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粹化倾向”与“市场”迷信
－－质疑《学习时报》评论员文章

《学习时报》近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吹“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把目前中国严峻的社会问题归罪为“没有完全市场化”，并强调“当前特别需要注意”“民粹化”“向舊體制的意識形態後退”的倾向。读毕不禁使人感到困惑－－这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实际吗？与当下“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和谐吗？
许多高论使人感到难解：
比如，“在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丧失机会。”
“战略机遇”何指？苏东崩塌实现“转型”、北约东扩、独联体纷纷“颜色革命”、资本主义全球化望风披靡、美国露骨推行霸权主义不可一世、中国MBO“快卖卖光”呈席卷之势……是挟此“东风”尽快将“产权明晰”进行到底吗？走过近30年的改革路，有苏东的前车之鉴，正视国内的严峻社会问题，瞻前顾后，客观反思，免蹈前车覆辙，免致国家民族的俄式灾难－－中国正处在一个严峻的“战略”十字路口，能说是“机遇”吗？

比如，所谓“出现动摇反复”的“一些早已明確的重大原則、方針”云云何指？“四项基本原则”算不算？“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了理论概括起来：消灭所有制”算不算？“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算不算？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算不算？－－难道只有“国退民进”、“快卖、卖光”、与资本主义“接轨”、教育医疗卫生等等统统“产业化”、外资“超国民待遇”等等才算？难道只要回顾一下共产党的老祖宗的“基本原则”就是“往回看”，是“与时俱退”了？
比如“國企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包”来“股”去，最终非得使其难以为继，非得“产权明晰”给老板不可－－那这样的“方向”为什么不能质疑？文章谓：“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在这个基础上下决心攻坚，集中在要素市场取得实质的突破，一定不能总以为如此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任务是可以用别的什么招数绕过去的，也一定不能以为可以任意地控制、改变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条件和功能。”什么“要素市场”，不必闪烁其辞，不如说明白，就是“产权明晰”、私有化！
比如，“渐进式改革初期以兴利为主而言”云云，何谓“渐进”，何谓“激进”？－－真是不打自招！中国的改革能与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叶利钦式的“休克”相提并论吗？学习时报是否以为“渐进”就能“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
比如，“尊重群众和尊重市场”的“一致”云云，有这样的“逻辑”吗？“市场”的根本原则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亿万富翁与打工仔、黑心矿主与“煤黑子”、嫖客与“鸡”……他们在MBO中，在封闭管理、在“潇洒走一回”中，如何获得“一致的尊重”？
再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云云，这是一个已经为20多年的实践作了结论了的神话，连小学生也不相信的童话。当年小平说的“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百万富翁”虽然可以从“文选”中删除，但原始积累中转瞬之间就能打造出成批量的亿万富翁的现实并不能从社会中删除。权钱勾结原始积累的疯狂掠夺，官场腐败的愈演愈烈，贫富悬殊的天差地别，尼基系数的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今天讲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已经有气无力。审视一下俄罗斯国民财富的一半“明晰”到六大“先富起来”的寡头手里祸国殃民的结果－－到底算是“回顾”呢，还是“前瞻”呢？
 
这里想着重谈谈“民粹化倾向”与“向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后退”的问题。“民粹化”云云，人们耳熟能详的，不过那是海内外右翼精英、李泽厚、李锐式的的话语，如今怎么竟煌然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刊物上？－－看来雅科夫列夫现象的确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旧体制”何谓？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他的“意识形态”，自然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民粹化”云云，更是它是对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代指和污蔑。
这里，让我们先剖析一个“民粹化”的典型。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于卫生工作有过一个著名 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因此他主张“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的这一“民粹化” 的方针曾主导中国28年；颠覆之后实行“市场化”迄今也快28年了：二者给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带来的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王绍光有篇文章《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写的极好（2003年《比较》），与《学习时报》的高文对照一读许多问题便不言自明。文章资料翔实论证充分而又高屋建瓴，很有说服力。这里以该文的资料为依据，从“市场化”与“民粹化”的角度，谈谈与时报的不同意见。
一，毛泽东时代曾创造过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成功的辉煌；它身后的“市场化”，不光使卫生保健出现严重不公，而且使国民的公共卫生保健事业出现倒退趋势。
毛泽东时代曾为全世界创造了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成功的光辉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80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广泛的赞誉。
