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势力占上风的危险性

作者:刘永佶 

当“左”派”和“右”派为坚持公有制还是“私有化”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一些人正偷着笑：你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书呆子，肤浅、幼稚得可怜，知道什么是中国?知道什么是利益?知道什么是“发展”?知道什么是制度和体制?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无非抱着马克思或斯密、凯恩斯等人的老掉牙的洋书，在上大学生的讨论课和写学年论文。

 中国无非一套权力，只要掌握了这些权力，起码是要害权力，就控制了中国，就可以任意从中攫取利益。这主义，那主义，无非都是说给人看的。我不谈什么主义，但我知道怎样控制权力。权力就是主义。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暴力。谁不喜欢金钱，谁不害怕暴力?有了权力，不仅可以收买你，也可以镇压你。“改革”，就是巩固我的权力；“开放”，就是由我拉紧与外国资本财团的关系。

 这就是现代官僚资本的“主义”，也是它自立于“资本全球化”的雄姿。

 对于“左”派和“右”派的论争，它不想介入，但却要掌握其动态，利用其矛盾。一般而言，只要不涉及官僚资本和腐败，它会听任争议，而且会很实用地将“左”派维护公有制的观点演变成巩固其专制集权的论据；把“右”派关于“私有化”的言论做为自己将权力转变为资本的“理论根据”。

 也正是在“左”“右”两派的激烈交火中，中国变革和进步的主要障碍，或者说改革的对象被忽视了。官僚资本在短短十余年的疯狂扩张，已遍及党政机构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力，都能被那些“有心人”用来谋取私利，进而积蓄为资本。从已有的公开报道的纪检和司法结果，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于那些隐蔽巧妙，保护得当，手法高超，数额巨大的权力变资本行为，几乎永远不可能被查处，但其危害之大，远远超出面上嗡嗡乱叫，且容易被打着的苍蝇。

 有人曾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做过统计，其结果是惊人的；也有人对未曝光的权力变资本行为做过估算，其结论是骇人的。这里，我并不想对此估算，仅就已知公开材料，做出理论分析。

 从中央文件到百姓舆论，无不在“反腐败”，但却很少论及官僚资本，似乎那些腐败官员仅仅是为了穷奢极欲的享受。这不能说不是其目的之一，但他们绝非如此“低级下流”，他们是中国的“上流开明”人士，他们有着更为久远的打算。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收受的巨款，就是要做为资本来用，这已成为一个范式，其他人或者已用各种名义在境外投资，或先攒足货币，待时机成熟，外逃、内投，总要让钱再生钱。

 对于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不仅要看到它侵吞公有资财的数量，更要看它危害的质量。它不仅可以将公有资产变成个人资本，还可以利用权力，在保留公有名义的情况下，将之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

 我之所以说官僚资本有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依然保留，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严重滞缓。

 中国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就在于旧的集权官僚制虽然被推翻，但由于人的素质技能、生产力、生产方式及各种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综合作用，不能不采取集权的行政体制，这比旧社会是个进步，但相对于社会主义原则而言，又有诸多缺陷。因此，官文化的传统才得以存留，而小农意识又会滋生新的官文化并作用于这有局限的体制中，从而使旧的官僚资本势力得以在一部分新制度中的官员们身上体现出来。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及建国初的“五反运动”揭示的问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50余年的新政权，之所以未能有效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股反民主的势力从体制内的反对和阻碍。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斗争，应当说是50年中国政治史的核心。而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又为这股势力的扩展，乃至明确形成官僚资本，提供了条件。

 中国的改革，已到了关键时期：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强化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核心课题。官僚资本势力充分认识到这一层，它会拼尽全力反对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此，这可以利用“左”派中某些坚守“苏联模式”者的保守性，也可以利用“右”派中那些片面坚持“私有化”的观念。对官僚资本势力而言，最佳状态是不改不革，甚至更加集权专制，如果非改不可，那就像俄罗斯那样，实行名义的资本主义民主，而实际上由他们控制政权，垄断资本。但要坚决、彻底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官僚资本的克星，官僚资本在其尚未形成强大社会势力时，就把主要力量与之相对抗，何况现在已扩展成大势力，焉能不以死相拼。

 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层，依然不能坚决地带领民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联合自由资本势力，完善民主法制，那就不能有效地扼制官僚资本的进一步扩展，甚至会使之在短期内控制主要政治权力，并据此进一步扩大势力。

 第二，社会主义势力呈弱化态势，不能对官僚资本的增长予以强有力的抑制。正如一些人所担心的，近年来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减小，这种量的变化反映了一些质的问题，即公有制自身的缺陷未能得到纠正，其主要表现就是劳动者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明确，而近年所搞的“产权改革”，又集中于占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治标未治本。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下滑趋势很难制止，相当多的国有企业面临破产。而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困境，又都与官僚资本所由以形成腐败直接相关。集体企业的状况更为严重，相当一批乡镇企业都已被乡、村的个别党政干部以“承包”、“股份制改造”、“购买产权”等名义转为私有，成为最基层的官僚资本。

 公有制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势力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凝聚力的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弱化，必然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淡化社会主义的凝聚力。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扭转，势必造成社会主义势力的进一步弱化，从而减轻官僚资本扩展的压力。

 社会主义势力的弱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上。政治上，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对此，前边已论及。文化上，则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等认识中的观念陈旧，相当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这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发展，也不利对官僚资本的批判和限制。

