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的权威振兴，还是在专制的权威下衰落—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 
 
刘永佶

曾经在两千多年历史上领先于世的中华民族，到了近代，不仅衰落，而且倍受列强欺凌，特别是一衣带水的东邻小国，由其垄断资本财团主张的军国主义，屡屡侵犯中华，至今仍贼心不死，企图霸占我领海，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我们不应该希望信奉军国主义的少数人控制的政府悔悟其历史罪恶，痛改前非，与我友好相处——其本性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反思：为什么中国会衰落？会遭受民族的奇耻大辱？中华民族又如何得以振兴并重新在文明发展上领先于世？

一些人说原因在于中国穷，穷就必然挨欺负，穷就要挨打。为了不挨打，就要富，而富的首要条件，就是民众要安分、勤劳，不问政治，服从少数知道富就可以不挨打这条真理的精英们的领导，由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种观念是旧的官文化在现代的表现，其主张者仍拖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圣训，自以为是“客观规律”——这是“天命”的现代译名——的代表，只承认工业技术的有用性，不知道工业文明需要民主政治来支撑。这是相当保守，甚至反动的观念，是中国官文化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

官文化作为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曾经是先进的文化，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就是官文化与集权官僚制凝聚统治阶级，以系统的专制驭民、治民的体现。这是一套成熟的统治之道和体制、技术，也是少数自以为精英者保持其主导地位，占有和享用民众劳动成果的保证。他们绝不会放弃官文化和专制体制，但会对之进行一些改变。官文化变为官僚资本主义，专制体制引进一些现代手段。

中国比起美国，如果按美元价值衡量，当然是穷些，但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人口还不及中国的零头。如何看待这比美国多出3倍的中国人，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是综合国力的主要内容，还是致使中国比美国穷的根源，是增加财富的包袱？在已经以各种手段侵吞了巨额公有资产的少数人眼中，如此多的人口，他们创造的财富大部分已落入我的手中，而他们则下岗、失业、无房、无产，虽然严加防范，但说不准哪天他们觉悟起来，清算我的资财和侵吞行径，那时可就惨了。因此，他们既需要这众多人口为他们提供新的财产，又害怕民众觉悟。于是，雇上几个人口学、经济学的专家，编造“人口包袱论”，将中国穷的根源归结于这众多的非精英的民众。

但从劳动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劳动者是财富的创造者，是综合国力的主体——综合国力就是一国人口的劳动力及其社会关系所能制约和调动的意志力、财产、军事力等的综合。一国之穷与富，当然要把已有的物质财富作为重要指标，但物质财富只是结果态，最重要的指标应是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其素质技能提高与发挥的必要社会条件。中国在19世纪末叶虽然工业不发达，但总的物质财富量绝对不低于刚刚工业化了的英国，而英国派到中国的小小远征舰队的战斗力，与中国广阔的国土、巨额的财富和庞大的军队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但中国在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历次与英国、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却都失败了，其原因很清楚：决不是因为中国没有物质财富，而是大多数财富为少数官僚地主所有，他们既不肯拿出来扶助贫困百姓，也不愿为保护他们的政府和制度出一两银子；更为重要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完全被排斥于“国家大事”之外。这样，英国及其他列强所面对的，只是腐败已极的满清政府所率领的缺饷少武器的八旗、绿营军，以其坚舰利炮和野蛮的士兵，取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然要有生存的地理条件，但其主体是人，是一个个有鲜活生命的人。总体的昌盛与富强，是个体生命力旺盛和素质技能提高并得以充分发挥的体现。如何提高和发挥个体的素质技能，是总体发展状况的根本。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全部个体的社会地位，使之有与其素质技能相适应的思想和行为的空间，由此而发挥并进一步提高素质技能。古代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曾经是提高和发挥农业文明条件下劳动者素质技能的适当社会环境，与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相比，农民有相对独立的人身权和对一小块土地的占有权，可以在自家占有的土地上施展其劳动力，生产产品并为统治者提供财富。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昌盛并领先于世的主要原因，以至欧洲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其先进的思想家还把引进“中国的专制制度”作为其变革的目标。然而，当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以后，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已不再是官僚专制，而是以民主名义的资本专制，这是比官僚专制更为进步，也可以给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更大空间的制度，即明确规定劳动者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资本的专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的使用和排斥劳动者的政治权利，但容许劳动者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而且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价格也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水平及其发挥程度直接相关。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胜过中国的原因所在。至于其现在的民主运动，则是保持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内在根据，但由于政治的主导权还掌握在垄断资本财团手中，因此，其强大国力还在用以维护资本专制的同时，会向落后国家施加压力，以保持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

