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扩招恶果的“三年早知道”：教育界知识精英将找不回原来的寻租空间

作者：老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说，教书为生就是一种“寻租”生存方式，而且这种职业生涯还“胜于耕田”。教书“寻租”方式的利益空间就是学费，包括在招生过程中间的各种“猫腻”，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愿意承担多少学费，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教育机会愿意付出多少“猫腻”，最终要取决于学生在经过长期学习之后的年收入增加数量，通常学费与受教育后年收入增加额是正比例关系。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年收入比照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差别越大，人们通常就越愿意承担更高的学费数字，这样知识精英的“寻租空间”和职业利益就越大，换言之，教育界知识精英的职业利益最终取决于社会分配地位的转换成功率和分配落差。

教育产业化政策实施之后，特别是大学扩招政策，结果是以损害全行业知识精英的长远利益为代价，极大地扩张了大学教授们的当前利益分量。教育界知识精英的寻租空间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教育成为社会分配地位的选择门槛和阶梯；二是教育培养的学生其年收入要较受教育前有相当幅度的增长，这两者是人们愿意承担巨额学费的基础要素。而大学无止境的扩招政策，却恰恰破坏了这两者。

首先是由于大学毕业的学生严重过剩，社会就业岗位短缺，笔者前几天就看到国家公务员招聘的报名情况是一个职位，总是有几十个乃至数百人投考，这样大学毕业证书就失去了门槛限制作用，最终的限制条件转移到教育界之外的权力人士手上。我的侄儿要进黄石市的一个医院工作，黄石市人事局就要设一道门槛，进行招聘考试，这个考试有两重意义：一是可以增加人事局相对用人单位的权限，并因为举行考试而获取若干收益；二是在本质上不承认大学学历和毕业证书的合法性，实际上社会上进行的各种相关的任职资格和职称考试，都是拒绝承认用人单位的考核权限以及剥夺教育界对资格认定的权限。

换言之，由于扩招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生的供求关系，使得进一步设置选择程序成为必要，结果是把最终的分配地位决定权转移到学校之外的机构手里，教授们不再垄断改变个人分配地位阶梯的路径。不仅最终学生谋职――改变自身社会分配地位的决定性程序，需要通过学校之外的各种选择程序，而且与此相对应的重要“寻租”空间也开始转移。前些时一个学生的家长在网络上抱怨，说他为自己研究生毕业的女儿去谋取一个师范学校的教职，上贡2万元还失败了，最终是另一个上贡5万元的人得到了这个职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医学院本科毕业生要进入一个中等城市的二甲医院就职，目前的行情是需要向院长上贡2万元左右。在大学扩招政策的背后，大学生一方面要承担高昂的学费负担，另一方面要继续承担通过改变分配地位的新选择程序带来的负担，这不是什么一般性的腐败问题，也很难说通过加强监督就能够解决，这是在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作用下客观存在的“寻租空间”。大学生就业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使得通过受教育去改变社会分配地位的机会下降（岗位相对于就业人数而言），个人需要支付的“买路钱”急剧上升，除了承担学费之外，还要承担各种“潜规则”下的贿赂费用。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收入水平也是急剧下降的，目前大学生的月收入水平，已经迅速地向农民工接近。这就在根本上使得教育改变贫困的作用消失，在根本上影响了人们愿意支付学费的意愿，客观上也要求大幅度降低学费，以与这个“寻租空间”的基础已经急剧萎缩的现实相对应。大学继续维持高额学费，已经变得日益困难，一般的学校已经出现招生困难，就是教育界汲取社会资源能力下降的标志。一些著名高校的学生就业状况也是每况愈下，这不能不影响到学生及其家长的学费支付意愿。虽然我们的记者们还是在竭力帮助他们的导师们，维护教育寻租空间，竭力鼓吹“知识改变命运”，竭力宣传说上大学会增加个人能力最终会增加个人收入，号召人们为此不惜掏腰包，但是底子也就慢慢的净上来了。

教授们思想陈旧僵化，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洋人的书本和说法，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教育常常不能帮助学生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间处理各种实际问题能力，往往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严重不利于学生在工作中间去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不利于毕业生在单位里提升自己的收入分配地位，北大学生已经开口说“我们是北大培养的废物”了，这是在大学教授们的尊脸上，打了一记最响亮的耳光，从而在根本上败坏了教育界知识精英的职业信誉，不利于他们拓展自己的寻租事业。

目前看来，中国教育界的知识精英们还处在历史上最舒服的时期，但是他们的好日子眼看就要到头了。由于改变社会分配地位的决定权的转移，由于大学生就业收益向农民工靠近，由于大学教育内容陈旧、西化并严重脱离中国现实，教授们自己破坏了垄断教育并持久寻租的三大基础，最终是以当前利益最大化的热望，损害并压缩了教育界知识精英的长久职业利益空间。我这个人一贯关心中国精英们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特此提醒精英们要想出很好的应急方案，否则恐怕过不了几年，中国大学里就要开始大幅度裁减教师，并大幅度降低在职教授工资的改革方案。这其实就是今天教育界的疯狂扩招政策、在整体上压缩了产业“寻租空间”的恶果。而且可以预料，对于在职教授而言，高校工作景况也日益变得世态炎凉和冷淡，教授们彼此之间都充满着与职业利益竞争白热化水平相当的恶意，“文人相轻”的程度将急剧上升。

在朱鎔基任上执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在政府给高等教育以过多资源的情况下，又过分动员了民间资源流向教育产业的全部空间，因此目前高校的资源流入水平出于最高的极限状态。此后的社会资源流入减少，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府也不可能继续执行更多的倾斜政策以弥补社会资源流入的大量减少。因此，可以预料各种压缩教育界知识精英职业利益的改革措施，终究都是要出台的。考虑中国精英们自我感觉特别好，特别不能忍受委屈的光辉历史，估计在几年之后到首都去上访队伍中间，除了遭遇野蛮拆迁的城市居民和受沉重负担盘剥的农民之外，将增加高校里面的知识精英们，甚至有可能在城市大街上制造交通堵塞的人，不再是下岗工人而是我们的教授们。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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