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无法把“超经济强制”合法化
－－新望为什么以“打棍子”代替说理
作者：老田

大陆主流经济学家们长期主掌“改革意识形态”的阐释权，任凭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也始终未能把“超经济强制”合法化，关键时刻还是放出“主流经济学第一打手”新望先生出来，以“打棍子”和骂街代替说理。从新望先生在《财经时报》上的发言口气看，这一次“打棍子”活动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这是一个新情况。老田先前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介绍过新望先生非凡的见识，这次再对他的讲话作一点背景分析。
广大民众成了经济改革的受害者
大陆主流经济学家们热诚支持的“改革事业”，在进行了二十多年之后，一方面是在大陆造就了一个不小的“中产阶级”和暴富群体，同时也制造了更多的贫困人口。特别是朱鎔基任内进行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经济困难，呈现出“赤裸裸地剥夺多数人”以强行造就中产阶级和暴富群体的性质，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当然就日益失去民众的认同。由于遭受排斥和损害的人数越来越多，民众群起反抗已经引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改革”后果已经呈现出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严重性质。因此就激发了人们对改革进行反思和思考，在人们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过程中间，首先受质疑的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从前所宣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高层虽然不见得特别愿意主导扭转改革方向，或者象新望先生说的那样“反改革”，但是问题之严重已经不由得不正视了，寻求一种稳妥的调整措施以规避可能的风险。当然高层的真实意愿如何，不是本文的问题，本文主要分析新望及其他愿意代表的那个群体内部的事项。
虽然纸媒体仍然笼罩在“主流话语”之下，但是网络言论就不那么跟随主流们的意愿了，一些表现突出的主流经济学界如厉以宁和张维迎等人，在网络上简直成了众矢之的，这多少给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一些压力，所以就有了厉以宁教授的名言“顶住互联网”。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使得新望们难以垄断全部话语空间，这个超越了主流们的封锁能力，结果导致“反改革”的上层和底层在“互联网上接轨”，这也很让新望先生懊恼。

主流经济学家的水准低劣
二十多年来，主流知识精英向民众许诺过很多的好处，最终一样也没有实现，主流知识精英们最开始异口同声地说“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把欧美日的发达和“四小龙”的迅速成长当成是检验体制好坏的最重要“实践”，说人家发达主要是“体制好”，所以大陆只能是“放弃僵化的旧体制”向它们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增强企业的活力”实现“高效率”，民众生活也可以指望得到更快的改善。但是现实恰恰跟精英们许诺的相反，二十多年来民众亲身体验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生存保障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不可能不对精英们的各种好听的言辞和动人的许诺产生戒心。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界说的“企业改革”，原来的目标说是要提高企业效率，他们让人们相信：只要按照他们所说的方法进行“改革”，中国的企业扩张就会结束“低效率的外延型扩张阶段”，高效率的企业将迅速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提高。经济学家们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人们不相信，但现实的结果却是工人下岗和大量企业破产，他们指导的改革仅仅与企业效率急速下降相联系，未能带来当初所许诺的“增强企业的活力”这一初始改革目标。
由于改革的结果是这个样子，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怀疑主流经济学家的水平，可能是主流们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因此他们已经更换了至少三套不同的话语，把水搅浑以掩盖他们的无能。在改革的早期，于光远等人捏造了一个“只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说中国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必须改革，这是为了让生产力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一论证最后是与方励之接轨：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第二套改革话语是“市场配置资源”，这是从西方的主流那里抄袭来的，说是要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资源分配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为实现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就需要推进价格改革，搞所谓的“价格闯关”结果引发物价飞涨和社会动荡；到后来他们引进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说改革的关键是产权问题，要实现产权明晰才会有效率，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没有全盘私有化。

买办、贪官和奸商组成“分利同盟”

