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工业化社会的理解与“封建社会”的名与实

老田

在人们理解历史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从繁杂的历史材料中间提炼出几个关键要素来，然后给出这些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理想状态下是给出一个近似于“公式”——依照这一公式，人们可以方便地把握到社会历史过程的核心线索，从而使人们得以凌驾于各种历史材料汪洋大海之上，不至于误入歧途。

换言之，人们处理历史材料把握历史过程的主要方式，试图“公式化”历史。在如何把握前工业化时代的历史过程时，我们被教会的公式化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经济过程来公式化的（这主要体现在“封建社会”概念中间），第二种公式化方式是从国家行政方面来公式化的（这主要体现在“皇权专制”这个概念中间）。人们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来指代前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社会形态，但这一概念的内涵则天差地远，封建社会在欧洲历史中间表现为“封主封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中间则被转换为“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概念背后的社会关系而言，欧洲的封建社会其主导关系是国家政治领域的行政性关系，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是生产领域的经济性关系。

曼海姆指出：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把事物尽可能地包括在理性的领域内，并将它们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尽量把“非理性”的因素减少到零。这就导致一种最主要的倾向：所有的学术包括历史研究，都会自动地追寻某种公式化的理论模式，而采取何种理论去提供“理性”的公式，则明显受制于工业化时代人们所获得的生活经验，货币化程度的上升和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所以，人们在想象历史的理论线索时，就不可救药地陷入行政万能和经济万能的陷阱，这两个理论陷阱可以看作是“西方中心论”最为坚实的知识基础。

问题在于，工业化时代兴起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关系普遍化过程，是否足以概括前工业社会的主导社会关系。假如在前工业化社会中间，商品货币关系并不能普遍化，或者说还不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主要模式时，封建社会所内涵的“地租剥削”关系尚不足以描述主导的社会关系或者矛盾的时候，此种公式化从方向上就是有疑问的。又假设在前工业化社会，行政管理尚不足以深入社会基层，官民关系也不足以成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或者说如果硬要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社会中间，硬性把行政权力的样式作为标志性的要素来描述，肯定也远离了社会原本的状态。换言之，按照这两种简化方式去把握历史，必然会把只在较小程度和范围内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普遍化，导致对历史理解的扭曲。行政管理的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和经济货币关系的普遍化，只是到了工业化之后才大大扩展了其作用范围和力度，在社会关系中间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最近几年重新热闹起来的“封建社会”名实争论，则隐含了一种对前工业社会也要按照经济剩余的剥削关系进行简化理解的“理论期待”。

假如不能够从逻辑上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公式化方向，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强有力的批评。最好的情形也是重建一种“东方中心论”去取代“西方中心论”，肯定历史演进的“经济性简化”逻辑的批评，进行历史重建过程的最后结果，理想状态下可以把西方从“现代历史的火车头”位置上拉下来，把东方特别是中国设置为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火车头角色，韩毓海先生的新书《五百年来谁著史》与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样，都做了这个方面的切实努力。这种批评掩盖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农业社会演进为工业社会过程中间是否存在吉登斯所说的“断裂”（或者称为“质变”）？这种“断裂”后果是否可以解释为一种自发的演进进程的结果？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设立了一种追问：前工业社会能否以工业社会中间最普遍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积累实绩来简单地加以描述？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中间，才能产生出对西方中心论的更为切实的批判，这是在“封建社会”争论之外的另一种理论期待——前工业社会不仅可以按照商品货币关系和积累成绩来加以界定还可以由此认定谁才是现代历史的火车头。

在“三农问题”的经验研究中间，温铁军发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共同存在。结合对历史的理解，也许可以认为在农村社会中间，无论是规范的行政管理还是市场价格机制，其作用程度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农村社会很难具备市场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必要基础。在这种经验认识背后，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模糊之处：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和新技术能不能在农村地区按照市场和行政的逻辑“生长”出来？这个问题意识背后涉及到中国过去60年两次180度转弯中间的关键理解：中国革命是否有必要？革命后的农村政权是否可以界定为规范行政管理下的政府统治农民？比较晏阳初、梁漱溟和乡村建设和共产党的农村政权建设过程，可以看到农民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的成长过程，是与颠覆旧的社会关系结构相伴随的，梁漱溟在1981年的“非毛化热潮”中间重读了自己的土改日记并写道：参加土改是他建国后“识见上”的一大进步，正是从土改时期激烈的“斗地主”运动中间，他体会到：如果不颠覆旧的“人事关系”，农民就不能够“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学会办事情。

