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的新招法：在江泽民的名义下散布谎言

 作者：老田

 美国人向来有兴趣为中国人立规矩，这一点美国的反华政客们从来没有加以掩饰；而作为立规矩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为中国历史重新提供一个权威说法，比如要写一部新的《春秋》，以帮助中国人重新确立褒贬善恶的评价标准。笔者听说由洋人首先写了中国在世领导人的传记，并且还是首先在国内发行，已经很是感到惊奇了。在读了《江泽民传》中间的一些章节之后，我感到忍不住有些话要说。

 库恩先生在书中大量描述了江泽民的工作调动。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间，组织和人事制度是非常森严的，考察和任命非常慎重，手续相当繁琐，这是一个最受精英们诟病的“僵化”部门。但是在库恩的笔下，那个时期的任命完全是个人化的，江泽民的任命几乎是汪道涵个人决定的，调到上海去工作是因为“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江泽民调到武汉去工作，是因为“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库恩先生说的是事实吗？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说谎？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无知程度如何，自己多少是心里有数的。对于新中国的政治，美国人当然有兴趣按照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熟知的逻辑去研究或者猜测，已有的“研究成就”在事实证明了那些西方的脑袋中间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中国窍”，照说就库恩先生应该很清楚自己的阅历和学识积累，理应知道自己是一根什么样的“葱”的，这样至少可以部分照顾到自己的无知和僭妄。

 库恩先生在说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时，库恩先生说“他在那次会议上指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读了这句话，就很让人吃惊，因为这句话中间，库恩先生暗指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一贯表现得“不顺从”，只有七千人大会是例外，同时他还猜测毛泽东“很可能”被激怒，因此在1966年发动文革去斗争刘邓，给国家带来灾难。库恩先生没有说七千人大会存在什么样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否针对毛泽东，以及这些批评是否刘邓自己提出或者出于他们授意，库恩先生却轻飘飘地得出了结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针对刘邓和被七千人大会上的批评所激怒。洋大人真是不简单，不需要没有任何证据和推理过程，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新中国政治的一些关节点问题上，库恩先生在书中的叙述确实过于不检点，在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又蔑视广为人知的老证据。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间，严厉批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说法，根本说不上是多么“顺从”；而且根据今天已经披露的材料，也没有见到七千人大会上有什么针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刘少奇两次大会发言的主调都是批判“分散主义”都是针对地方干部的，完全看不到任何毛泽东被激怒的事实。库恩先生有志于为中国人修史，又特别有兴趣提供一套新颖的说法，这样的雄心又恰恰建立在他本人对新中国政治惊人的无知上，当真是前无古人。文章中间，只要一有机会，库恩先生就毫不吝啬地再三表现他惊人的无知，例如接着他又说：“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对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

 在先前交代了毛泽东是为了报复1962年批评意见和发动对刘邓的斗争之后，库恩先生又给出文革一个新的定义，说“‘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革发动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不算是一件小事，对于文革的目标和动力，本来是有很多的文件可供参照例如“十六条”，可是库恩先生宁愿从想当然出发。“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同样，库恩先生在与现有统计数据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没有给出任何新的证据，就一口咬定“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从想当然出发去写书的好处是可以大量节约作者的时间和精力，坏处是要牺牲作者的信誉，现实的限制是这样的无知叙述要注意回避知情者群落以免谎言被人揭穿，但是库恩先生统统不顾，把自己的无知着力推销到中国来，这就使人不能不佩服库恩先生作为“无知者”具有的“大无畏”气概了。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毛泽东确实支持群众造反运动，但是号召敦促人民谴责党中央的一些部门，则闻所未闻，这是库恩先生的独家发现。虽然在1967年七八月中间发生过“围困中南海“事件，但是刘少奇从未交由红卫兵掌握，至于说到“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简直是天方夜谭。刘少奇本人也从未被投入监狱，可是库恩先生竟然说到“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库恩先生在这里给出了新的说法，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完全不同，按照后者的说法，刘少奇被疏散到开封时有北京的医生同行，刘到开封后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北京的医生时在教会了驻军医生抢救方法之后才离开的，而刘少奇临终前没有什么“拒绝救治”的事情发生。这同一个事件有两个大相径庭的说法，不知道到底是库恩先生弄错了，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搞错了。

 好像库恩先生对于文革期间的口号也很有研究，他发现了很多前人所忽视的重要材料，他说“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笔者刚刚好做过一些文革调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大多在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人自己喊过这样的口号，或者发现别的造反派呼喊过这样的口号。这个口号为中国人所知，根据笔者的记忆，最先是在揭批“四人帮”时期出现在报章上的，而且也说这是“四人帮”的主张，没有说是群众运动中间出现的口号。

库恩先生接着又给出文革后期的运动景象，说是“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按照库恩先生的说法，在革委会成立之后，运动告一段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又开始相互揭发起来，还导致数百万人被清洗，真是奇哉怪也！而根据库恩先生的说法，竟然可以被扫进垃圾堆的“文明”，不知道又是一些什么东西，叫人好生难以索解。库恩先生随后就引用江泽民的话来为自己做注解，“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江泽民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真的跟库恩先生描述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或者能够佐证库恩先生的说法吗？这些至关重要的逻辑要点，库恩先生统统都拒绝作出交代。

二○○五年三月九日

文章的引文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连载6]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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