按照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戴园晨的说法，这个主流经济学的话语变换过程，包含着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特定内涵和深心，他说为改革服务的意识形态只能是采取“走一步骗一步”的策略，他说：“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改革目标的定位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向问题”。“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这样一来，按照戴园晨的界说，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是无能，而是精明，他们在坚定的“改革”目标旨趣下，灵活地采取了不同的话语策略。
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话语虽然一变再变，但改革在实际的资源分配上的走向却始终如一，1980年代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使得权力直接控制了大量的“计划内”和“计划外”价格、利率和汇率的差额，直接为“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后来的企业改革在竭力强化管理者地位的同时，竭力弱化工人的地位并侵削工人的利益，去增加企业的效率空间，但是大量企业的效益不仅没有因此好转，还是日益下降；最后经济学家们说只有把企业白送给管理者才能搞好。在房地产狂潮中间，迅速增加的住房供应，不仅没有能够改善普通人的居住情况，而且价格越来越超出普通人的购买力水平，住房问题变成一种“结构性短缺”――最缺房的人将永远得不到住房，这一产业的恶性膨胀，成了少数人聚敛社会财富的手段。改革的少数得利者，按照一般民众的看法，已经只剩下“买办、奸商和贪官”组成的小群体了，白领和小资都已经在工人之后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牺牲品了。这些买办、贪官和奸商，按照行业和地域关系组成一个个分利同盟，在“权钱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垄断最有利的事业，能够占据每年新增的大部分经济剩余。
二十年来持续不断的财富分配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过程，总是被主流经济学家高度肯定为正确的改革方向，说成是市场化改革。而问题恰恰在于：改革的每一步都是通过非市场手段，特别是结合行政权力的运用来实现财富向少数人手上集中，从而具有典型的“超经济强制”性质。粗略看来，主流经济学为了把这一“超经济强制”过程合法化，变换了几套话语，重新界说了马克思到科斯的理论。虽然他们擅长孙悟空那样的七十二变，还有继续变换话语的空间，但是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信誉，现在有点黔驴技穷的迹象了。因为说理不那么顺畅，为了体现战斗力，就只好“打棍子”“戴帽子”了，有主流经济学第一打手之称的新望先生，又有了用武之地。

“权抢钱叫市场化，钱抢权叫民主化”

大陆学界二十年来的主流话语，是把持在“主流经济学家”和九十年代后期才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者”手里。许多人一定感到很奇怪，不是老说共产党是压制言论自由和独裁的么，为什么这两种严重违反“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纲”的言论却成了主流呢？其实，每一种主流话语都是符合现实社会强势群体需要的，有人把们“主流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实的服务对象，结合中国最近二十年演变的事实来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这两拨人实际上是说：“权抢钱叫市场化，钱抢权叫民主化。”此前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名目之下，让少数人瓜分了国企存量资产并占有绝大部分经济剩余；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则力举在中国进行“政治市场化”，目标是和平地落实经济改革中间结成的“分利同盟”的政治要求，由他们直接接管政权，好把贪污盗窃财产的法律和政治风险下降到最低限度。在宪政和民主的口号下实现“政治市场化”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唯一诉求，目的是和平地向“分利同盟”转移政治权力。
站在主流们背后的是“买办、贪官、奸商”集团，这是中国现今的强势群体，与这一群体攫取的巨额经济剩余相适应，他们有着迫切的政治权力诉求，明显已经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矛盾了。所以自由主义者不仅主张选举，而且竭力抨击共产党什么好事也没干，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共产党执政所做的事情不外“以左的名义抢劫，以右的名义瓜分”。在这一说法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政权从共产党手中顺利转移出去的话，应该像俄罗斯那样宣布共产党非法，如果再配合国家解体措施，那么分利同盟非法取得的财富就没有了法律上的“债权人”。取消“债权人”的合法存在，是降低分利同盟政治和法律风险的“釜底抽薪”措施。在这个意义上看，新望仅仅担心“高层意识形态人士”明显过于狭隘，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一些，按照秦晖教授预先透露的信息，贪官虽然目前是分利同盟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有可能被另外的团伙在半路上抛弃作为“政治改革代价”，因此分利同盟内部的分裂都是很可能的，新望先生愿意为之服务的强势集团，本身隐含着重大分裂的可能性。

