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情的虚墟上开始
 
旷新年

      韩德强先生的《市场、爱情与婚姻》像是一部浓缩的情爱史，用生花妙笔对爱情与婚姻的历险作了油画式的描述，尤其是对正在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交易型爱情”与“AA制婚姻”的描述，使人悚然一惊。市场经济使买卖渗透到婚姻的每一个环节甚至每一个细节，从而瓦解了传统的爱情和家庭，使爱情和婚姻转变成为“交易型爱情”与“AA制婚姻”，使爱情和婚姻成为一笔笔交易，使家庭成为股份制旅馆，使“伊甸园”也沦为了相互博弈和算计的空间。
      1934年的《良友画报》86期上有一篇向男人说法的《晚婚论》，作者明白地主张没有恋爱的结婚，教导男人们择肥而噬：“拿进化论里‘适者生存’的原则应用于婚姻事件上，我们得马上放弃了什么‘纯洁的恋爱’或‘无条件的结婚’的迂阔的主张，因为那是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客观环境的。”作者认为，在金钱万能的现代社会，恋爱已经被金钱毁灭了，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情。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爱情”是指“男女相爱的感情”，也就是指“性爱”。我们还记得70年代末爱情被神话化的那个年代——“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是不能忘记的”等说法，使得爱情似乎成为了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可是，在《康熙大字典》、《辞源》、《辞海》等辞书里都没有“爱情”这个词，也就是说，都没有“爱情的位置”。俗话说，谈情说爱。“爱情”是一种话语，是通过“谈”、“说”建构起来的。“爱情”甚至于是一个外来词，是西文“LOVE”的翻译。在20世纪初，“爱情”一词不只是指纯粹的“性爱”，而是可以广泛地包括一切人类美好的感情，诸如“父爱”、“母爱”以及兄弟姐妹情谊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爱情“提纯”的一个过程——把其他的人类感情从“爱情”中排除出去，建立起来对于性爱的崇拜。爱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情感的感情，它具有神秘的摧毁一切障碍的力量。
然而，现代社会是市场社会，是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现代人沦为“经济人”，“利益最大化”成为现代生存的原则。婚姻自然也逃不出市场交易的原则，结婚证书是一种同居的合同，而合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脚手架。五四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这种“婚姻的解放”是以“个人的解放”作基础，是同“个人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说到底，“婚姻的解放”就是从父母手中争得婚姻的“自主权”。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自豪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于是“娜拉”们从家庭的出走构成了过渡时代的一道风景。
     中国的“娜拉”们的道路实际上是从封建家庭“出走”到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认为，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恩格斯斥责资本主义婚姻是长期的卖淫。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是处于这种“不道德的”“前史”阶段，我们仍然只能眺望道德的远景。“买卖的婚姻”固然不是理想的婚姻；然而，买卖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人类自由的第一步。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女人只是“物品”，部落之间相互交换的礼物。中国古代有倾国倾城的故事，但那往往是一位昏君为一个美人倾倒的充满道德教训意味的故事，很难说得上平等的爱情。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们是普通物品中的一种特殊的物品，奴隶们根本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到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权力被转移到父母手中，成为“包办婚姻”。总而言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女人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女性没有由“身体”上升为“主体”——哪怕是买卖自己身体的交易主体。
     卢周来先生在《利益之外》中说：“加里·S·贝克尔用经济学解释与家庭。结论很简单：你选择这个人结婚而不选择那个人结婚，是因为选择这个人比选择那个人比较收益要高。什么爱情，都是扯淡。”经济学家的议论是明快的和彻底的，令人振聋发聩。“包办婚姻”从“门当户对”等交易原则出发，是一种“买卖婚姻”。资本主义的婚姻则更明显地打上了“买卖婚姻”的耻辱的烙印。“包办婚姻”是父母们的一次买卖，现代婚姻则是无限制的自由买卖。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即使是“男才女貌”的“爱情”其实不仅打上了男权社会的不平等的印记，而且也同样带有买卖和交易的痕迹。在现代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尽管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婚姻自由”却使女性获得了“自由交易”和“平等交易”的权利，即使仅仅是形式上平等的交易权——在现代市场社会的“买卖婚姻”中，女性几乎是公开地向所有男性出卖的她的“色”和“貌”；然而，正是在这种买卖关系中，她确立了其“主体”的地位。尽管这个“主体”带有商品社会的极大的片面性和耻辱；但是，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仍然是极大的进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她不可能独立地行使任何权力，她一直处于屈从和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封建社会权利和义务不是平等地分别施于男女两性，而是片面地将义务强加于妇女。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屈从和附属地位的女性没有获得“主体性”，因此，封建社会男女两性之间很难建立平等的性爱关系，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也因此，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爱情”阙如的状态相对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爱情”的主题及其咏唱是不发达的。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作为社会“主体”获得解放以后，才大量地产生了讴歌“爱情”的诗歌和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将爱情神圣化，并且使爱情成为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是作为反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出现的，正如爱情是作为反对“买卖婚姻”的乌托邦而出现的一样。
      资本主义是一种悖论。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人性，同时也极大地禁锢和压抑了人性。它极大地提升了人性，同时也无情地践踏了人性。资本主义许诺了“爱情”，同时也从根本上取消了爱情，比任何时代更加彻底地把婚姻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买卖。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它所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神话破解的时代。“经济人”们快活地游荡于神话的废墟之上，“美女作家”们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身体写作”，并且宣告——“不谈爱情”！
     “市场”在今天中国仍然主要被看作一种“解放”的力量，市场经济被人们视为摧毁自由和平等的障碍的唯一的和万能的武器。然而，在市场社会的乌托邦里，唯一行之有效的是商业和欲望的逻辑。商业和欲望的逻辑在摧毁传统的控制的同时，实际上又建立了新的控制。在这个乌托邦里，通行的是欲望、金钱和买卖的权力。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被简单地化约为“经济人”。“婚姻自由”成为两性“交易的自由”，身体的商品化和婚姻的买卖化发展到极致，使传统婚姻的“一次交易”变成现代婚姻的“无限的交易”。
      韩德强先生将“传统婚姻”和“现代交易型婚姻”作了具体的对比，和韩先生对传统的“集体主义婚姻”更多首肯不同，我则以为首先应当充分肯定现代的“个人主义婚姻”。一种不是建立在充分的“个人主义”之上的“集体主义”，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婚姻”往往带有“生米煮成熟饭”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致绑架与挟持的味道，充满了苦难，尤其是女性被剥夺了欲望和幸福，仅仅成为男性的占有品和牺牲的痛苦记忆。我们对于现代交易型婚姻的反抗当然不是反弹，不是怀旧，也无旧可怀。
      置身于“市场社会”的我们，“商业的逻辑”是天赋于我们现代人身上的一道似乎是不可解除的“咒语”，甚至一种“原罪”。今天“市场”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正如过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商业的逻辑”至大无外，我们受到它无所不在的控制。在它面前，我们好像丧失了任何反抗的可能性。我们对于交易型婚姻的不满和反抗，要求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社会和人性的重建，从而使人拒绝成为“经济人”，并且在个人解放的基础上要求人性的全面发展。
       韩德强先生提起的爱情的讨论实际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让我们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有关爱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正是这种讨论开启了一个所谓的历史“新时期”。

                                           (本文发表于<天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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