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拥护“还权于民”的改革，反对“卖权于民”的改革

李昌平

我旗帜鲜明的拥护“还权于民”的改革，也旗帜鲜明的反对“卖权于民”的改革。

一，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改什么？该怎么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长时期的把人、组织、基层政府都管死了，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了活力。所以要改革。

改革改什么？

毛时代高度集中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党和政府聚集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其配置、处置、控制的权力都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改革就是要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找到合理配置、控制、处置的政治、经济资源的新体制。

改革应该怎么改？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改革就是要把毛时代聚集的政治、经济资源及其配置、处置、控制资源的权利还给人民和社会。

二，改革是怎么改的？

改革从小岗村的承包开始的，一直就不是“还权于民”，而是“卖权于民”。整个改革是“人民向当权者购买权利”的过程，这一个交易过程，是“当权者阶层”把毛时代聚集的巨大资源，一点一点的悄悄地“卖”给自己的“理想买主”而获得利益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小岗村偷偷摸摸开始，后来一直偷偷摸摸的进行着，依然偷偷摸摸进行着。所不同的是小岗村的“交易”是民权主导的，交易的是经营权，参与交易的对象众多，按照同一规则进行交易，受益的是全体农民；后来的一系列“交易”却是官权主导的，交易的是所有权、收益权、控制权、管理权、决策权……只有越来越少的人参与“交易”，且没有法定的或公开的交易规则，少数人获益巨大，多数人失去权利、甚至受害。

三，        小岗村——权力收益最薄的地方先做成了交易。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利是农民买来的。

小岗村在改革以前是吃返销粮的，权力收益是负值。当小岗村的农民突破集权体制的束缚——自主经营时，“交足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了自己的”，三者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出让了垄断经营的权力，获得了农民交足的公粮（更不用给返销粮了）；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权利，却要交足国家的公粮（且没有返销粮了）。这就是说，农民的承包权是农民买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过程能够完成的前提是——农民获得承包权后所创造的增量能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还有自己的”。

联产承包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有了购买力和投资欲望，加上国有企业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增长，国家投资短缺且又低效，所以，国家容许农民发展加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高度的国家垄断被打破了。同样，农民所获得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权利，都是农民创造的巨大的增量买来的。

四，        “卖权于民”之改革的三个阶段

从小岗村开始，中国改革就走上了“卖权于民”的道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对多数人出售经营权——权力阶层整体获利的阶段；

80年代上中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广大农民和工人依靠增加劳动（为主）的投入创造增量购买权利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利益分配基本上是遵守“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一个模式。这个阶段的改革是创造增量的改革，全社会都受益，差距不大。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农民和工人主导的，代表人物有年广玖和吴仁宝等；这个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权力阶层（吃黄粮的）和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的“交易”。

2，集中政治权利，赎买知识分子，对“先富者”出售计划、指标、公共权利和中小型公共资产——特权集团获利的阶段；

进入80年代后期，在国家财力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不受约束的公共权力也在膨胀，干部（权力）的收益成倍增长，老子当官，儿子、媳妇、老婆全家当官、孙子孙女“官倒”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民和工人的负担不断增加、收益却相对下降或绝对下降，广大农民和工人创造增量的能力下降，散失了进一步购买权力的能力。所以，工人农民在80年代后期的“改革”中被边缘化了。

当农民和工人创造的增量不能满足权力的欲望的时候，掌控毛时代聚集的巨大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权力者，把眼光投向了先富起来的“小老板”，因为“小老板”们有能力向权力者购买权利，且交易成本低，权力者个人收益最大。倒卖计划指标、低价承包企业、倒官卖官是这个阶段交易的主要内容。

这样的交易在80年代后期，引起了知识分子声势浩大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风波”。为了获得“权钱交易”的改革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了被权利赎买的对象。教育“改革”让学校卖文凭、老师卖分数，医疗“改革”让医院卖药品、医生拿红包。权力者请客，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买单。多数知识分子从此对权力和资本的交易保持沉默，少数专家学者开始创立“国企祸根论”、“改革代价论”、 “送地招商双赢论”、“强盗无罪论”、“剥削有功论”、“工人农民阶级包袱论”、“革命有罪论”。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卖疯了——卖指标、卖批文、卖企业、卖土地、卖矿产、卖房子、卖学校、卖医院、卖规则、卖权力、卖干部、卖代表、卖文凭、卖职称、卖户口……甚至中小学的老师卖班干部和科代表，幼儿园的阿姨卖孩子的坐位。所有的卖，卖的都是公权力和公积累；所有的卖，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逼得小老百姓不得不卖工龄、卖身、卖血、买器官、买人口……以维持生存和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到了90年代中后期，极少数“奴才”知识分子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为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提供了合法化理论，90年代的强制性企业改制运动——“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将“权钱交易”推向了极至。这个时期的改革，主体是少数官员和少数先富裕起来的人，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靠边站了；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出售毛时代聚集的权力和资产存量的交易，在交易中少数权力者和资本家获得巨大收益、极少数“大学者”也挤进了权力和资本家队伍、多数知识分子获得高于农民工人的收益、农民工人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支付了巨大成本；这个时期改革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资本家代表人物是……，腐败权力者的代表人物是……；这个时期“稳定压倒一切”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权力相对80年代而言不仅没有放，而是更加集中，有力的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3， 对极少数富人和利益集团出售权利——极少数特权者获利的阶段。

