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两个传统 锻造核心价值

　　——关于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思考(一)

　　■ 《环球财经》编委 摩罗

　　崛起的中国正在遭遇文化瓶颈。什么是文化瓶颈?就外部而言我们缺乏话语权，就内在而言我们缺乏文化自信，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财富在哪里、自己的精神支撑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什么是我们的道统所在。国人在锻造精神文化及其核心价值方面，需要大智慧、大眼光、大战略，堪称任重道远。

　　云杉先生《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发表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充满了高瞻远瞩的正见，对于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发展民族文化、锻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重要启示。本文是对其中许多闪光点的进一步阐述。首先解释中国的两个文化传统：五千年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百年中国革命文化传统；之后说明孔子代表的儒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马克思代表的西方经典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代表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三者将如何进行深度融合，锻造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没有自己的话语，就只能人云亦云，从而沦落为属国番邦。一个国家在外交谈判中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从而也就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屈从于他者的利益。

　　自己的话语来自哪里?只能是自己的民族文化。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国，这是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命根子，也是利益上的命根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体现，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没有利益，就永远只能屈从于别人的利益。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强调了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重要性。什么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就是我们主流文化的主要内容。二者的融会贯通，就是我们的主流文化。

　　然而，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在发展道路遭遇挫折的历史关口，一些人怀疑甚至放弃我们民族自己的宝贵财富。造成了今天我们在文化上的被动局面，这种局面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文化权力和文化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再不站在战略高度进行文化建设，确立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和道统，我们的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就会受到制约，甚至可能威胁到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

　　否定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思潮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这个问题，《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指出：“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这里强调了我们拥有三种深厚的文化资源。

　　由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革命文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精粹，都包含在共产党创造的革命文化之中。所以，以上三种文化资源，也可以理解为“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的革命文化”这两种资源。

　　我们虽然拥有如此宝贵的两种文化资源，可是我们在珍惜这两种资源方面是走过弯路的。在满清王朝解体以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错误地判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导致我们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甚至认为我们五千年历史没有正当性，只有罪孽和血腥。他们较为彻底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义无反顾地号召国人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他们的错误认识为国人迷信“西方中心主义”腾出了思想空间。

　　文化思潮的偏颇带来了相应教育政策的失误。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通过颁布法律废除了基础教育中儒家经典的课程设置，将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在教育资源之外。课堂之上，仅有少数古代诗文作为点缀，那些集中体现国人世界观、价值观的经典，竟然无法与学生见面。莘莘学子日夜所习，尽是西学内容。

　　自那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了将近百年。这一百年是我们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的百年，是我们在谈判桌上虽然有理却“理屈词穷”的百年。笔者以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错误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错误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连自己的话语都没有，何谈话语权?连话语权都没有，怎么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质疑百年革命文化的思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某些人认为，辛亥以来中国的革命历程不过是瞎折腾，尤其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个“历史的错误”。他们不承认近百年来前人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民族发展之路的庄严性神圣性，一味否定前人浴血奋战的正当性。甚至认为抛弃这个革命传统，从经济到文化都投入西方体系，才是我们民族的惟一出路。即使这种选择危及中国的尊严和主权，也义无反顾。

　　这种危险的社会思想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在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西方社会在五百年殖民扩张中，不但实现了对于全世界资源、市场、物流、生产、分配的控制，也完成了对于全世界大多数民族的文化灌输。借以维护西方种族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体系，已经统治了大多数国家的头脑，成为举世公认的权威文化。

　　在中国，这种旨在维护西方国家利益、建构西方种族和制度优越性的西方文化，已然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我们过度认可西方文化权威的时候，我们对外失去了话语权，对内造成文化认同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

　　无论是上世纪初一些人否定五千年文化传统，还是今天某些读书人质疑一百年来寻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革命传统，都是极为浅薄和偏执的。

　　两代浅薄和偏执给当今中国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造成了混乱和困惑，在一些事关国家利益、发展道路和核心价值的关键问题上，常常出现一些错误学说和主张，以至于影响正确思想的传播，无法在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格局，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利益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弘扬，不利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两个回归”纠正偏颇思想我们今天必须尽早着手，致力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提炼和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新道统的确立和锻造，以期对外维护文化权力和话语权，对内恢复并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今天的中国，只有清算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傲慢与狂妄，并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才可能实现文化方面的自觉、自信、自强，否则我们将会长久沦为他者的文化附庸。

　　如何清算和纠正?我认为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坚持两个回归：第一是回归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第二是回归中华民族百年革命传统，尤其是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为什么五千年传统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可以共同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核心资源?因为二者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实践中诞生的，它的价值目标是全人类共同拥有天下的资源，共同创造并享用社会财富，实现最大的平等和公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在这里，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天下为公，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夏商周三代以及更远的原始社会的状态，描述出一个大同社会，用这个理念来指导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用这个理念来影响中国社会控制集团的行为选择，要求他们遵守礼制，克制贪欲，不要过分剥削与掠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天然相通。

