靠“北约东扩”与“颜色革命”才能继续“深化”。一手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引进”、“接轨”了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反过来将因此而带来的一切颠倒扭曲归罪于“传统”或“体制”，归罪于“接轨”的步子还不够大，以便在不断“深化”中将“体制”彻底颠覆——这就是他们的普世逻辑！

　　“民主”云云不过是忽悠大众的“乌托邦”泡沫，将整个国家MBO给几个官僚买办富豪，从而最终卖给跨国垄断资本，用小平的话说，就是将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才他们的“极终关怀”。不信的话，只要看看他们手中的护照绿卡，看看他们所挣大钱的流向，看看他们老婆孩子的去向，就会懂得他们所嚷嚷的“接轨”的真正含义了。

　　三， “公平公正”的资本主义云云不过是骗人的童蒙神话

　　美国的社会就那么“公正”，发财私机会就那样“均等”么？

　　一，美国是一个超级富豪统治的资本王国，不折不扣的金钱天下，说一个蓝领与一个亿万富翁可以“平等竞争”， “如果我努力，我想我也可以住到富人区来”，那不过是中国精英打造的忽悠老百姓的童蒙神话。“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不断增值与劳动力的不断再生产，乃是资本的铁律。中国的旅美华人，除了那些官僚买办和他们的老婆孩子，凭着在国内巧取豪夺和卖国交易中积累的不义之财购买豪宅名车恣意挥霍，令美国人也刮目相看之外，绿卡白领和偷渡的“黑人”，“在纽约的北京人”，有几个混出个人模人样能登上“富豪榜”的！虽然，像张荣坤、周正毅式的“创业”模式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美国实行起来要困难得多，但这正是同一生存规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我们不要忘了，白宫对外疯狂扩张的好战决策，自然是为了维护霸权垄断，但其直接动因，则首先来自美国的军火财团——它不过是更高阶段的官商钱权联姻形式，“美国特色”的钱权联姻形式，与张荣坤们的“中国特色”，二者并无本质差别。

　　看看下面一段资料，你就会知道“诚实劳动致富”、人人都能成为富豪的童话多么可笑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世界上的这种垄断寡头不仅集中在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根据美国《商业周刊》所公布的全球排名前1000家巨型国际垄断公司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在这1000家中，美国有494家；日本有136家；英国有108家。美、日、德、英、法、意、加七国共有866家，占总数的86.8％。在排名前100家中，美国有62家，占62％。在排名前10家中，美国有8家，占80％。以市场价值看，在1000家市场总价值19.6993万亿美元中，美国有11.2730万亿美元，占57.2％；上述7国合起来有17.3838万亿美元，占78.7％。1998年，西方七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8.6273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28.8622万亿美元的64.53％；相当于世界16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6.1236万亿美元的3倍多。正是由于这些巨型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垄断性和掠夺性经营，大大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

　　（《靳辉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06。1）

　　二，如果将美国的“致富”放到“全球化”的环境里去审视，则它的“先富”与发展中国家中富豪阶层在国内的致富情形，正好相似。以往世纪海岛掠夺和奴隶贸易所积累的血汗钱不说，今天，它靠的也不是什么“公平竞争”。依赖技术垄断的不平等贸易，金融垄断虚拟资本包括增发美元在世界范围的剥削，对世界命脉资源的控制，都是超经济的、非市场的行为。它的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军费，它穷兵黩武疯狂侵略奴役他国，对对手和平演变，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持霸权地位，以保障跨国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它是以“霸权”这支“看得见的手”，为“看不见的手”保驾护航——那里有什么“市场”“契约”之类的 “公平”！

　　三，跨国垄断资本对中国贸易投资，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非市场的超经济手段。投资中的“超过民待遇”和种种新型“治外法权”，“把利润带走，把GPD留给中国”，让“中国再给洋人打工20年”将中国置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末端，与MBO相似的“外资并构”，等等等等，这一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们的政府行为和个别资本的民间运作，离不开他们收买豢养买办精英为其效劳的功德。

　　据香港《文汇报》去年11月9日报道：

　　“中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或外商有关。世界银行更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500-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跨国公司在中国存在非法避税讨税。据保守估计，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人民币。”

　　他们一面通过“劳联产联”控告中国企业的血汗劳动是“不平等竞争”，一面在他们的企业里千方百计使用血汗劳动并拒绝成立工会，或者利用地方官员的媚外心里把不成立工会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美国老板百多年前在国内就不得不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中国，他们却依然用两个世纪前的野蛮方式来对待劳工。在臭名昭著的富士康官司中，这个“准外资”企业，不正是通过非市场的行为控制了中方的司法与媒体，才保证其血汗劳动和超额利润吗？

　　正如“反恐”一样，对所谓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美国人对人对己也是双重标准。从美国的角度看这并不奇怪；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那些声嘶力竭地标榜“自由思想”与“人格”的中国精英，对人家是如此倾心美化，“坚定不移”地打造美利坚迷信，倒是咄咄怪事。

　　好在他们独领风骚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了。越来越多的留美“海龟”走向了“新左”，就是告诉人们，生活自身已开始在破除这种蓄意打造的迷信，在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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