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下）

朱永嘉

（七）

　　在天监年间以后，到了大通年间，毛关心梁武帝手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是陈庆之。毛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开头，批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有阅读和批注时间，这是毛批注史书中少见的例子。毛是在四月间中共九大结束以后南下的，在五月三十一日到武昌，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嶺一号。故他是到达武昌以后在这短短几天内读的《南史》，为什么那个时候毛会为这篇传记心神往之呢？陈庆之是怎么样一个人物，那时南北对峙的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陈庆之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因而使得毛会为他心神往之？

　　陈庆之，字子雲，义兴口山（今江苏宜兴）人，幼时是梁武帝身边的随从，用现代的话讲，是通讯员出身。后来成为梁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钟离之战以后二十年，南北形势有了一个大的变化。从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说起吧，那时北魏内乱频起，一方面是北方的柔然、高车等游牧族在北方侵扰北魏的边境，另一方面六镇的边民起义，若破六镇拔陵及葛荣之徒聚众作乱，北魏已无兵可用，秀容的尔朱容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北魏上层统治集团日益奢侈腐朽，而且宫廷政变不断，灵太后毒死肃宗元诩，引起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混斗。尔朱荣率部进入洛阳，在河阴纵兵屠戮朝廷百官，使整个北魏王朝处于分裂和崩溃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下，北海王元颢南奔降梁，这就为梁武帝派兵北上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时机。故梁武帝在大通二年（公元五二八年）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将兵七千人，送元颢北返为魏王。尽管北方有尔朱荣部步步抵抗，而陈庆之所率七千人的部队孤军深入，自铚县（今宿州的临涣县）起兵，一直打到北魏的首都洛阳一百四十天时间，大小四十七战，陷三十二城，所向无敌，如雎阳一战陈庆之以七千人败魏将丘大千的七万人。在河南的荥阳，陈庆之的七千之众与北魏四十万大军相抗衡，《南史·陈庆之传》称：“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天穆、（尔朱）兆单骑获免。”陈庆之这样孤军深入靠的是锐气和勇气，居然能把北魏的孝莊帝赶出洛阳，迎元颢进洛阳。这次南朝大举进攻北方，占领洛阳，为南朝百余年弱势未有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到毛心神往之的是尽管现在苏军在边境上神气活现的样子，总有一天，他们内部会发生变化，最终胜利将属于我们。陈庆之的胜利进军为毛出了郁在心头的一口恶气。

　　毛在批注中讲了这次是重读，说明《南史》过去早就读过，这次因为珍宝岛事件，重新找出来再读，对中苏之间的冲突，毛在心理上有一个定位，苏在北方，中国在南方，北强南弱，他把我们定位在南朝，从南北对峙中寻找以弱胜强的历史经验。毛以南北朝为喻，在我的印象中这已是第二次了，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那时斯大林给毛发来一个电报，那是南京政府照会美、英、苏，希望各国出来调停中国的内战，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毛反对外国来调停中国的内战，毛对斯大林的电报有怀疑，是否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毛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他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也说起过这件事，他对刘晓说当时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那时的南北与中苏对峙的南北换了一个位置。再说依照《南史》的次序，他应是先读梁武的本纪，然后是曹景宗传，韦叡传，最后才是陈庆之传。最使毛泽东动情的是韦叡和陈庆之这两篇传。毛在思考如何应对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对峙的格局时，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它可能演化的方向。至于如何具体处理中苏边境冲突，当然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定夺了，两者之间没有直接逻辑上的联系，但它可以启迪人们的种种联想。毛能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选出《南史》中有关梁武帝时期的相关纪传来读，说明他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渊博和熟练，这确是一般常人很难达到的境界，即使如我专攻史学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哪！今天重温毛读《南史》这一个案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很好的案例，但各人的经历与教养不同，如仅就如何以史为鉴而言，也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人都能从一定的历史线索寻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启迪。读史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历史的景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如万花筒一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只看你自身的境界和功力如何，勤奋者获益多一些，你品位低下，也可能学坏。

（八）

　　六九年三月间，珍宝岛事件苏方在边防军的挑衅活动中吃亏了，六月以后苏方的边防军又在西北的边防线上企图挑起新的事端，苏方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挑起事端，因为那儿边民之间相互关系比较复杂，前后发生各种纠纷多达四百多起，苏方的边防军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车，组织上万人的队伍，侵犯我边疆。八月十三日，苏方出动了三百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掩护下越界包围了我方巡逻的边防军三十八名，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我方巡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我方对苏方的侵占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毛进一步提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准备打仗”的号召，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令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是在作最坏的打算，但还是要争取避免战争的机会和可能。九月三日，柯西金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我方，柯西金希望自越南回国途中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在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机场与柯西金会谈了三小时，周恩来指出两党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际关系，边界问题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谈判解决之前，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可以脱离接触，如果你们先发制人，袭击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意味着战争。柯西金保证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攻击的打算，对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双方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可以坐下来谈。对苏方这个态度，在高层引起了争议。毛的态度是半信半疑需要观察，要有所准备。双方边界谈的时间定在十月二十日。在这个期间我们内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许多人认为苏方有诈，故九月三十日林彪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商议，疏散北京附近的军用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方飞机降落，预防苏方在我国庆期间如对付捷克那样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那是因为六八年秋，苏联便是通过空降部队到机场，让苏联军队很迅速的占领布拉格，包围了捷共中央委员会、总统府，那次苏联动员了十七万人进驻捷克，使捷克的党和政府毫无回手的余地。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以前中国高层内部处于最紧张的战备状态，这次战备是外松内紧，六九年国庆，我在北京观礼，一丝一毫也没觉察出要打仗的氛围，国庆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防止敌人在北京一窝端。十月十四日，毛再次去了武汉，十六日，林彪去了苏州，林彪没有经过毛同意下达了“第一号令”，然而毛在十九日看到这个“第一号令”时，他不满意了，一是林先斩后奏，二是形势还没有严重到需要那种备战状态。十月二十日，中苏在北京正式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整个形势缓和下来了，还是毛的判断比较准确。随着苏联政府的变化，中俄之间边界问题也就缓解下来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已成为过去。毛读历史，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但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并没有照搬历史经验，仍必须建立在正确判断当时形势的基础上。那时勃列日涅夫所以不敢公然对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为中国不同于捷克，捷克是处于苏军直接的包围之中，苏联对捷克内部情况非常清楚，又有人作内应，捷克没有能力与苏军公然对抗。而中国幅员辽阔，且有充分迎接战争的准备，在珍宝岛战役他们已经领教了中国的厉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清洗，他们对中国内部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又没有他们的代理人作内应，所以才不敢轻举妄动。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到两国的公开军事对峙的过程，直接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影响了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世界格局由此从两极化向多极化方向演化。这个过程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性问题，它是我们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而毛的思想演化过程又直接影响着那个时代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走向，从毛读史的线索，多少能找到毛思想演化的印痕。把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演化历史，从国际国内这两个方面作为切入口，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或许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当代史提供一个别开生面的广阔视野，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时局的由来和走向或许都是有益的。近百年来，从中日和中苏这两个近邻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外部力量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它们都不可能把其意志强加于中国，或以它们的利益来左右中国历史的航向，中华民族始终沿着自己的航向乘风破浪地奋勇向前，它前进的步伐永远是任何外部力量所无法阻挡的。（完）

　　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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