 第三，官僚资本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其代表人物讲究实用、“现实主义”，而且善于把握时机，胆大手狠，抓权捞钱，两手都硬。这在历史上已有充分表现，官僚资本的三个演化阶段，不论洋务派时期，北洋军阀时期，还是蒋介石集团时期，都为时不过20余年，但都以极高的效率，迅速垄断政权，聚敛资本，形成占统治地位的势力。20世纪末形成的官僚资本，虽然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势力的制约，不能迅速地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其从形成到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又是这种扩张的比较有利的条件，官僚资本可以充分地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来侵吞公有资产，又可以利用资本关系来积累并巩固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及时变革政治、经济体制，那么，官僚资本的强旺内生力就会促使它进一步扩展。

 第四，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对中国官僚资本的支持逐步强化，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买办”来代理中国的市场。当前风头正猛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这并非仅是某些经济学家所看重的资金裹着技术在全世界的投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制度的全球化。

 21世纪的资本也是资本，而且更具垄断性和专制性。与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相比，21世纪的垄断资本不再以武力实行殖民地政策，而是以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开道，将全世界都纳入资本关系。所谓的“世界大市场”，无非是垄断资本财团的主宰，并有效地剥削全世界劳动者，占有和使用地球上全部资源的有机体系。对于现在的垄断财团来说，更需要在落后国家寻找代理人做其买办——这对垄断财团的利益而言，是最少“交易成本”，也是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捷径。为此，它要千方百计地搞垮不按其逻辑行事的坚持国家主权的领导人，培植和扶持其代理人掌握政权。苏联是其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为此，仅美国政府和各财团的基金会就拿出几百亿美元进行“意识形态战争”，并选拔一些青年人到美国学习、进修，再派回去执行其指令。苏联的解体和剧变，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其制度的局限，但这支“别动队”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叶立钦、丘拜斯、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等人为核心的官僚资本集团，正是美国等垄断财团在俄国的代理人。

 对苏联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官僚资本的死灰复燃，与外国垄断财团的煽风浇油直接相关——它为在中国培植其代理人的投资量虽不及苏联，但在苏联的投资已取得丰厚利润之后，主要的投资方向已转向中国。从中央情报局到各基金会结成一面由美元织成的大网，正在收集情报，发现和培养人才，用各种方式收买、控制各个层面有可能成为其“买办”的人。对于垄断财团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扶持中国的官僚资本势力，使之在政治、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它们已经这样做了，还将继续做下去。

 第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依然是官僚资本生长的条件。历史上的集权官僚制与小农经济是统一的，官僚地主阶级之所以能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也与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直接相关。虽然官僚资本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但小农经济中的农民又不能形成一股社会势力与之对抗。他们的个体生产和生活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农意识，使之在“一滩散沙”状态各谋生路，而这正是官僚资本的专制和垄断性“买办”所需要的。蒋介石之所以在日本侵占东北时坚决“不抵抗”，但又拼力“围剿”红军，就是因为他深刻而准确地看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能将农民凝聚成巨大社会势力，消灭了红军，农民依然还是“一滩散沙”，他及其团伙又可以安安稳稳地为外国资本财团代理其在中国的“经营”——至于是为英美，还是为日德的财团做买办，那是无所谓的，只要它们给我撑腰，我能稳定统治就行。

 现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重比旧中国小得多，但其绝对人口却比旧中国增长了两倍。让这些农民安稳于其小农经济的地位，并继续固守小农意识，是已经形成并努力扩展的官僚资本的必要条件。乡镇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化”倾向，已表明分散的个体农民无力无能与直接侵害其利益者斗争，更不用说对本来有其个人所有权的国有资产的保护了。包括国有企业内的职工，也因小农意识传统的制约，而对少数党政、企业官员联手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或视而不见，或敢怒不敢言。正是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广泛存在，成为官僚资本进一步扩展的条件。

 第六，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私有化”思潮，为官僚资本扩展制造了舆论环境。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虽然有些论证还不时会出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字眼，但其主体内容是以“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名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价格”和“产权”成为两个基本范畴，并被用来论证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其结论也必然归结于一点——“私有化”。比起哲学、政治学领域来，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者有两大优势，一是闭口不谈政治改革，并不时地为腐败现象做辩护，诸如“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之类的言论，当然可以讨官僚资本的欢喜；二是实际而具体地为搞“市场经济”支招，不论阶级，不谈主义，表现出一付为国分忧的模样。在哲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则没有这种便利，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往往被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封杀。

 这样，在中国的思想界，竟出现如此奇异的状况：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思想被切割成两块，“自由、民主、人权”被明确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严格禁止；而不谈“自由、民主、人权”的经济学家，在宣传赤裸裸的“私有化”、“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核心观念时，却不仅不被禁止，反而大受推崇，甚至其观点(经加工、装饰)还被写进指导性文件中去。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这种被切割，恰好为官僚资本所用：它所需要的，是资本，而非自由。至于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或许是真诚地信崇自由资本主义，但他们这种不谈自由，不论民主、人权的作法，实则已抽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灵魂。由此而造成的“私有化”的舆论，不仅不能实行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反而为官僚资本提供了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官僚资本在短期的大扩展，乃至上升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它也是中国经济矛盾四种势力斗争组合的一种前途。

——摘自《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2002年1月第一版，第11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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