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合作组织＋现代技术

——兼谈“千年变局”中的价值观问题与主流学术

老  田

摘要：市场机制能够实现一部分福利的生产和分配，但经由市场定价机制而起作用的地位和权力“兑现”机制，在中国却形成了高价格和排斥机制，大多数人因无法通过这一排斥机制沦为“弱势群体”，中国社会出现“断裂”。社会问题的答案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过程，需要“一体化”来看待。正是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难以改变，就更需要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保障合作组织的生产性功能，从而找到为大多数人提供低成本福利、提供基层制度化参与的有效路径。

序言

洋务运动以来，从洋务派和变法派以降，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派，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完成工业化并据以实现国家安全和民生目标。这个共识所体现的具体发展目标，可以借用孙中山的“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加以表达。工业化带来的变革，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系统地革新了社会关系及其结构，这确实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至于老大中国在这大变局中要“出脱”成一个什么合理的“模样”，因这大变局至今仍然在展开并未最后定型，所以聚讼纷纭，成为各方人士乐于发表意见的话题。

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

应该说，在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上，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都还是怀有真诚愿望的。但是，实际效果往往不与真诚的动机成正比。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部实业投资所沉淀的固定资产总数不过124亿元。考虑到中国巨大的领土幅员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区区百亿积累所能够带来的改变，显然只能集中在几个孤立的“点”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就达到588亿元，新形成的固定资产490亿元，这相当于鸦片战争之后百年积累总量的四倍。正是依托此种强大的投资和资产积累，到1980年前后，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其标志就是建起了初步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做得比前人更好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在老大中国更好地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如何在工业化早期更好地动员和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促使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更快地积累起来去支持“快速工业化”的事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现代化经验及其理论提炼之后形成的制度偏好和价值观，但至今中国学界对此没有形成起码的共识，而且，近些年来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已经逐步公开化了。下面是我个人对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看法。

正是依托初步工业化的成就，也部分地依托集体农业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成就，全国各地的农业单产水平跟随化肥投入的增加而相继上升，先后在粮食种植上达到了“饱和产量”。工业发达的苏南地区，例如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在1967年前后就已经达到饱和产量；笔者的老家湖北蕲春县，是在1970年代晚期达到饱和产量的——该县1984年粮食产量与1979年持平，此后也没有多大提高；北方的旱作农业区，因受制于小麦和玉米良种的晚熟，达到饱和产量的时间更晚一些。在全国农村的多数地区达到饱和产量之后，自晚明以来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粮食产量长期低于温饱需要的困境得以突破——正是在这个困境的约束下，中国农业的种植结构长期以粮食为主（所谓“以粮为纲”）无法更改，经济作物和轻工业原料大量增产的前提无法具备。这其实很好理解：在人均口粮不足的情况下，有限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当然要优先分配给粮食种植业；而且，从新中国前30年的粮食产出波动情况看，每逢粮食产量下降，种植业的品种结构就趋于劣化，不仅杂粮和粗粮的比例上升，同时棉花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下降得更快——因为有限的土地要在更高的程度上集中于满足果腹的需要。

正是在初级工业化完成之后，粮食产量才能稳定地超过温饱需要水平，农业的种植结构才开始具备升级条件。根据中国的经验，农业结构转换的临界点大体上可以划在：化肥供应量稳定超过1亿吨（或者折纯量为1700万吨）同时粮食产量稳定地超过3.8亿～4.0亿吨。达到了这两个临界条件之后，“以粮为纲”就不再需要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力可以从粮食种植中间“解放”出来，转而投入经济作物，从此，轻工业原料的快速增长和轻工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才算是具备了。这个临界点的达到时间大约是1978～1980年。毕竟，在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电广泛进入家庭的“消费革命”发生之前，轻工业原料的绝大部分是要靠农业提供的。从更长历史时间段的经济发展历程看，晚明以来粮食产量落后于温饱需要的困境，最终是在集体农业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成就之上，再决定性地叠加了初级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化肥工业支持，即总计花费了大约30年的努力后才得以突破的。

