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一些精英阶层的喉舌，总是担心政府搞“杀富济贫”的政策，北大的厉以宁教授早就呼吁过了。因为“三农问题”在学界和媒体中都备受重视，对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因此前部长级高官刘吉就猜测：最有可能的“杀富”政策会因为要解决“三农问题”而采用，他很担心这个事情，就写文章说绝对不能实施“拿城市补助乡村”的政策，刘先生为了提高文章的说服力，还捏造了一个小小的谎言说欧美等国家都没有这么干的。不管怎么说，担心政府剥夺富人，已经在“富贵喉舌”们中间形成了相当共识，成了他们共同的心病。

 虽然这些高人都明白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心，也尽力呼吁，这些人也很有些影响，但是以此去防范“杀富济贫”政策的最终推行，都只能说是“扬汤止沸”的招法，因为穷人特别是庞大的农民群体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只要这些问题不解决，终归是要在舆论和政治现实中间表现出来，难免要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因此要寻求一个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法必须真正有助于穷人处境的改善，又要避免精英们所担心的“杀富”政策，以三农问题为例，就是要寻求一个“国家不给钱也能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只要有这样的方法存在，想来精英们也不会反对，假如他们的脑瓜子没有进水的话。

 老田前不久参观了兰考，那里有六个农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都有挂职副县长何慧丽在背后操纵和策划的痕迹。按照何慧丽的说法，这些合作社不同于毛泽东时代政府推行的人民公社，也不是完全民间意义上的农民自组织，而是“外发内生型”的组织，合作组织的启动阶段有外部的强大介入，主要是人力资源意义上的志愿者影响，而只有很少量的资金扶助。

 在今年五一长假期间，何慧丽“利用”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学生，要他们去村子里做鼓动工作，一文钱工资不给，还要学生们坚持“红军路线”，用这样的活人现场表演，去“教化”已经被精英舆论改造得彻底原子化的农村居民。然后就在乡村寻找有服务公众事业的“本地精英”，动员他们出来为人民服务，主动担负组织村民合作的管理事务。这些村子的生产基本上还是严格按照改革精英们的意愿，保持原子化的状态，主要的成就目前还是停留在“文化活动”的水平上，在几个村子里组织起腰鼓队和秧歌队，帮助农村内部的弱势群体妇女和老太太们组织起来，进行文化娱乐活动，锻炼身体。据老田所见，这些参加活动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在老田的印象中间，农村人本来是相当腼腆的，尤其是羞于在人前作表演，这一次现场参观看了两个村子的腰鼓队表演，很让老田吃惊，水平高低权且不论，让他们敢于走出来，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

 在几个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座谈会上，还有一个中原油田的退休工程师的发言，也很让我吃惊，他说自己住的大院外面就是一个洋教堂，许多村民老远来参加礼拜活动，他自己去翻检过教堂的宣传材料，除了一点点教人行善的内容之外，大量的都是教人要相信主，是主给了我们一切。他还说到农村人的闲暇时间很多，但是没有健康的文化和娱乐活动，许多农村妇女老是“传闲话招惹是非”，还有很多人打麻将混日子，基督邪教也趁虚而入去占领农村阵地。他说自己要在风烛残年，去参加一场“争夺农村阵地”的文化战。他还说自己的退休工资够花了，无所求，自己走进农村之后，发现农民也非常欢迎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他自己是“破锣嗓子会唱歌”，农民听了还特别愿意学，他去农村教一些腰鼓和秧歌动作，农民特别热情还“车接车送”，他说自己越干越有劲，要培养接班人走向全国。

 几个村子的合作社积极分子，都感到要在经济上进行合作有巨大的困难，关键是在这个精英们控制舆论的环境里，所有的理论和宣传都是教人自己顾自己，否定集体努力和共同利益，舆论上特别不利。大家都谈到合作社的成功，要求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了这个即使一后没有何县长的支持，也不会垮。目前合作社在经济上的合作还很少，南马庄合作社准备集体种植“无公害稻米”；最有雄心的是胡砦合作社，已经成功地引种了早熟南瓜，还打算在灌溉等方面实现集体配备机井和抽水设备。根据合作社调查的资料，机械的重复购置浪费很大，胡砦216户人家，机动车已经购买了195台，几乎每户一台，水泵150部，每年的使用小时数都很少，造成极大的浪费，如果是进行协作生产的话，只要几分之一的投资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机械化水平。

 合作生产的利益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基本上不需要国家的资金扶持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而合作的关键问题在于合作过程的管理成本难以解决，合作社在管理上没有国家的权威赋权和支持，而精英们控制的主流舆论都是瓦解合作并鼓吹个人主义的，这就要求在农村的小环境里去复兴合作的文化，这个合作文化还要随时抵御内部和外部的个人主义，目前合作文化的建设，主要是靠文艺活动来进行的，在集体的文娱活动中间，依据个人的感受，很容易打通个人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区隔，所以孔夫子最重视“寓教于乐”――不需要说理而只要举行集体娱乐活动，就可以实现“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当然合作社还要加上适当的内部管理和协调，合作组织才能够稳定存在。何慧丽很担心在自己挂职任期结束离开兰考之后，合作社的前景和发展问题。

 我个人认为，新的中央要建设和谐社会，中国的穷人着实不少而且大量集中在农村，而精英喉舌又反对对他们进行资金上的扶持――“杀富济贫”――政策，因此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一种“给穷人以不要钱的帮助”。从兰考农村的合作社实践看，确实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也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外部资源，通过激发农民之间的合作，就能够为许多棘手问题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根据战国时期燕国曾经树郭槐为榜样（为他修筑黄金台）的成功治国经验，考虑到何慧丽在兰考挂职期间对合作社的推动作用，建议中央树立何慧丽为榜样，并发动一个宣传高潮，在“保鲜教育”中间作为样板号召全国的党员学习她，这样的政策想必富人和那些为富人说话的人，都是不会反对的。只要中央发起这样的宣传活动，想必也能够吸引更多的“精英贤达”去参与这样的活动，而不仅仅把“争夺农村文化阵地”的事情丢给退休工人；同时这样的宣传，也是支持各地农村的“本地精英”大胆站出来，为多数农民的利益主动承担起合作社的管理事务，在合作的道路上去低成本地缓解三农问题，这大概也可以减轻富贵人家对中央的怀疑：他们总担心中央谋划着要搞“杀富济贫”。

 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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