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间的简略说法，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关系货币化过程才取得长足的进步，货币和利益关系才充分渗透到一切角落，成为人与人关系中间的主导模式。而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间，货币和利益是不是也具有决定性，则大可以存疑。

马克思确实认为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三大奴役方式，这是格外强调了在不同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经济剩余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流动的重要性。实际上，马克思提出这三个概念，本身是包含了“非经济因素”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下的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不自由问题，如果把这个说法进一步进行提炼——把经济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实质和主要方面同时把“超经济强制”化约为“服务于经济关系、缺乏独立性的从属关系”时，这才会产生“经济决定论”——最终是把社会形态看作是由特定经济利益和剩余剥夺方式来定位。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然充满着洞见，但若是把这种分析外推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则是把“长时段”的结论外推到“超长时段”，这就意味着一种理论模式被人为地推广到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质变的另外一个时代去了。当然，这么办也不是没有优点，至少可以得到一种对复杂历史过程的完美简化模式，如果这种简化靠得住的话，那我们只要学会一个公式就能够方便地把握一种历史社会形态了。

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涉及到现实和未来的社会关系定位，所以争论历史往往牵连到争论现实，这不仅加剧了争论烈度同时也妨碍了共识形成。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应该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生产和秩序依靠什么来定位，曾经爆发过非常激烈的争论，简略地进行提炼，可以进行这样的概况：以毛泽东为首的“毛派”人士强调“政治挂帅”的作用，强调建立起“扁平化结构”（指权力和利益相对均衡地分配，从而不会产生较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的社会，并以此去提升被管理者的认同来促进管理成效，这一派人士的政策推论是管理者“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是管理成效的最大障碍，因此，提升管理成效的主要着眼点是抑制管理者阶层的特权化趋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都指向抑制管理者阶层的自我扩张。另一派人士认定强化管理手段是提高管理效能的唯一路径，所以，管理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如何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和对被管理者的有效控制，主张弱化被管理者的政治经济地位来作为管理效能的前提，勉强算是“抓管理促生产”的主张者，与此相对应，这一派人士强烈主张把被管理者的“物质利益”和“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来运用。

从中国国企改革的实际成效看，x派人士对管理的理解也是片面和狭隘的，从提出“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目标开始，在工厂中间引入全面强化的管理方式，并设置总工程师、经济师等职能分开的科层化管理开始，但是国企的效益和生存能力，却与管理精细化专业化程度上升趋势相反，呈现出一路下滑趋势，最终交给私人了事。结合毛派对于管理的理解，关照中国改革的现实，也许可以认为：通过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来强化管理者的权力，确实可以提升控制权的有效性，但是，鉴于社会关系无法充分货币化，人们对于把自己被矮化为对报酬保持灵敏反应的纯粹生产工具地位采取无处不在的抵制，结果是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并不能下降到管理者所能处置的较低水平，因此，脱离了被管理者“认同”的管理成效只能是日益下降。这也说明，毛派对管理的理解，对于货币化社会关系的消极面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满意的管理成效。

而征对社会关系“非货币化”的那一部分，也有设置管理手段的空间，例如毛泽东时代的单位制中间，广泛存在的是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区舆论中间，个人对于长期预测相对稳定，对于周围同事和朋友对自己的看法相对敏感，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自律，同时也很注重“面子”，因此，群众性的表扬、批评乃至最极端的批判会形式，都是对个人及其“面子”进行梯级设置而成为一种管理手段。这种针对熟人社会内部社会关系而设置的管理，优点是成本较低不会产生基于权力利益分配而形成的社会分化，破坏“扁平化结构”和认同，缺点是不易于操作并容易出现过火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规范的行政管理无法处理在熟人社区中间非常有效的舆论监督过程，往往倾向于抛弃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结果，规范的行政管理必然意味着抛弃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操作空间。

相比较而言，x派先生很是希望社会关系货币化，因为一个社会的物质利益和剩余的生产如果能够全部控制在管理者阶层手里，显然，被管理者就陷入一种绝对的弱势地位，不得不屈从于管理者的调节和指挥。而且，社会关系的货币化样式，是所能设想的全部手段和控制方式中间最为灵活和方便的，不仅能够方便地数量化，而且可以进行连续的梯级划分，在管理的全局中间也易于汇总和识别——也就是说“信息成本”最小化。 “三个有利于”非常具体地体现了他看世界的视野，国力、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是可以数量化的。与马克思相比，热门发言人例如李锐杜润生诸位先生，就绝对地把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自变量，发展出一种绝对的“经济决定论”来，对于这样的所谓理论创新或者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也许格外适用。

