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学者刘小枫在复旦大学做了题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共和国战争史的政治哲学解读”的讲座。其讲座的总结听起来像是力图为共和国的国际政治诉求找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这令听众有些震惊。刘小枫会变成一个学术投机者吗？以前那个背负罪感，反思政治人生的人，会一变而彻底成为一个浸透于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中的人吗？

刘小枫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上有特别地位的人物，从早期引进基督教神学，到后来介绍施特劳斯、卡尔斯密特，在学术界掀起政治哲学与古典研究的热潮，算是“引领潮流”的人物。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是周易坤卦的第六爻。王弼注云：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十三经》，上海书店出版社）。意思就是说，阴本应卑顺于阳的，但目前阴极盛，而与阳为敌，双方交战于野，两败俱伤。这是变革之象。

刘小枫的演讲持续了3个多小时，演讲辞的记录着复旦学生 Fontaine的说法是，只能先把开场白和最后的总结记录下来，中间大段时间（3个多小时）被刘用来讲述战争的故事，当时的惨烈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太多非正义。

刘小枫引用希罗多德等古典史学家，并提示说，这些古典史学家与现在的战争史家不一样，他们在记录战争时，都会有着他们的社会政治目的，而他这次讲座的目的就是，学习古典学家们来回顾一场战争：60年前的抗 美援朝之战。

刘小枫说，60年一甲子，已经过去了。清末以来与西方外敌的交战，几乎都是被迫的，到了朝鲜战争的后期中国则完全转为主动，并且第一次与西方强敌打成平手。

这场战争的敌方美国，一方面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对手，另一方面也是截然不同的政制的代表。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是汉武帝以来，中国与蛮夷对战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朝鲜战争扭转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品格。中国被拖入现代性的开端可以放在“甲午海战”，在现代性中站稳脚跟则是朝鲜战争，两次都与朝鲜有关。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四股新式军事力量：1、打击太平天国而兴起的淮军和湘军，代表人为李鸿章、曾国藩；2、甲午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军”和地方军阀，以袁世凯为代表；3、苏联帮助下扶植起来的国民党军队；4、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现代军队。

刘小枫认为，前三者都有着“家军”性质，国民党军队有某种政治理念。而到了“人民军队”则是全民性的、国家性的，主要由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

随后，他提出了五个问题供大家思考，第一是战争的起源问题；第二是战争时的决断问题；第三是中国军队与联军之间英勇与否的问题 (军队素质与制度的关系问题) ；第四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问题；第五是如何重新理解毛的问题。

刘小枫认为，施米特所言巨大变局之下，在欧洲，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政治的开端，即各国为了“最好的制度”实施实验并且相互竞争；拿破仑的征战挑起了现代国际政治格局。而对于当代世界而言，中国出征朝鲜，则是面对了传统制度的挑战和未有之国际格局。

因此，他提出，之所以朝鲜战争显得关键，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站稳了脚，便是能够介入国际政治格局——下一步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度上与英美各国竞争。

在场的听众有些震惊地听到他的总结：

刘小枫说，唯有毛组建的军队具有全民性和国家性。并且，唯有毛具有国际眼光，和国际政治报负。而应当从韩战中国与美打成平手，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为考查基点，可以重新来理解大跃进，理解文革。

从这个意义上，刘小枫强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毛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毛是想在经济、制度上与美国展开竞争，所以才会不断地寻求制度上的设计与创新（比如他的第三世界理论）。

在演讲现场的同济大学博士生韩王韦认为，刘小枫可能在 “身体力行地”配合着甘阳数年前所提出的“通三统”，力图为共和国的国际政治诉求找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

令人吃惊的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每次刘小枫的转变都这样让人吃惊，这样让人琢磨不着头脑，他的立场也似乎一步步从右派摇摆向古典共和，现在却以一种更加混杂的面目出现于我们的面前。

他会变成一个学术投机者吗？以前那个背负罪感，反思政治人生的人，会一变而彻底成为一个浸透于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中的人吗？

韩王韦认为，当知识人失去了批判性，我们恐怕不能再去简单地问责于体制和文化了。

附文：

李宪源：跟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相比，西方的军队其实离“国家化”更远

刘小枫所说“人民军队”的所谓“全民性、国家性”，是对应中國近代史上另外三种军队之“家军”性质而言，不能离开上下文的特定语境硬套；更不能无形中入了西方“军队国家化”的套而不自知。

毛主席也不是每论必提人民解放军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其可靠同盟军农民为基础的“阶级军队”，而是常用“人民军队”一言以概之。 而按照比較現代化的无产阶级话语体系来理解和解釋，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国家，就其特別廣泛的执政基础和政治代表性而言，從属于这个国家的军队，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很自然地也必然具有“国家化”的属性，除非这个国家不复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所特有的最广大民众基础。 

与此相对比，西方国家所谓的“国家化”军队，其实才具有某种“家军”的性质；因为西方国家不管谁上台党政，从政权到军队，首先必須服从于与全民本质利益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利益。比如加拿大的“国家化军队”，受其“家军”本质决定，就可以不顾全国多数民众反对，坚定不移地参与阿富汗战争，为美国大资本财团及其（經濟上利益悠關的）加拿大同伙火中取栗。

就此而言，跟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相比，西方的军队其实离“国家化”更远。

20楼同志“先不要激动，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故事”之劝告，敏锐而又清醒。其依据是：中央党校的那帮xx，在“修正”的理论上搞不定，大概会请几个高手出来，比如：刘小枫，比如：钱文忠……。

这个分析，跟法国媒体作者的分析判断其实并无区别。无非是说，刘小枫这个讲演，是在“身体力行地”配合甘阳数年前所提出的“通三统”，力图为共和国的国际政治诉求找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

儘管本人對甘阳上述努力一向持有保留批評的態度，但如果我们緊密结合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特定形势，真按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件事，对此应该是熟视无睹、甚至冷嘲热讽、大潑冷水呢？还是应该谨慎地“激动”一下，以进一步动摇正在急剧分化的右翼思想政治阵营、同时鼓舞一下广大左翼民众的斗志呢？

我以为，答案很明显。

再說了，刘小枫如此“身体力行地”为共和国的国际政治诉求所尋找的這个历史性解释，主席如真有在天之靈，也會覺得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