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出发谈“保先教育”

作者：老田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的毛泽东，曾经给共产党加了三个定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还曾经定义共产党的党性就是人民性。

毛泽东毕生不改的思想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如果脱离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将一事无成，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无不如此。而且中国的旧式精英阶层，在他们自己的眼界和胸怀里，连自身的阶级利益和意志都无法坚守，在面临帝国主义和国内人民的力量的时候，他们总是害怕、畏缩和恐惧，他们不仅没有主导中国命运的能力和意愿，就是主导本阶级的能力和意愿都无法凝聚。因此毛泽东给旧中国精英阶层加了三个定语“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由于中国精英阶层的固有缺陷和局限性，因此即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来领导完成，这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种形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第一重涵义，起“旧中国精英阶层之衰”，是中国唯一能够主导自身命运的力量，“伟大”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力量对比落差：共产党的伟大是旧中国精英阶层的极端软弱和无能来衬托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确属至理名言。

中国国民党的兴起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旧中国人口中间最多的是农民，占90％以上，对农民的意愿和要求是个什么态度，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时期纲领是“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时期的部分知识精英很清楚农民的需要，也知道要满足农民的基本利益要求和意愿才能争取群众；但是到国民党正式成立的时候，党纲变成了“实行社会政策”，开始在向富贵人家倾斜了；国民党一大的时候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誓言要搞“扶助农工”的政策；等到1930年代初期为了剿共需要，开始实行“保甲连坐”。国民党不是不清楚应该争取农民的支持，也不是不知道如何争取农民，但是为了富贵人家的需要，在党纲上步步后退，最后变成直接与多数人为敌的“保甲连坐”。国民党最后被多数人抛弃的结果，直接种因于国民党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抛弃多数人，国民党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如果国民党按照同盟会时期的纲领，真正为多数人谋福利，共产党没有必要，也觉悟兴起壮大的可能。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亲近什么人、疏远什么人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为什么人服务、依靠什么人作为政治基础，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选择党的“精英性”还是“人民性”的问题。和精英阶层走在一起的政策，最有利于减少执政党的管理成本，也符合参与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意愿。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选择相反，坚定地与中国的多数人站在一起，实现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收容”和国民党抛弃的阶级并建立起自身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不是共产党人作了多数工作和成绩，而是共产党人真正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和希望。共产党的“正确”，是从政治路线和阶级基础而言的，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也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毛泽东反复申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感谢国民党反动派、要感谢日本侵略军、要感谢美帝国主义，是他们教育了人民，是他们努力地告诉人民去相信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共产党的正确性体现在政治路线和阶级基础上，共产党的“正确”带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本身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政治性的胜利本身是来自于国民党的政治错误。

共产党的正确和光荣，不是因为共产党文化水平高，武艺高强，而是政治路线，这个路线恰恰不是奠立在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和意愿上。这一点不仅在革命时代确凿无疑，而且在建设时代亦复如此。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也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迅速增长的国民财富和社会剩余，是在高积累政策下大量转入再投资，最近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技术储备，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利用强大的控制权去榨取剩余服务于私人发财致富的愿望，这是共产党的光荣之根本。共产党可以宣传除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党派和团体利益，不需要设置各种手段去榨取社会剩余，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精英群体不谋取剩余索取权，那么所有的社会财富增长都意味着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增加，自己所付出的艰苦劳动成果不一定需要直接掌握在自觉手里，可以信托给政府和共产党管理。今天的精英们说革命时代的共产党人如何粗俗，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不会附庸风雅，这些都对，但是这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中国民众“信任”的基础条件是：共产党没有以自身的控制权去追求剩余索取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不是因为会写文章，不是因为会绣花，也不是因为曾经请了多少高人去北京大会堂赴宴，而是共产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不容许精英阶层走极端去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共产党的光荣仅仅来自于其立党宗旨的博大和宽广、政治路线和阶级基础的正确。如果仅仅把跟精英们打得火热作为评价标准，这恰恰是国民党的败亡之路，是国民党从“平均地权”走向“保甲连坐”的狭隘、错误道路，最终带给国民党的失败的耻辱和民众的唾弃，精英们的趣味和标准也许有微观存在的必要，如果膨胀到宏观政治层面，中国的近代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国民党为自己选择的耻辱柱。

“伟大、光荣、正确”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所服务的阶级基础决定的，共产党的“人民性”，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凭空选择的，针对的恰恰是国民党的“反人民性”的失败教训。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可能是体现在《纽约时报》对中国政策的评价上，而只能是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目标，国家的实力地位和民族的兴旺发达，都只能是在共产党的人民性中间去实现。国民党的败亡主要教训在于：他们最终没有超脱中国第三世界精英阶层的根本局限，他们诚心要为精英们服务，可以精英们太无用太短视，不仅不能兼容多数人的利益，而且无法建立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国民党的失败体现的就是中国精英阶层的局限性。共产党的胜利和成功乃至无产阶级领导权（或者称为专政），乃是精英阶层不可克服的“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所决定的。反过来，共产党的先进性，只能是在否定精英阶层的“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中间去实现。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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