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外国垄断资本财团的控制，就在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运动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建立了初级的公有制和民主制。这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历史性的大跃进，它几乎跨越了整个资本专制制度，进入民主制度。然而，这个跃进的跨度确实太大了，有许多应在资本制度下要解决的问题，都带进了这初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特别是延续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在没有彻底批判和改造的情况下，以深厚的传统存留于新社会之中。而直接从小农经济进入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者，其素质技能还有相当大差距，一是没有工业技术的传承，对从外国引进的工业技术，也主要停留在应用层面，很少技术创新，虽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依然没有创立和掌握现代工业的核心和前沿性技术；二是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不仅使拥有民主权的劳动者不能主动、有效地行使这个权利，还在相当程度上为官文化的存留与作用提供了条件。再者，小农意识也是制约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和发挥的重要因素。

官文化和小农意识，这古代中国的统治文化和被统治意识，因普遍的小农经济而存留，而相对低下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小农经济，又使对集权官僚制的变革不可能彻底，这主要表现在：虽然从原则上确立了民主制，但在体制上，却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这在建政之初，是有其合理性的，也与当时的具体条件和集中全国之力加速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相适应。行政集权体制确实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是旧制度的残存，与民主制原则是对立的。这个矛盾到20世纪60年代就已展露，文化大革命就是其集中表现。然而，由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水平不够高，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将革命的目标锁定在并不构成主要矛盾一个方面的资产阶级上，未能明确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主原则改造行政集权体制，因而，导致那些依赖行政集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官文化的信奉，更加敌视民主原则。当毛泽东去世后，这些人利用各种方式，再度掌握了政治权力，并进一步强化行政集权体制，干扰、阻碍以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而且在加强集权和行政专制的同时，改变初级公有制的管理体制，进而改变其所有权结构，化公有财产为其家族或追随者的私有财产。由此，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受到大损害，行政集权体制不仅得以巩固，而且导致依靠这个体制侵吞公有资财者生成了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的出现，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专制，在其尚未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时，官僚资本的专制还是在局部和一定层面表现，而阻止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则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不能有效抑制行政集权体制的继续保留与逐步扩展的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并及时进行以民主原则的改革，那么，官僚资本势力还会进一步扩大，以至从量变到质变，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那时，它就会在外国垄断资本的扶助下，实行更为严厉、全面的政治专制。

当然，这只是矛盾演化的一种可能，是我们所不希望其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矛盾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也是我们所要努力争取的目的，那就是在民主原则指导下，对行政集权体制进行改革，完善民主制，确立和强化民主的权威，由它支撑自由文化，导引公有制改革与发展。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希望，从康有为、孙文到陈独秀到毛泽东，都把这作为其人生的主要目标，并从各自的角度探讨理论和实践。这个过程有诸多曲折，造成曲折的原因，既有内在的思想、路线等问题，更有外在的阻挠。这外在的阻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旧的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不仅以旧的道统为一般指导，而且在外国垄断资本财团的支使下，转型为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的专制不仅是官僚专制的继续，而且结合了资本的专制，其对民主运动的阻挠，要比资本专制严重得多。新中国的成立，就是民主运动反抗官僚资本专制，由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的结果。这个过程，充分说明民主的权威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保证，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民主的权威确立和强化的过程。