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4，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连近遭受十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都排在第56位，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医疗卫生的投入是有很大多增长，1900－2000年即增长了7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不过不要忘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民粹化”的时代取得的，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后，增长缓慢，还赶不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8年间，人均寿命低收入国家平均增加了3岁，中等收入国家5岁，高收入国家4岁，世界平均4岁，而中国只不过两岁（而俄罗斯则下降了10岁）。婴儿死亡率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国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中国不过是11‰。
建国头30年，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20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上升的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
特别是，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接轨”进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官方数据，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到2010年，总感染人数可高达1000万至2000万，会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与频发的矿难一样，一个又一个“艾滋病村”的“崛起”，也逐渐成为新闻“亮点”。
在40年前的经济条件下，毛泽东领导人民打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的人民战争，中国南部基本上消灭了造成“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索鬼唱歌”的“瘟神”。即使在文革中，免费“全民服药”也曾消灭了感染率几乎100％的疟疾。这都是关乎全民健康的功德无量的好事善事，不知何故右翼精英提起来不是撇嘴就是咬牙切齿－－如果这就是“民粹化”，那我们就高呼：“民粹化万岁”！
但80年代后期，送走的“瘟神”在“小康”与“高速发展”的激越进行曲中卷土重来，血吸虫病的流行县有增无减，在江西的都昌县，湖北的荆州、沙市、江陵、黄石、阳新等县市，形势还十分严峻。－－这是否就是“市场化”的“魅”力？
其它公共卫生问题，如职业病严重、精神病发病率上升、自杀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倒是在狂飙突进了，高居世界前列，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归根结底是穷富差距越来越大。胡鞍钢有一个贴切的比较，中国国内存在着"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省份与东欧转型国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发展中国家还差。
一面是越来越多的人有病不敢去医院；许多人因为花不起或舍不得一千、两三千块钱的医疗费只好无奈地躺在在家里听天由命。一面是有钱人穷极奢华，暴殄天物。据《羊城晚报》04年7月15日报道，广州市“贵宾医疗服务成稳定市场，豪华病房堪比星级宾馆” ；日1000元以上的病房须预约始能住上，万元一张的“特诊贵宾卡”从不愁卖。陆军总医院华侨楼刚刚投资5000万打造一套套每天1880元的病房，入住率已达95%以上。这里，都是星级的环境、星级的服务。省院的特诊护士按“空姐”标准招聘，还可“桑拿”，特诊房非会员拒入；中大附院特诊用“礼仪小姐”接待，24小时随传随到；珠江医院按五星标准还开展飞机接送服务……总之，这里的贵宾特诊服务是：不吝重资投入，服务极其豪奢，生意空前火红。
如今，连白领阶层逐渐也开始领略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滋味了。－－它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多数人的头上。“住房改革是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两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它逼着越来越多的国人重新审视“市场化”和“民粹化”了。
二，医疗卫生的弊端，根子正是“充分市场化”也即盲目市场化：它颠覆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变成了为有钱人服务，而将弱势大众边缘化。
与“教育产业化”等等一样，医疗卫生的“改革”路子，也是在“不争论”中放手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让金钱肆虐－－“一切向钱看，一切围绕钱转”！一面是政府削减投入，一面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于是自然而然把医院和各级防疫机构变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宰客奸商，变“为人民服务”为“为人民币服务”，从而在排斥了穷人的同时使医疗卫生成了有钱人的专利。
（1）政府对卫生投入的逐年减少，居民个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这一趋势超过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无论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占GDP 的比重，在"一五"至"五五"期间都是逐年上升的，双双在改革开放之初达到历史最高点。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卫生支出占GDP 比重一路下滑，到1995－96年，卫生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这意味着，在20年时间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反过来，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
难道我们的“市场化”还不够“完全”么？－－不是说“接轨”么？让我们与“全球化”的市场列车比较一下：
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
政府支出部分：发展中国家57。2％，最穷的国家也占59。3 ％，而我们中国只有39。4％。
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发达国家是27%.，发展中国家42。8％，最不发达国家40。7 ％，我们中国是占60.6%。
中国精英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来反对政府“包揽太多”.，把一切弊端归结为没有“完全市场化”－－以上数据可见，我们已经是“超市场”、“后市场化”了，还要多“完全”！
政府投入 的减少意味着将医疗卫生交给市场支配，也即交给金钱支配：谁有钱谁看病，无钱不看。－－市场原则，天经地义，公平合理！
这一反差如何解释？“市场经济”国家，其当局在维持其“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还要较多地考虑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长远利益及国家民族的发展；而我们的精英，眼光带着更多的暴发户色彩：贪婪、浮躁与短视。－－其实，社会和谐的最大的受益者，归根结底还是他们而不是穷人，而他们却不能容忍。他们才是得了不可救药的“红眼病”！
