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变迁、毛泽东晚期思想与党内分歧——以多数人的感受作为出发点

作者：老田

保罗?斯威齐把苏联、中国等国家称为“革命后社会”，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这个说法是合适的，中国就是在完成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并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才系统地开展社会革命的。

中国的社会革命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在1956年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稳定结合，改善了分配方式，平民阶层获得生存资料的条件有很大的改进（包括收入增加、以更为稳定和公平的价格条件获得食物）。社会革命的内容在于祛除狭隘利益对于多数人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破坏作用，把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的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到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这一阶段被祛除和宣布为非法的狭隘利益由：地主富农借农地占有所收取的地租和高利贷（以生产资料、生存资料占有攫取农民剩余）、合作化实现了土地、耕畜、工具与农业劳动力的稳定结合。

而1952年的城市“五反”群众运动，则在工厂内部夺取了资本家的“管理权、人事权和分配权”，工人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保障。

在这个大的演化背景之下，行政管制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替代了从前由市场规则起作用的领域，劳动力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此受到了保护。普通工农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报章宣传制造的个人崇拜，而是低下的劳动力价格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换言之，不是人民日报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在极为困苦的生存条件下，少许的改善和保障不仅提升了个人的经济地位，也保障了个人尊严和安全。个人崇拜、驯服工具都是从属于同一个“翻身”过程的产物。

此后，社会革命继续深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狭隘利益，意味着精英阶层未能恰当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普通工农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服务于新社会的需要，此前的群众运动基本上与一种明晰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现在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于工作和职责的态度和投入意愿，以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方式来对精英阶层纠偏，不再是一种否定性权力（这种权力意味着对象不再反抗和维持狭隘利益即可），社会革命第二阶段的狭隘利益与个人的思想认识和对工作的态度相关，这是一种肯定性权力，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间，以群众运动行使肯定性权力的问题和不足是明显的，由此激起了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激化（特别是从开门整风到反右运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文革）。在反右之前，毛泽东指望通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开门整风，由知识精英来承担监督权力精英的成本，改进共产党干部的作风（实质上就是寻求干部以一种更友好的方式去更合理地行使权力），结果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文革期间实际上是让造反派的有组织力量，去矫正权力精英的滥权，结果也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新中国的阶级实质被成为是“工农联盟”，这一联盟的经济内容主要是旧中国劳动力低下的市场价格被颠覆，国家的新制度和政策都转而采取提高劳动者地位，“翻身得解放”的普通体验与行政管制替代市场关系之后了劳动者得到的保护程度上升。

与社会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紧密相关，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寻求一种社会扁平化的机制，这一过程意味着相对平均地分配权力和利益，在全能型政权底下，改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调节措施，在反复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间得到重申。以集体农业为例，降低管理者地位的主要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四清运动，主要成就是敦促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以上级下派的工作队领导“清管理、清仓库、清账目、清工分”，在不承认“法定追诉期”的前提下审查干部的经济问题，这个运动过后，干部贪占行为有很大的收敛，至今有老年农民仍然说“现在无官不贪，要是来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基层农村也形成了一些体制外的有组织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把眼光顶住干部的言论和行为，促使干部们不得不选择一种更为谨慎的行为模式，张庄的王金红在文革被彻底否定、邓小平保证二十年不搞运动之后，仍然在言行方面非常谨慎持重，唯恐贻人口实，他1987年在美国波士顿受邀讲话之前提出，若举办方不录音保留证据，就拒绝发表讲话。这些运动从根本上压缩了权力精英的自由行动空间，减少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当然也有负面作用，不敢积极负责就是最主要的表现，这本身是群众运动行使肯定性权力的伴随性后果），可以认定为一种权力资本的贬值政策，在毛泽东时代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都是要求向“中庸线”靠近，确保扁平化的措施。

对精英阶层采取权力资本贬值政策，本身是工农联盟的第二个内涵，仅仅有劳动者保护政策还不足以实现国体并体现政权的阶级实质，还需要配套精英阶层所掌握的两种关键资本的贬值政策。而经济资本不作为限制劳动者利益和权力的政策，在社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业已实施完毕。

共产党党内分歧的激化，主要是与第二阶段的革命涉及到精英阶层的权力地位和利益时期，在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社会革命的对象是那些掌握经济资本的精英们，共产党高层则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此种一致还与共产党官员多数在革命期间与底层民众结下了较深厚的感情关系（或者说社会资本）有关，直到1980年代早期，在共产党内部主张实施公有制同时给劳动者以就业保护、工资福利保护政策的人士，仍然在高层占据绝大多数，这些人被“改革派舆论”称为“思想僵化”，大体上是以陈云为其精神领袖。

文革结束之后，第一个背离扁平化要求的否定阶段，是否定文革的大民主群众运动，保护权力精英的稳固地位，降低群众对于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对于管理层的反向制约，这在共产党内部取得了高度一致（此种权力精英的共同意志具体体现在1981年通过的“六二七决议”中间）。第二阶段背弃扁平化的改革是否定公有制实现劳动力市场化，把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到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到1990年代晚期国企如果继续实施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市场自杀行为，这个期间最为重要的演变是农民工的低成本运用，同时搭配国企工人的大量下岗——以无保障、低工资、长工时的农民工替代有保障的国企工人，这受到许多老革命干部的反对，邓小平改革所要排除的改革阻力来自他们。背离扁平化的第一步是政治参与渠道的封闭和由“专业化的官僚”垄断政治权力。

党内反对力量的作用，使得《邓小平文选》中间的讲法有很大的因应，大体上1986年之前他仍然受制于这一反对力量，讲话或多或少地适应这一部分人的口味，此后则逐步演变到1992年的说法，逐步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背离扁平化的第二步是劳动力的雇佣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直接劳动者失去与生产资料的稳定联系和有保障的就业就业岗位。

从中国革命到改革，从劳动者地位上看，走了一个很完整的循环，从雇佣劳动者到工人阶级再回到雇佣劳动者地位。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和变迁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启发性的年代，在短短一代人的记忆里完整地保留着两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人类的四分之一数量亲历了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这是一份非常巨大的“待开发资源”。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依赖的演变则要单调得多，与中国相比他们几乎是接近于死水一潭。但是，正是在西方国家相对单调的演变中间，社会学研究者提炼了全套概念和观察框架，有些人用以“套”中国，这可能导致遮蔽丰富而复杂的社会事实。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是全能型政权广泛作用于社会，个人从生产到生存条件都与政权机构相联系，换言之，就是政治和经济缺乏西方式的分离；而且，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结合程度也是很高的，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不普遍。考虑到政经不分和公私合一的现实，简单援引西方社会学概念和叙事框架，其遮蔽作用可能会反而超过解析作用，因此，研究过去一百年中国如此宏大的社会变革，优势是材料极为丰富，缺点是在理论和方法上不能“捡现成”，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学者例如孙立平，由于简单援引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就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关系描述就陷入惊人的歪曲（参阅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从劳动者的地位和感受为出发点，去校核精英阶层的感受和叙事，可能更为准确和有效。

比较有效的测度方法，可能需要以管理学角度切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以此去测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博弈论方法（检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策略选择集和博弈方式），科层制理论（从中比较得出扁平化管理的特点与不同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均衡的理解（结构制约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