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认识障碍越来越严重了：以张迈对左派的认识为例

作者：老田

按照右派的认识逻辑，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精英们控制权作用的结果，没有精英就没有一切。这不仅仅是精英们要求垄断权力和利益的依据，也是他们认识社会和人生的起点。按照这个逻辑，革命就是一些人或策划于密室，或蛊惑民众于街头，或者鼓动民众钻进深山搞武装反抗，结果就这样破坏了精英们的花花世界。按照精英们的看法，革命成功的全部原因仅仅在于：一个革命的精英群体在认识上正确、在组织上极其严密，革命主要就是革命家群体的功劳。蒋介石那一票子人就是这个认识，以为搞了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就永远没有革命了，今天中国右派对革命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老蒋的嫡传。偏偏在被杀的革命者中间有一个夏明翰，他写了一首诗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真正的革命家如毛泽东与张迈的看法相反，毛解放后认为一些高官认为建立新中国是自己的功劳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感谢日本侵略军、美国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认为人民要起来革命，不是因为共产党发动的结果，而是民众无法忍受敌人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其实这个认识与民间的一些谚语很一致，有一个顺口溜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海内外的精英们合伙把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逼得没有活路了，革命想要不成功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成功要感谢日本人、美国佬和国民党反动派。而那些认为革命成功是自己功劳的人，或者把中国革命的成功说成是某些共产党高官的成绩的人，这些人的逻辑实际上与老蒋是一致的，所以被毛泽东指责为“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

在真正的革命家看来，革命的成功不是因为革命者聪明睿智，不是因为革命者武器精良，更不是革命者们道德优越，革命最主要的成功因素是反革命造就的，平民阶层的革命成功是由于精英阶层的绝对排斥造就的。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所有的造反派都是被精英们断绝了出路而“逼上梁山”的结果。

北大的孔庆东被指为新左派，孔庆东说我们这些人怎么会干革命呢？我们平常想的事情都是哪里开了个新馆子，有什么菜好吃，说到底这些左派就是比右派先看到危险的那些人，他们是想要提醒右派中间的那些勇敢份子――这样搞下去要制造出一场新的革命来，结果被右派硬性指为平民阶层利益的代表，在他们头上扣上“新左派”的帽子，把他们看成是要领着平民阶层去跟精英阶层作斗争的人，视为眼中钉。其实左派真的没有这么可怕，但是右派总是教不会，老是把眼光盯在错误的地方。右派真的应该把眼光对准老百姓，看看他们中间的什么人被精英阶层制造了新的排斥机制所排斥，如果被排斥的人足够多，这就肯定要产生危险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先是说要工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借着搞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制造出了一个小小的中产阶级，但是很快这个中产阶级就被暴富阶层房地产大鳄把口袋掏空了，相对于这些暴富阶层的胃口，新的“替补中产阶级”候选人群体，将永远买不起房子甚至生不起小孩了，就这样中国的精英阶层把排斥范围从工人扩大到小资白领，这样的过程将对右派和精英阶层带来致命的危险。

右派中间头脑清醒的极少，能够看到实际问题和危险的人实在是不多，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由他们来表述自己的意志和意愿的话，就很糟糕了。左派中间很多人如孔庆东辈，本不是被排斥者，无非是左派中间的一些人能够看到精英们滥用优势排斥的人太多，因此看到了危险，他们跟右派相比，能够看到更多的危险，或者比右派先看到危险，如此而已。左派之可怕不是因为那几个人存在，或者说了几句右派听了觉得刺耳的化，真正的危险在于右派所特别愿意去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不能兼容多数人利益。当然，左派那几号人物能否顺利表述被精英阶层所排斥的广大群体的意志和意愿，诚然是可以怀疑的，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危险和关键不在于左派人士自己的素质和能耐，因为反抗和不满的爆发以及最终的成就不是少数几个左派人物所能决定的，张迈可能不知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句话的真实内涵，这句话就是说左派能干不能干毫无关系，革命是否爆发以及是否成功与左派无关。张迈缺乏历史知识，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错误的“对象里面”，看到左派不怎么的就开始高兴，那确实是高兴得太早，那不成了李敖说的“关起门来自己爽”。

右派在认识上的一个根本障碍，是看不到人民大众在革命时期的力量和意志凝聚是如何实现的。说到底这些不是什么新知识，而是老掉了牙的东西，至少先秦诸子中间很多人都明确说清除了的。底层社会意志和力量的凝聚过程，最终取决于精英们把老百姓逼到活不下去的境地，这样老百姓造反的风险和成本迅速下降为零，同时这个时候由于精英们设置了太多的社会藩篱，使得绝大多数人无法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目标，因此人人都寻求一个集体努力的方向，这样就是一个哀兵奋起的革命态势。总之，哀兵是精英们制造出来的，具备两大特点：一是造反的风险和成本为零，二是在个人努力无效的态势下主动寻求一个集体奋斗的出路。这样哀兵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就急剧下降到很低的程度，很容易实现高水平的合作，哀兵的力量整合和管理不依赖“组织管理技术”和“高明的意识形态宣传鼓动工作”，这是精英们在通常情况下所必须依赖的，哀兵奋起时代的优势转换最终取决于这个组织和管理上的低成本。

越是精英们不打算对平民阶层让步的时代，越是社会阶层矛盾对抗性增强的时代，精英们越是对平民阶层的革命感到“心窝子堵得慌”，越是要妖魔化革命并“告别革命”，结果使得自己越发不明白和理解平民阶层了，已经达到了不知道根本危险在哪里的地步。张迈看到左派不行，所以感到很自慰，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不明白”的表现，要使得精英们真的明白老百姓的事儿，看来确实需要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或者按照宋明理学的口号是必须“去私欲之蔽”，否则就永远见不到“天理之明”――永远不能侵害老百姓的生存利益才是精英们自保的关键，孔夫子能够看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把老夫子总结的东西放到今天看，水平似乎还是精英阶层中间最高的，今天中国的精英们硬是合伙拒绝达到孔夫子的觉悟水平。因为精英们总是拒绝觉悟，所以他们的眼界就太低，毛泽东曾经说美国的艾奇逊赶不上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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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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