（2）政府投入的严重不公更加大了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
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其中农村占92.5亿，仅占15.9％。当年，城镇人口为约3.79亿人，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人口为8.66亿，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
2001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96.61元，城镇居民为343.3元，两者相差3.55倍。 
政府预算卫生拨款、医疗保障和个人医疗保健支出相加的卫生总费用，2000年为4763.97亿元，其中农村卫生费用1073.6亿元，占总费用22.5%；城镇卫生费用3690.2亿元，占总费用77.5%.同一年，全国12.7亿人口中，63.8%是农村居民，36.2是城镇居民。换言之，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卫生总费用。
1900年代以来，这一差距在逐年加大：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4.9%，1998年为24.9%，而2000年仅为22.5%，七年里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近两个百分点递减。
毛主席1965年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倒在如今真的应验了－－老人家晚年的许多论断都“不幸而言中”了。1982年以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就开始转向城市。在1982－2001年间，我国医院床位从205.4万张增加到297.6万张，涨幅为44.9%.在此期间，城镇医院床位从83.2万张增加到195.9万张，涨幅为135.3%，而农村医院床位不但没有增加反倒从122.1万张下降到101.7万张，降幅为16.7%.结果，农村医院床位占床位总数的比重从1982年的60%跌至2001年的34.2%，比1965年的比重40.2%还要低。在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中型的医院。这些大医院贵族化现象日益明显。相形之下，农村医院的卫生资源乏匮，医疗设施落后，医护人员素质不高。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不是垮台，就是“卖光”。
现在乡村医生的数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二，而卫生员的数量则从1975年的328万跌到2001年的27万，还不足当年数量的零头。另外，农村接生员的数量也下降了一半，从1975年的61.5万人降为1997年的32.2万人。而在此期间，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还有所扩大。一增一减的结果是，每千农村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人数从1985年的1.55降到2001年的1.41。
城乡之间实际上也是穷富之间，一方面是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与时俱退：二者都是大踏步的。
（3）一切以钱为中心，使卫生保健从“防重于治”到重治轻防，有治无防。市场化不仅大大提高了卫生防疫的成本，更使防疫系统陷于危机状态。
卫生防疫站本来是社会公共事业，如今也变成牟利机构靠罚款收入度日，这就使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能力急剧下降。农村的公共卫生事业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仍在较为正常地运转，另外1/3在瓦解的边缘挣扎，还有1/3已经垮台了。中国卫生防疫这张网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出了问题再防治，就像环境破坏之后再治理一样，要花费更大的成本。
“非典”的流行反映了防疫系统的危机；而后来的有效防治，正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乃是胡温利用未被颠覆净尽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宝贵资源，让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4）对市场化的迷信所打造出来的原始积累的浮躁使各级医院疯狂逐利，不仅导致医疗费用的快速攀升，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
虽然人口与疾病还在增长，但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却不断下降。2001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门诊总量为20.87亿人次，与1992年25.7亿相比减少了4.83亿。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从1993年的140.1提高到149.76.在门诊量减少的同时，住院病人增加不多，而医护人员的数量仍在增加。
乡镇卫生院医生的总数，从1995年的42.5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51.9万人，但与此同时，每年的门诊人数却从9.38亿人次减少到8.24亿人次。与病床床位增加的同时，住院人数却从1995年的1960万人滑到2001年的1700万人）。心电图、B 超、X 光机、CT机等仪器设备的使用率也很低。以心电图为例，既使在比较发达的一类农村地区，平均每天使用1.2次而已；在落后的四类农村，平均十天才用一次。
中国现在的医疗资源并不丰富。但很多人该看病不敢看、该住院不敢住的同时，大量宝贵的医疗资源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是资本与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很明显，“市场化”的结果除了不公，还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
为了社会和谐，卫生部官员近期明确表示医疗卫生不能市场化，对此大多数人高居双手欢迎。当然，在市场疯狂逐利的环境中，与几次降低药价而不能惠及患者一样，具体贯彻起来也将困难重重。相形之下，《学习时报》的文章则使人感到不够和谐：这难道是“保持一致”？
在上文中王绍光先生说：“从1978年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此期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是‘兼顾’，其实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不仅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兼顾生态环境和国防建设。”这才是有良心的学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严峻积重难返，建设和谐社会刚刚开始，党校精英就迫不及待地敲起“民粹化”的警钟，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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