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是“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农业产出得以大幅度提升。这个说法把农民选择的有效劳动投入数量作为决定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来看待，似乎人地紧张条件下的长期历史趋势，在没有化肥大量投入的帮助下，就有可能逆转，这明显不符合小农经济长期在中国历史中间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证据。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农业产出增加的解释逻辑，是中国式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支撑点，这种意识形态常常导致全盘肯定只有在前工业化时代才能存在的生产家庭化和合作最小化。因此，在工业化时代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扭曲的、最激进的“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时代后，中国进入改革阶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苏东国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苏东国家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在初步工业化接近完成的阶段上起步的。这个起点的区别带来了更为根本的差别——苏东的转型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崩溃，而中国的改革却开启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特别是消费品生产急剧扩张的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在两个主要方面加速了消费品生产的扩张过程，第一个就是1979年开始执行的“消费补课”政策。正是这一政策，终结了从前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倾斜扶持重工业的政策，转而优先扶持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和化肥，使得农业产出先于本土化肥产业的支持能力而提前达到饱和产量，从而“解放”了大量原用于粮食生产的农业资源，使得各种经济作物的快速扩张过程得以提前启动。而且，在消费品生产方面，除了依托本土的技术装备水平进行大规模扩张之外，还开启了大量依赖进口技术装备的快速扩张过程，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产品的迅速换代——最典型地体现在1980年代的家电产品的快速升级上。可以说，改革和开放政策，不仅快速促进了消费品生产的“量”的扩张，而且通过快速扬弃本土装备工业的“包袱”直接买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线，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质”的突破。

在经过1980年代的新旧社会体制的替代时期之后，与多数人基本生存条件相关的福利事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特别是教育、医疗和房地产这三个从前都是作为福利提供的关键方面，现在则被市场化了，相应的“市场价格”急剧攀升到大多数人口无法承受的地步，多数人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高价格开始成为对多数人的系统“排斥机制”。正是在这几个重要方面，不仅仅提供了新增GDP数字的相当部分，而且启动了一个多数人生存状态下降和不稳定化的过程，同时也相应地造就了一个为数甚少而且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和更为少数的暴富群体。伴随着分配上两级分化的出现，中国庞大人口中间有一少部分人的购买力急剧上升，在国内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容量的高端消费品市场——那些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的消费品产业，开始在中国经济中间占据相当地位。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与发达国家相接近的产业特征，例如汽车相关产业和房地产业都成为“支柱产业”。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的技术装备依赖大幅度提高，但是“重工业”比重却未有相应的下降，关键就在于钢铁、水泥等产量均占据全球产量的1/3上下。此种奇特的产业结构，明显是政府工程和房地产业强势拉动的结果。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国家实现了不可再生资源开发数量的急剧上升和加工能力的突进，而且这个快速突进是在尽可能降低对环境和生态的必要补偿的条件下实现的，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可供分配的产出数量极大化了：一方面是采掘工业的巨大扩张和制造业的巨大加工能力；一方面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破坏的必要补偿。对于现实经济的生产力和产出水平的提高，无论国内还是海外，都应该是有共同认识的。分歧可能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一阶段经济扩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个扩张过程的社会代价和自然代价？二是这个经济扩张过程在中国今天特有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制约下，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还可以维持？

二、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与核心价值观

一个人无法离开同伴而生存，他总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网络相互作用的方式，在新中国近60年来的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大体而言，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间，行政权力的管理作用占据了更大的份量；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关系的性质日益转向货币化，以“经济”面貌出现的各种权力或者市场谈判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在日益加强。

近30年来，社会关系中间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范围日益扩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上，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上升。反观毛泽东时代，社会组织方式中间行政权力的作用则特别突出，几乎全部人口都被组织在一个硕大无比的行政管理系统中间。当时为了实施快速工业化战略，资源分配优先集中于生产资料和重工业，农业主要依托集体组织密集投入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轻工业受制于农业原料的产出水平而缺乏发展条件，这三个要点似乎饱读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著名学者们都毫不知情，但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则是有明确认识的——李富春1955年在大人会议上作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时就明确表达过，1956年9月在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又一次重申了。