从90年代的后期开始，毛时代留下的还没有卖的“资源”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和中高级干部的“帽子”。一个企业就值几十个亿或几百亿或几千亿；“高帽子”也是价值连城。这个时候“小资本”买不起了，靠边站了，改革的主战场是大资本（主要是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背景）和大权力的对话与交易（如国有银行改革），99。9999％的中国人与中国改革没有关系（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和民族小资本家）。这个阶段的改革，是极少数人的游戏，一夜就能创造财富数千万或数亿或数十亿的富翁。这是一个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结盟的阶段，也被美化成改革攻坚阶段。

五，改革为什么会走“卖权于民”的路径。

毛时代凭借毛的威望、共产主义蓝图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起来，国民财富高度集中起来。毛走了，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也走了，谁能看管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巨大的公产呢？在改革的初中期，中国一直高喊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人、农民丝毫没有怀疑。当知识分子“反官倒”“反腐败”的时候，工人和农民没有响应。当知识分子被赎买以后，毛集中的权力就成为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毛集中的财富就成了少数人的“金矿”。等到工人和农民发出愤怒的吼声的时候，知识分子却跟着资本和权力“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为特权和资本服务的少数“知识分子”，怀着对毛的仇恨和对农民工人的鄙视，不少人长期把持高校，对一届一届的学生进行“媚外”“媚权”“媚钱”的“奴育”。直到今天，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者地位，不肯与工人农民为伍。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不少人还在“新左”与“自由”的对垒中向权力和资本献媚。被卖了还在替人数钱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十分庞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时代还很遥远，中国的公民社会遥遥无期啊！

当郎咸平发出呼号的时候，每一个中国公民应该怎样的响应！？是否强烈要求终结“卖权于民”式的中国改革？！还是热衷于“新左”与“新自由主义”的吵闹呢！？悲哀的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公民权利被践踏！

六，防止“改革”走向主权和制度的交易

如果改革沿着“卖权”的逻辑走下去，而不能自拔时，改革改到最后的时候，交易对象不再是个体对象，而是大集团和大国家了。当毛的“家当”卖完以后，交易的不再是一般的权力和资产，而只有制度和主权了。太后对八国联军说，只要还让我当皇上，割地赔款都可以答应。相对于不做皇上，割地赔款确实是皇上的“双赢”的交易啊！皇上最后对袁世凯说，你可以搞宪政共和，只是求你让我在紫禁城里当皇上。相对于不做皇上而言，改变体制和制度确实是“双赢”的交易啊！

当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在“大集团”的手中，当“大集团”的命脉控制在大国家的手中的时候，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吗？中国还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制度吗？

当那些政治流氓真的挑战“一个中国”的时候，会不会也做“双赢”的交易呢？

七，“新左”和“新自由主义”关于改革的争论，已经沦为对权力的献媚运动

新左和新自由主义关于改革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甚至有你死我活的趋势。但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已经沦为为了获得官权力宠爱而进行的一场献媚运动。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想希望有当官的出来肯定和支持自己，否定和打击对方，都是为了获得官权力让度的话语权利。不少人不知道实践中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实践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他们只是为了主义而主义，为了话语而话语；其实是为了得宠，为了自己的私利。当权力说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的时候，双方都朝着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解释，都把权利者的话语当成自己话语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依据。78年后进行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今天参与争论的很多人是经历过那场争论的，30年过去了，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沦为附在权利或资本上的毛了。

谁会相信，向权利献媚的新左和新自由主义争论会找到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的！？

这是中国的悲哀！

八，当前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改革快30年了，改革之初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党政不仅没有分开，还出现了党政一肩挑的趋势，连民选的村长都被控制为官权的工具；垄断不仅没有在暴利行业退出，还在进一步走向垄断，80年代在农村已经打破的垄断，如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运销、农村金融……现在正在重新走向垄断；政府和企业依然没有分家，官商勾结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被政府假做“包袱”甩掉的行业和企业，有利可图的都控制在官商的手中，由政企不分演化成为官商不分；企业内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总是领导改掉被领导，民主权利不仅没有扩大，而且在萎缩；“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期待，就像共产主义一样，离百姓越来越遥远；市场虽然给了贫民百姓一些机会，但教育、医疗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使贫民百姓失去更多基本权利和福利，发展经济的目的异化为“满足美国和欧洲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精英在高度组织化，贫民百姓在高度分散化；贫民百姓在失去权利的改革过程中，完全失去了合法的表达渠道，“革命就是流氓”和“自杀就是犯罪”已经成为精英共识，腐败权力和垄断行业肆意奴役贫民百姓失去了最后的防线……

在“ 卖权于民”的改革过程里，新左和新自由主义都应该很清楚，中国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官僚特权和平民无权”的矛盾，是“官商紧密勾结和民众高度分化”的矛盾。不解决这对最大的矛盾，改革不仅会进一步导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而且会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上沦为全球最大的殖民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改革是必然会失败的！

九，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

执政党要理直气壮的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就是一个没有信念和理想的党，是一个糊涂的执政党。

既然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卖权于民”的改革，“还权于民”理所当然的就是改革中的中国最大的政治。建立起“公民管理政府”，“民权约束官权”制度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如何实现“公民管理政府”和“民权约束官权”的政治任务呢？那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民众，依法监督管理政府、约束干部权力和剥夺非法特权。由此检验共产党是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检验共产党是不是一个合格执政党的根本标准！

共产党是执政党，共产党在党内要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正确的政治就能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中国改革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十，左右联合，团结一致推进正确的改革。

正确的改革是“还权于民”的改革，而不是“卖权于民”的改革。关于改革的左右之争应该结束了。团结起来，旗帜鲜明拥护“还权于民”的改革，反对“卖权于民”的改革，是左派和右派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