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能成为倒退的“时光列车”——谈谈皇甫平的“新问题”与“新矛盾”

水生

    皇甫平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也提到了目前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皇甫平承认，“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但是，笔者以为，皇甫平所说的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其实并不“新鲜”，而是一些“老问题”和“老矛盾”的再现。

凡是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可以自已的亲身经历证明，那种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那种对童工、妇女、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的歧视、剥削和压迫，那种黑社会、黄赌毒泛滥、盗贼横行、治安混乱的情况，那种一面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而另一面却是贫病交加、卖儿卖女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那种穷人无钱看病吃药、无钱读书上学、无钱买房栖身等现象在解放前的旧社会都曾经有过。凡是有点文化、读过一些历史的人，在众多反映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历史文献和反映古今中外历史的各种文艺作品中也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皇甫平所说的那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摩登时代》、《包身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曾有过同样的描述。现在所出现的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权贵与百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在历史上都早已存在，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而在其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些老人们常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清楚地表述了这种情况。正如有的人所说，“改革”成了一辆倒退的“时光列车”，让人们对中国旧社会的历史有了一次再认识的机会，从而也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其实，对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出现的可能性，经历过旧社会的邓小平从改革初期直至晚年就一再地提醒过，邓小平文选中的许多论述也可以为此作证。而一些主流精英们自已所竭力提倡的“中国要补资本主义课”的“补课论”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这一点。皇甫平所说的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其实是在人类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中国旧社会的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的“老问题”和“老矛盾”，而这些“老问题”和“老矛盾”的再现，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所谓的“补资本主义课”的“补课论”影响下，由于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摒弃了群众路线而失去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单方面地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以私有化为取向和“以资为本”的“泛市场化改革”，从而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两极分化，导致出现大量新的雇用劳动和劳资冲突，导致出现权力资本化和实现官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条件，导致出现一系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曾经存在过的弊端而造成的。

笔者以为，以皇甫平（周瑞金）的年龄和经历，对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来历是应该心知肚明的。皇甫平和一些主流精英们之所以硬要将这些问题和矛盾说成是“新问题、新矛盾”，实际上想的就是两件事：

其一，拒绝对以私有化为取向的“泛市场化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反思，歪曲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性质及其再现的根本原因，以继续推行这种与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执政党的根本宗旨相背离，而且其负面后果已经大量显现，并已经受到人民群众广泛质疑和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泛市场化改革”。

因为，如果皇甫平们承认现在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是“新”的而是“老”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将摆在这些主流精英们的面前——这就是：这些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的“老问题”和“老矛盾”何以能在改革二十多年后又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再现？这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前一阶段所推行的“改革”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会让人民大众对所谓的“泛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方向、路径和后果提出更多的质疑，从而让某些主流精英们所主张的“有些事只能干，不能说”，要“闷声发大财”，“不要让百姓过多地关心政治”，以“骗出一个新体制”的目的成为泡影。而这正是皇甫平等主流们最为担心和惧怕的。

其二，将早在历史上就存在的“老问题”和“老矛盾”的再现歪曲为“新问题”和“新矛盾”，从而以改革中的探索和创新为由，为提出所谓的改革必须付出“代价”的“代价论”和改革失误的“不可避免”论提供依据。这个“新”字就是为掩饰改革中出现的失误而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为了推卸自已对改革中已经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现在，面对民众的质疑，皇甫平等主流精英们也开始心虚起来，也不得不承认那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但却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仅仅归咎为“旧体制的弊端”和“行政权力的干预”，唯独没有直接参与设计甚至掌控改革进程（如高尚全等）的这些主流精英们自已的责任。

究竟是因为改革过程中的“探索”和“创新”才导致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还是因为由于改革中的失误导致了改革方向的偏离乃至出现了倒退和复旧才导致了“老问题、老矛盾”的再现？前者当然是属于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而后者则是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的改革所应当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对“旧体制”的变革和调整。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将其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改革前的“旧体制”还有点符合逻辑的话，那么，在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现在，却还要将那些在解放前的“旧社会”就已存在而在改革前“旧体制”时代曾经被基本解决过的“老问题”和“老矛盾”的再现，归咎于“旧体制的弊端”，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时间逻辑”。如果在对“昨天”的东西进行“改革”后却出现了“前天”就存在的东西，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在“昨天”基础上所进行的“倒退”或“复旧”。

皇甫平在文章中称，“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不错，“行政权力的错位、越位和过份干预”确是让改革出现失误的重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当时正处于“体制内”的皇甫平等主流精英们在做些什么？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要建立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远不是一句“市场化改革”所可以概括的。在党中央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就没有出现过笼统的“市场化改革”的提法。长期以来，正是如皇甫平们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所掌握的话语权，竭力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根本性质篡改为“市场化改革”，而实际上实行的却是“泛市场化改革”。他们竭力鼓吹腐败有理和腐败有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鼓吹“高薪养廉”和对政府的行政权力实行“赎买”，为国企领导人的所谓“剩余索取权”提供理论依据，并声称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要由此而“骗出一个新体制”；他们鼓吹“官、产、学、研”一体化，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各级政府爱护企业家，为企业家服务，为他们“保驾护航”；要各级领导人主动和大胆地与企业家“交朋友”，要努力“培育市场主体”，为城市政府直接参与“经营城市”而大声叫好；一些所谓的精英学者甚至身体力行地率先与官、商相勾结，为自已和亲属谋取私利，力图在对国有资产的瓜分中分一杯羹；当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暗箱操作，管理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被侵占之际，一些主流学者却还在那里大叫大喊要“加快”“攻坚”；当贪污腐败愈来愈严重，违法犯罪得不到严肃惩处之际，他们却在竭力鼓吹对那些利用职权采取非法手段暴富者要赦免“原罪”，而将群众的“仇腐”情绪说成是“仇富”；正是因为少数主流精英学者如此不遗余力地为掌控“行政权力”的权贵们的权力资本化制造合法化的舆论，从而将中国搞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交换和买卖的“大市场”，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竟然搞到了只能“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底线”这种地步，现在皇甫平们却将自已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难道不正是对“泛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嘲讽？皇甫平们能否认真反思一下，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你们自已在“体制内”究竟为“行政权力”干了些什么？！究竟是谁在为通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光列车”推波助澜？！

多年以来，正是由于对“姓资姓社”的不争论态度，又更加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一句空话。试问，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搞不清楚的话，又如何能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底线”？又如何能通过改革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其如此，何不干脆将“社会主义”几个字删除了事？所以，对这种“泛市场化改革”的否定，绝不等于动摇和否定改革，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端正改革的方向，让改革真正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实在有必要对目前在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究竟是“新”还是“老”作一番争论。因为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将直接关系到对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的性质、原因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也直接关系到在反思改革之后对中国下一步继续改革路向的选择。如果是前者，那么现在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确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也确是“不可避免”的，而下一步的改革应当坚持原来的“泛市场化改革”方向而继续进行“探索”、“深化”和“攻坚”；如果是后者，则应当对二十多年的改革进行认真和全面的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力图避免和重复前人的失误，从而回归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回归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前提下进行“探索”和“创新”。在笔者看来，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与皇甫平等人的争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现在对改革的发展前景还并不明朗，但笔者还是衷心地希望，中国的改革不要成为倒退的“时光列车”。

                             200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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