理屈词穷的右派经济学者援引权势集团的“力量”封锁不同的声音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困境，现实中间不仅表现为经济学话语转换的“灵活性”，更表现在公然援引权势集团的“力量”去封锁不同的声音。吴敬琏先生就长期把自己的理论对手称为“打击改革”“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著名汉奸马立诚也在《交锋》一书中间把不同意见称为“反对改革”。新望先生也因袭他们的故智，把自己与官僚精英群体进行“捆绑”以增强战斗力，虽然还是用“反改革”等“大帽子”来压人，但是很明显失去了往日那种掌握一切的自信，这一招法现在是不是还有效，新望先生自己都有点动摇了。
经济学家们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间，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隔膜》书中，把苏联的经济学家和党国精英、知识分子、经济精英列在一起，看作是四种推动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从来没有忽视自己的力量，也很清楚自己的同盟军在哪里，新望先生不仅俨然以“改革化身”和“市场化代表”自居，试图在这个姿态下去主导“改革方向”。这不，新望“有种改革要掉头夫人感觉”，所以他积极行动起来，想要以主流经济学家们掌握的话语权力，在“垄断真理”的态势下臧否是非，试图介入社会走向的决定过程，并以“反改革”这样的政治“帽子”去威胁那些“高层意识形态人士”。“也许意在反对改革”这样的莫须有罪名，就是提醒大伙儿小心点，我新望不是一个人，我背后有着千军万马而且他们是强势群体，其意志是“不可轻侮”的。也许新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在说理之外去解决“战斗”吧，未来结果究竟如何，我们且拭目以待。

二○○五年十月六日

附录：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

(《财经时报》) 新望

　　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潮流：一股是来自民间的潮流，另一股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上层人士。民间的反市场化从2002，2003年就开始了，最明显的事件是刘晓庆被抓。当时的一些民意是叫好的。
　　到2003年年底，山西一个企业家叫李海涛，被人杀了后，网上出现很多叫好的帖子。紧接着就是浙江的老板，福建的一个副总出事等等。民间出现一股反市场化的情绪，情绪逐渐释放出来。
　　尤其是去年8月份的郎顾之争，使上层的一些反改革反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和底层的这股潮流通过网络接上了头。再接下来就是今年宣布20年的医疗改革失败，要恢复改革前的医疗体制，网上的评论支持率很高。

1、　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有种改革要掉头的感觉。这些人不是要破除市场神话，也许意在反对改革，对这样一个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2、　现在老百姓不满或改革失败，问题出在哪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滞后，甚至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而不在市场化。
　我觉得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当前的老百姓对改革的不满在哪里，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3、　怎么看待民意也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拥护的是百分之九十几，反对的是百分之几等等，有时一个机构和另一个机构调查出来的民意是截然相反的。

4、　怎么看待民意，怎么正确评估民意呢？因为对现实不满，找不到发泄的地方，产生一种逆反、怀旧的心理。不知道不满的问题怎么解决，抱怨现在不好，以前的就是好的。这种怀旧也要客观地看。有些人说以前的赤脚医生好，让他有病去看赤脚医生他敢去啊！

5、　包括对文革的评价，对计划经济的评价，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能因为对现实不满，就盲目地肯定过去。如果知识分子也这样的话，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很麻烦的事。实际上中国政府需要左派，包括我们理论界也需要。

6、　　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确实要真正的对症下药，要找到原因。不能认为改革错了。对那些说改革不成功的人，我不赞成。要说对现实不满，不满在哪里，得有证据。只是埋怨容易出现很可怕的后果。
　　当然，我也不否认政府在这中间的失职。以医疗改革为例，医疗改革根本不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问题不在市场化，在于垄断，在于没有民营化就开始市场化。

7、　　怎么看待改制当中的不公？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真正垄断的国有企业不改制，不想改。这几年我们十几家中央企业，其中有7个行业10家企业去年利润5000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有企业利润的一半以上。今年中石油、中石化分别超过了1500亿元。这些企业是不想改革的，现在想改革的是那些实在看着没油水了，想推责任了，所以想改了。
　　这才是改制当中最大的不公，利用垄断权力，继续维持既得利益。现在全国人民为中石化、中石油打工。它们的经营机制是在海外上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涨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改革。最近在广州，中石化、中石油私下联合里不卖油，迫使中央政府允许它们涨价。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反应非常慢，油贵时进口，油便宜时出口，但它们还是不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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