从社会现实而言，不是全部剩余产品都能够方便地集中到管理者手里的，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货币化的，甚至，在一些基层的单位中间，正式的控制方式不一定能够方便地为管理者所运用。换言之，把社会关系全盘货币化，或者按照利益的统配方式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秩序的努力，并不是都能够实现的，大体上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社会关系货币化程度最高，按照剩余流动和利益分配来理解这一社会形态是最贴近现实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间，不仅社会关系货币化程度很低，而且，社会控制方式不得不从属于很多“中世纪”的古老习惯和禁忌。更有甚者，文化权力是掌握在教士手里，乡村社区有自己的舆论圈子，封建主和农奴有着明确的“依附关系”。

欧洲是在启蒙时代之后，文化权力才逐步从教士手里转移出来为资本的需要服务，而挣脱封建羁袢的自由劳动力则需要“济贫法”这样典型的国家强制才驯服地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换言之，社会关系货币化过程，本身是综合了舆论动员和国家强制的巨大影响之后才逐步建设起来的。所以，布罗代尔说不能想象没有政府支持和舆论辩护的资本主义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关系货币化过程和持续，本身就是需要其他的强有力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能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社会关系货币化”作为决定性因素同时把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作为“从属因素”来看待，也是大有疑问的。

在政治权力和把社会关系货币化的乌托邦愿望中间，存在着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因果关联。原本是作为政治场域中间“管理者阶层”愿望而存在的“社会关系货币化”热望，反而被投射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思潮——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彻底货币化可以降低管理者的信息成本和管理事务，同时却能够提高管理者的特权地位和利益。按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模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和秩序，是权力精英群体的“系统策略利益”（借用朗西曼的概念），这被毛泽东批判为“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也正是如此，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同时，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题目下，一是反对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物质利益作为管理手段运用（这同时当然意味着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更强势的权力和地位），二是反对把劳动者降低为按照他所提供的劳动数量来付给报酬的工具。

在毛泽东死后，x派先生们在舆论上格外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效益”，显然，这三个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同样的愿望——把社会关系尽可能地货币化。今天，中国大概没有人会天真地去相信，当年发动那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去要求“按劳分配”仅仅只是为勤奋熟练的工人讨回他们应得的工资。在中国古代，家是国的一个合适的转喻，这不仅切合了农业社会一般民众的生活经验，而且，宣传“节孝”是为了更好地论证“尽忠”。根据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转喻：从按劳分配开始，经过“按贡献分配”的过渡和转喻，最终实现了“按权力和要素分配”的目标。

今天的社会现实依然是，社会关系的货币化程度仍然有限，不可能达到权力精英那个有限的指望——把管理事务和信息简单化。但是，这个宣传运动及其后续的变革过程，却如愿以偿地完成了精英阶层所需要的权力和利益份额的最大化。从毛泽东曾经努力并不惜一切代价发动的文革看来，在中国社会中间仅仅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得益于社会关系的全面货币化过程，而且，从毛泽东历来强调的“政治挂帅”并结合最近三十年企业管理的实际成效看，也不宜把社会关系货币化作为唯一的组织和管理依据，更需要慎重看待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组织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化约为服务于什么阶层的利益去取消其独立性。

按照博兰尼的说法，前工业社会中间市场原本是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间的，失去了对社会的各种保护的市场关系泛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灾难，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造物”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马克思至少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间，也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的独特改造过程——把一切都货币化，但是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x时代的李锐杜润生等人）却把各种社会形态的主导线索“唯一化”了——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剩余生产和分配方面——去界定全部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结果是把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框架中间去理解。

正是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剩余剥夺关系，作为所有社会形态的主要观测角度，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因素都化约为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或者一种服务于经济的关系，才会在历史研究中间出现那种标准的“阶段论”的模式。对前工业社会是否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汇指代本身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指代隐含了一种经济关系普遍化的逻辑，在“经济决定论”的狭隘框架中间本身就隐含了一种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期待，在涉及到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描述时，经济决定论所隐含的期待，明显是中国近六十年来历史政治过程中间最为活跃最为“革命”的因素，对这个方面的疏忽将导致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处境“自何处来到何处去”缺乏真切的理解。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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