　　如果我们对历史上这两种否定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潮缺乏认识，就会卡在“文化瓶颈”中无法脱颖而出，在文化交流上就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文化认同上就会遭遇混乱和危机。只有伴随着这些命题的研究和澄清，以“两个回归”纠正历史原因造成的偏颇思想，我们的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才是有保障的。

　　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大同社会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梦想。战国时代往后，私有制度日益发展，社会控制集团高高在上，严重偏离了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士绅阶级的边缘群体——知识人，不能容忍社会长期偏离原始社会的平等和公平理想，所以他们用“大同”理念描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关于大同理想，《礼记》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符合大道呢?只有天下为公才符合大道，而天下为公就是一个大同世界。

　　究竟怎样才叫“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呢?历史典籍对此既有静态表述，也有动态表述。我们先看静态表述。首先统治者的身份不是固定的，所以选贤与能。其次人际关系是和谐的，所以讲信修睦。再次不能漠视任何一个人的人文价值，所以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那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原始社会最好地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而中国古人在夏商周建立以后，一直试图借助原始社会的文化理念，重新实现足够的社会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

　　再其次，得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适当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所以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最后的效果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就是对于大同社会的静态描述。

　　关于静态描述，《礼记》中原文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也成为描述大同世界的非常有名的一段话。

　　大同理想的运作程序：问政百姓，协和万邦除此之外，中国古人还对大同社会的运作程序进行过描述，这可以说是一种动态描述。《尚书·洪范》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周武王打败商纣王之后，向商纣王的叔叔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因为给商纣王进谏而被打入监狱，所以对于君王独断专行、误国误民深恶痛绝。他告诫周武王，在国家大计的决策程序上，应该怎样问政于民，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这段告诫值得我们关注。

　　箕子说，如果你有重大的决策，应该怎样做呢?首先是你自己必须认真思考，这是首要的起点。然后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决策的依据。

　　第一，谋及卿士，你要跟你的卿大夫商量，跟你的王公贵族商量，要征询王公贵族的意见。

　　第二，谋及庶人，要跟普通的老百姓商量，要问政于老百姓。箕子这种政治思想在古代西方是不可思议的。

　　除此之外，还要谋及卜筮，也就是占卜，让他们请教鬼神。

　　如果你所问及的所有方面意见一致，这就是天下大同。

　　《尚书·洪范》中这段话的原文是：“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也就是说，君王认为应该这样，占卜的也认为应该这样，卿士也认为应该这样，庶民也认为应该这样，国家上上下下全体国民都认为应该这样，这就是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古人对于大同价值观的动态描述。

　　为什么需要各方面都同意这样，才是大同?因为某个大政方针得到全体国民的一致认可，意味着这个大政方针符合全社会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剥夺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大同理想，既有一个社会格局的静态描述，又有一个运作程序的动态描述，静态局面的描述就是天下为公，构成一个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的社会环境;决策方面的动态描述，就是强调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必须符合天下所有民人的利益，这就是问政百姓、协和万邦。

　　大同理想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大同理想跟西方所建立起来的掠夺他者财富、来增长圈子之内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按照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建构起来的大同理想，看作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它与后来引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在精神内核上颇为一致。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诞生两千多年之前，中国古人就在以社会主义理想的精髓(公平、正义、和谐等)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志向，指导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发展。早在共产党人引进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前，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特征的大同理想，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

　　今天的不少中国人，认为只有在古希腊掠夺与分赃背景下建立的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这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而陷入深重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之中，进而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

　　实际上，希腊民主制度完全否定国民主体——奴隶群体的利益，仅仅保障占人口十分之一(有的城邦可能接近一半)的贵族和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这种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分赃制度，大多数国民则不但无参与分赃的权利，而且一直是被掠夺、被分赃的对象。

　　这种民主精神就是今天西方国家的正统，所有被殖民、被“全球化”的国家的国民，当然无权参与分赃。在美欧霸权势力所建构的帝国体系之中，享有分赃权的人口，正好也是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样子，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一直沦入被掠夺、被分赃的境地。这与中国人信奉了几千年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背道而驰。

　　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先民的大同思想，才将民主权利理解为全体民人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分赃的权利)，惟此才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和谐的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历史和精神文化，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仰仗、依赖的宝贵财富。我们遭遇新时代的挑战时，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应对困难的资源，我们遭遇外族入侵时，可以借助老祖宗的文化和产业作为保护自身尊严与利益的武器。

　　无论是百年前刀光剑影的殖民掠夺时代，还是今天所谓“全球化”时代，我们在民族竞争、国家博弈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坚定维护自己的文化尊严，尤其要维护主流文化的尊严，因为只有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锻造出来的话语权，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没有话语权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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