由于无法在短期内突破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于需要的限制，在管理上不得不降低“物质刺激”的地位，宣传上则高扬“奉献精神”的主旋律。也正是与这一消费品短缺的结构性限制相对应，低工资政策也是长期的，在低工资条件下国家和单位都着眼于降低维持生存的货币支出数量。相应地，与个人生存状态紧密相关的各种福利事业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多数是通过“单位办社会”的方式进行低成本解决的。毛泽东时代相应的社会关系定位中，是全国消费品生产总水平的局限，决定了工资和收入的低水平，而收入的低水平催生了福利的低成本生产模式，这三者共同决定了毛泽东时代社会关系中较低的货币化水平。社会关系较低的货币化水平，实际上又反过来强化了个人对单位制的依赖，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与他本人能够主导的努力水平关联度不高。所以，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核心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宣传，而且与个人生存状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单位对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压倒性的重要性——是相一致的。

毛泽东时代在单位内部进行的福利生产，实际上排斥了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在单位内部进行分工，就可能的技术和资源条件广泛安排低成本的福利生产，并尽可能相对均衡地分配其产出。那个时代，是由单位而不是个人来承担人力资本的积累成本，教师医生等从业者的个人学习成本和培训费用主要是集体承担的，相应地，单位兴办的福利事业也不允许从业者利用各种优势与消费者进行讨价还价，消灭了信息优势和地位优势转化为较高的服务价格的可能，这是福利事业得以低价格供应的原因。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优势人群对弱势人群的“价格排斥”机制。在单位制条件下，福利生产和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水平，最终是由人力资源的积累水平和物质资源的数量所限制的，不存在高价格的排斥机制和不合格的消费者问题。

在单位制条件下，成员资格是被广泛授予的，当然也是有等级差别的（虽然差别较小），这个资格通常与工作的年限和行政级别成正相关关系，那是一个等着长胡子长工龄涨工资的时代。单位制虽然部分地排斥了优势地位“兑现”为金钱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复杂社会里管理事务庞杂和日益专业化的趋势，客观上存在着控制权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同时多数人疏离于管理过程之外的问题，这就需要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建立一种必不可少的信任关系。从管理的现实需要出发，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低工资下的超额劳动投入问题，这就需要劳动者相信今天未充分给付报酬的超额劳动投入是有助于他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这就需要行政机构和管理者群体履行整体利益托管人的角色。要人们确信这一角色的完善性，一方面需要对下进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通过周期性的群众运动和意识形态批判（例如反资反修舆论）以抑制掌握管理权力的精英阶层，防止他们把掌管的整体利益转化为自身的狭隘利益。实际上，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仅仅只有对于被管理者的宣传，而缺乏对于管理者的有效抑制，就很难让人信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控制权客观上集中在管理者群体手里的前提下，需要与“政府作为合格的整体利益托管人角色”一致起来，才会有说服力。

毛泽东时代，试图在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仍然维持以“熟人社区”为特点的单位制，一个重要的管理特点就是熟人社区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小，而且，熟人社区舆论的领导权通常是掌握在多数下层民众手里的。美国学者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不是地主富农而是多数贫困农民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领导权反过来作用于统治阶级。毛泽东时代的底层舆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就是通过周期性的群众运动和下派工作组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进行清查，这在客观上压低了基层管理者的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更易于接受社区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换言之是通过上下级结合的方式强化了底层民众的舆论权力。而报章上的舆论，则老一套地长期批判脱离群众、特权和蜕化变质，从根本上也是不利于强化管理者权力的。虽然毛泽东本人希望通过上下结合，以驯服“精英阶层”担负起合格的整体利益托管人角色，并为此进行过许多激进的试验和努力，但是，通观毛泽东时代这个目标没有完全实现，至少他本人临终前仍然肯定存在着精英阶层把狭隘利益制度化的可能性，并预言：只要这种制度化过程取得成功，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将受到威胁。

大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成就，在授予广泛的“成员资格”并以此取消对于底层极为不利的市场排斥机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尽管毛泽东本人以自己的巨大威望推进了许多激进的试验，但是终究未能在成员资格的“高”起点上，继续探索出稳定的制度化参与渠道。相比之下，与覆盖全社会的行政管理相联系，群众广泛的制度化参与（民权问题）显然具有更高程度的重要性。

三、和谐社会的“社会性障碍”