新中国的成立，是民主运动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后的制度化，官僚资本主义及官文化并未消失，而是依托保留下来的行政集权体制，存在于某些该体制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的观念里，同时漫散于社会的小农意识也为其存在和扩展提供了条件。建立了初级民主制和公有制，并不等于民主运动的结束，而是民主运动以制度化形式的展开；民主的权威确立了，但不够强大，还不足以克服和消除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以致这股旧势力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其职权，在行政集权体制中侵吞公有资产，主张并推行新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中华民族新的灾难，也是对振兴中华大业的又一严重干扰。

制度化了的民主运动与复兴了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现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这个斗争有两种可能，一是民主制在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以改革、完善，民主的权威进一步强化，抑制、克服官僚资本主义；二是官僚资本主义暂时会占上风，形成官僚资本的专制，专制的权威不仅镇压民主运动，还会使劳动者的权利进一步受到侵害，并降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

这两种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两种前途。如何对待这两种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然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总体，它的选择是由其各个个体从各自的利益和意识的汇合而做出的。个体作为利益和意识的主体，是以个人来思想和行为的，但社会中的众多个体又会按地位和利益分为不同层次，这些层次的个体在对地位和利益共同点的认知中，逐步形成相应的联合起来的集团、阶层和阶级。这是总体性的分立和矛盾，其各自的势力取决于人口、素质、所拥有的财富与资源和联合的程度，而联合的程度又与其总体性意识的凝聚及组织、纲领、路线、策略等直接相关。社会矛盾的演进，就是各总体势力矛盾斗争的体现。中国现实的社会矛盾演进，之所以会有两种可能，就在于在总体上有两种大的社会势力，他们的对立和斗争所体现的趋势，都是可能的，但可能转化为现实，又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中主要的，作为根据的条件，是本势力所由形成的基本条件与联合的程度。矛盾的斗争，实则势力的较量。势力大的一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社会的演化。

两种社会势力的较量，在政治上是以对立的权威总体表现的，中国现在的民主势力依然在政治上占主要方面，但专制势力利用行政集权体制，在对抗、阻抑民主权威发展的同时，努力强化专制权威。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也就是这两种社会势力的较量，它表现为民主权威与专制权威的对抗。以民主权威振兴，还是在专制权威下衰败，这是两种前途，也是两种利益的对立。但不论哪种前途，都是势力较量的结果。而势力的较量，既取决于本总体势力的增长，也取决于与对方势力的斗争，这二者是统一的。从民主势力论，本总体势力的增长，主要依靠联合组织，特别是民主政党在自由文化指导下的纲领、路线、策略的正确，由此加强劳动群众的联合、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既能提高生产力和国力，又增强参与政治、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同时就是对专制势力的打击。否则，专制势力就有可能逐步扩展，以致变成主要矛盾方面。专制势力依托行政集权体制，不仅肆意侵吞公有资产，更因共同的利益而加强勾结，形成各种利益集团，进而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和欲得利益形成其思想体系，结成更大的总体性集团。专制势力的每一步扩展，都是以侵害劳动者利益，干扰破坏民主制的改革为特征的，它既不创造任何价值，又压抑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专制势力中的个体实质上都有一种畏罪感，虽然他们可以编造各种理由为之辩解，甚至形成系统的专制理论，但他们实在害怕民主势力的强大，惟恐劳动者民主意识的提高。因此，其对民主制的破坏和民主运动的干扰是真心实意的，而且不遗余力，他们因畏罪感和既得利益而形成的联合，也是相当紧密而强大的，如果任其施展，就像人体上癌的增大和扩散一样，势必导致中华民族的大衰落，沦为外国大资本财团的附属性“外围”。

--摘自《民主的权威》2005年9月第1版，第435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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