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界很多人天真地相信，我们已经永远地走出了毛泽东提出的那个致命的问题，找到了另外一条通向现代化和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在这条新的道路下，仅仅只是在其早期需要下层的忍让，而未来的发展将肯定惠及全民。在这样的看问题的视野里，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都转化成了一个时间和发展阶段问题，也即在达到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发展水平之后所有问题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一套发展主义的阶段论说辞，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合理安排：先让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构建发展的推动力量（所谓“让改革不可逆转”），等到经济已经充分富裕发达之后，再改善多数人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在初级阶段的发展中，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利益是必需的，这很生动地体现在厉以宁等人所说的牺牲一代老工人的言论中。

30年后，发展的内外部限制和条件更为明晰：第一个限制条件，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如果中国不能把欧美日转换为第三世界国家同时自己成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显然，中国庞大人口的富裕发达程度就要立足于本土的资源数量，但鉴于中国庞大的年资源采掘数量和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我们很难再指望进一步扩张采掘能力以支持某个远大的发展前景，同时把今天已经很严重的问题推延到未来去解决，看来需要有一种立足于已有的发展水平来思考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案。第二个限制条件是，我们曾经指望技术和资本的积累过程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从而低估了在多数人生存状态改善方面存在的“社会性障碍”。这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所谓的“利益集团扭曲改革”和“新三座大山”等方面，因此这个限制也需要纳入被考虑的范围。

回溯1980年代早期，人们认定有且只有行政权力的覆盖性影响会带来难以处理的缺陷，只要引入市场机制就能够自发解决少数人滥用权力和特权侵害多数人的问题。经过30年的市场实践，我们亲眼看到垄断地位、信息优势，行政权力和文化权力等一切权力，都在市场中寻找到了制度化的兑现渠道，并成为影响定价机制的决定性力量，共同形成了以高价格为特征的系统排斥机制，破坏了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各种权力在中国特定的市场定价机制中的深度参与，呈现出一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综合起作用的特点。很难再有理由期待，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涨，价格排斥机制会减弱，或者说，多数人的收入上升最终能够赶超价格排斥机制的强度。正是在这样关键性的领域，一种不乐观的看法蔓延开来，而且，对于市场机制和西方现代化经验的怀疑，也同时滋长起来。

在“三农问题”上，人们看到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有的市场体系和政治体系中间的“低下”地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财物资源从农村地区大量地流出的“规则”，农民失去了改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必要资源，大量的农村人口从现代化进程中被“甩出去”了。显然，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和多数地区的农业人口，仍然必须依靠种植比较利益低下的粮食作物为生，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不可能依靠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来解决，也不可能指望像发达国家那样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支持。中国农业生产条件的进步和农民福利的提升，惟一的出路在于通过密切的合作来低成本地解决。

在城市地区，由于就业改革的深入和福利事业的市场化，在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之后，白领阶层也日益受到价格排斥机制的限制，白领中间的大部分人也日益在工作和生活上陷入房贷债务和不稳定的状态。这一现实决定性地影响到网络舆论的变化，许多满载着失意乃至仇恨的言论充斥着各“自由派”网站，这些不满意显然是工作和生存状态恶化的逻辑后果，是对社会排斥机制向上覆盖的一种合理反应。

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白领，中国社会的排斥机制就这样构造出一个“断裂”社会，而这个“断裂”社会的主流学术却日益表现出一个奇特的“先进性”特征：与美国的距离很近，离中国的多数人生存状态却很远——正是在给多数人的意愿以足够的轻蔑之后才能不太勉强地“自然”做到狂热地拥抱“普世价值”。这种状态也许适合用牛顿定律做比喻——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来说明，因为精英阶层得不到多数平民的认同，失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统领能力和领导权，领导权方面越是有欠缺其重要性就越是彰显，主流学者就越是拔高西方“普世价值”，并把它说成是只能照搬照抄的绝对真理，借以完成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重任（虽然是在“纯理论领域”）。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信誉的急剧下降，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在网络上长期受到严厉批评，几乎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主流经济学家们长期以宣扬市场机制的公平性和效率为能事，但中国现实的市场却掺杂了过多的权力意志，这很难被认为是引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对此，更多人持有一种市场化只是“开拓了权力在市场上兑现的通道”的偏颇看法，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关于市场化的鸿篇巨制，都据此被看作是对“权力变金钱”的文饰。

许多人日益感到正是在他们生存条件日益恶化的福利市场化过程中，显现了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明显“共谋”，所以有“精英同盟”和“铁三角”之说，或者按照孙立平的说法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这是对于和谐社会的“社会性障碍”的第一种理解。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网络上业已丧失良性影响力的事实，也许能够提醒主流学者这样一个重要事项：严重脱离多数人生存实际的先进理论，无论在逻辑上和形式上多么完美都不足以说服人。因此，即便是从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良好用意出发，也格外需要关注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中国的现实，这就迫切需要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仅需要研究学习西方的理论，更需要敞开胸怀和视野来关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状态。

这样来提出问题，可能有益于争论的展开和明晰化：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难以改变，如果缺乏足够稳固的合作组织，多数人口将难以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的好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一部分福利的生产和分配，发达国家也在比较高的人均资源消耗水平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多数人口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但是，经由市场定价机制而起作用的地位和权力“兑现”机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却形成了高价格和排斥机制，大多数人口因无法通过这一排斥机制而成为“弱势群体”。所以，是在中国而不是发达国家，更需要“排斥价格机制”的合作性生产，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给被高价格排斥为不合格的消费者群体——也就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提供低成本的福利。在价格排斥机制下面的大多数人口的福利需要，到实际受到人力物力资源“硬”限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中，有着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而这一潜力只能是透过广泛而稳定的合作组织来实现。换言之，社会问题的答案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过程，需要“一体化”来看待，这就需要面对中国特有的资源条件和人口条件，筹划出一个让多数中国人得以在现代技术帮助下、“尽不可再生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来提升生产和生存条件的“制度化”路径。也就是说，对于多数人生存状态改善要求留待“以后研究解决”的说法，在30年前是有说服力的，但今天已经很难取信于人了，所以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就必须反应这个实际的变化，继续执著于“引进理论”的方式在社会效果上不无疑问。

近年，弱势群体的上界逐步上移，似乎已经覆盖了小资和白领阶层的多数，这加剧了社会政治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鉴于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逐年上升，政界人士已经先于学术界感受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率先对此作出了反应，并着手探索解决方案，提出一些调整策略和社会政策，也许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而主流学术界的“惯性”看来远远大于政界，至今未来作出起码的回应。如果仅仅局限于政界人士的号召，没有学术界的深切关注和研究，显然就很难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仍然有可能出现“政令难出中南海”的阻塞现象。

毛泽东时代，曾经广泛试验过在社区范围内依托合作组织进行低成本福利生产的方式，并确实在经济技术条件很落后的情况下就迅速提升了民众的福利。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农民的稳定合作和低成本福利生产体系，在中国永远会占据农民多数的“种粮农民”将永远不可能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也永远得不到起码的医疗保障。而农民合作的困境首先在于管理问题。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干部在周期性政治运动的威慑下还相对清廉，而今天的农村要实现那样高程度的合作，干部的自利行为可能更加难以监督和制约。正是出于此种现实的顾虑，在农村税费取消之后的基层政权改革是趋向于瓦解其介入农村社会的能力。

结语

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句话用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之后就是这个意思：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人们愿意承担的投入数量。对于合作组织而言，管理问题的难度是我们素所深知的，但中国恰好有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大量经验材料可资对照研究。也许在政治、经济和学术各界人士共同支付了足够的“投入”之后，我们就能够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找到那条地上原本没有的新路，探索出更好更合理的管理方案——在保障合作组织的生产性功能的基础上，探索出基层制度化参与的民主路径来，这对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高度密切的合作组织和低成本的福利生产，也许是中国在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中间，尽可能地把现代技术的潜在好处带给多数人口以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出路。与此相对应的管理和民主问题，应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难题纳入我们观察研究的视野。过分因袭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理论，不注意市场化路径在穷国现实中对多数人口形成的价格排斥机制，这是对和谐社会的“社会性障碍”第二种理解——拒绝在适当的研究方向上投入适当的人力物力支持。

（作者：南京师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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