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

原载1998年第11期《青年作家》
作者：高戈里

　　近年，思想界和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及人文精神，多有议论、争论，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李泽厚）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愫和救世情怀，甚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批判20世纪中国对革命方式而不是改良方式的历史选择，并以其伤感的诗人情调悲叹：“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深刻与否，归根结底，决定于反思的本身是否根植于历史的沃土。
　
　　本文，以一位年逾古稀老人亲身经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幼稚”，向当代人，更向当代学者展示中国革命史上与人文精神密切关联，割弃不断的一处“告别革命”论难以诠释的历史剖面。
　
　　老人叫罗珠成，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给一位军官当勤务兵。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反蒋起义不久，罗珠成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由此，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大革命。

　　“刚起义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跟电影《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奴才一样一样的。”在国民党军当过近4年勤务兵的罗珠成，对思想改造前夕的往事与旧我，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那场荡涤灵魂重塑自我的“泪血大控诉”，记忆犹新。
　
　　在旧军队，罗珠成是“认主子”的奴才。
　
　　“认主子”的奴才，又何止罗珠成一人？
　
　　解放前，旧军队数百万士兵，旧中国几万万百姓，有几人，不是麻木无知的奴才？有几人，不是祖祖辈辈的奴才？
　
　
　　一、佃户穷呀，不认主子没饭吃
　
　　罗珠成的家，在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大样营村。
　
　　解放前，他家是一户没有一分土地的佃农，完全靠租本村地主张某的田维持生活。罗珠成的父亲是个种田能手，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劳地带着全家人去经营租来的田地。然而，由于地租太高，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只有三成归自己，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困生活。
　
　　罗珠成兄妹7人，只要大一点的都得干活，割草、喂猪、放牛、挑水、打柴、带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
　
　　7岁的时候，罗珠成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的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走到石板路上，石头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13岁那年，父亲托人将罗珠成送到本村一位姓张的大户人家当长工。
　
　　父亲盘算：“家里张嘴吃饭的人太多，你去了，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母亲叮咛：“侍候大户人家要听话，要勤快，免得挨打。”
　
　　大户人家的主人当时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同村一个姓王的在张县长下当县保安队的大队长，姓王的每年替张县长赶两次马帮，将任内捞取的银圆、大烟等驮回村，再将本村特产“臭豆腐”驮往滇缅边境出售。
　
　　罗珠成和同村几个外出“找生活”的人，就由姓王的带往路顺县，一路大山，走了六七天，罗珠成年纪小，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咬着牙往山上爬。
　
　　到路顺的第二天，罗珠成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做饭、洗衣、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家，什么都干，根本闲不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侍候他们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以后再给他们端上桌。谁知，老三正在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吃，顶着北回归线上的似火骄阳，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从眼眶奔涌而出。落在地上的泪水，几乎是瞬间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在高悬着“爱民如子”匾牌的县太爷家，面对非人的虐待，罗珠成对自己的人身权利茫然无知，他唯一的生存选择，或者是忍辱偷生留下来，或者是一逃了之回家去。
　
　　忍受不了主人家虐待的罗珠成，后来，打听到为张县长做生意的马帮又要回家了，于是，在马帮出发时，一人悄悄跟在后面。马帮一路走，一路敲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大山里，怕也得走，死也不在张县长家里干了！他不敢走快，怕追上马帮，让人家发现，再把自己送回张县长家。也不敢走太慢，怕遇到野兽和强盗。就这样，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地跟着马帮走了大半天，终于，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追上马帮。赶马帮的都是同村的大叔、大哥，他们同情罗珠成的境遇，也无奈路程已远，难以送回，于是，把罗珠成带回了家。
　
　　罗珠成一回到家，抱着母亲，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妈，我死也不去侍候他们了。我想爸爸，我想妈妈，我想读书呀……”
　
　　泪满面颊的母亲告诉揽在怀里儿子：“这都是命。‘命里注定半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穷人要活命，只有忍了。”
　
　　父亲没有责打罗珠成不体谅父母的苦衷，只是一旁叹息：“唉，你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工钱一文都拿不到。在张县长那里，不管怎么说，你总有碗饭吃嘛！”
　
　　小小的罗珠成怯生生地看了爸爸一眼，又说了一句“我想读书”，然后，放声大哭。
　
　　父亲心软了，咬咬牙，将儿子送进本村的私塾小学。
　
　　因为家里太穷，书，罗珠成只读了3年。
　
　
　　二、当兵苦哇，认了主子才少遭罪
　
　　罗珠成16岁那年，刚满18岁的哥哥被派上了壮丁。哥哥是家里的壮劳力，哥哥下面有6个年幼的弟妹，靠父亲一人根本养活不过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带着哥哥躲开了。
　
　　乡丁来到家里，没抓到哥哥，就把长了一身疥疮的罗珠成捆了起来，准备带到县里去凑数。
　
　　母亲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乡丁“哼”了一声，“小？小了可以长嘛！”
　
　　母亲继续乞求：“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疥疮还在留脓。”
　
　　乡丁把罗珠成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还是不依：“疥疮？好治得很，用蒿子煮水，洗几次就好了。”
　
　　“当壮丁遭罪啊！”老人记得，壮丁被集中到县城后，整日关在一座大庙里，人都挤满了，晚上睡觉时，躺在地上挤得紧紧的，翻个身都翻不动。大庙的窗户是封死的，只留一个很小的门洞，屋子中间放一只解大小便的马桶，屋里臭气熏天，又不让你出来。大庙关不下，就把新来的壮丁绑在院子里的木桩上。
　
　　壮丁往部队押送的时候，多数是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串的，吃饭、拉屎、撒尿，绳子都不解开。遇到有生病的壮丁走不动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你的命。
　
　　到部队后更遭罪。吃饭，每顿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里面还尽是沙子。睡觉，没有被子，更没有褥子，地上垫一点稻草，当兵的就像一窝小猪羔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互相暖和着。
　
　　当兵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官贪污。军官贪污是公开半公开的，没人敢过问，不公开敲诈士兵的钱财就不错了。
　
　　至于发饷，老人不但没印象，反而说起来就有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那是他刚分到连队的时候，班长一见面，眼睛就盯住了罗珠成的口袋，“你带了多少钱？”
　
　　罗珠成被抓壮丁的时候，母亲把家里仅有的3块银圆全塞给了仿佛一去无归的儿子。此时，银圆正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于是，罗珠成老老实实交代：“3元。”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顶头上司像怒目金刚。
　
　　见罗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没动，班长恶狠狠地道出了由他“保管”的理由：“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交出的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再没还给罗珠成。
　
　　旧军队是一级压迫一级，没有靠山的，理所当然受欺负。
　
　　老人说，这都算不了啥，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队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胸部挺直，目视前方，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老人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刺刀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扁担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罗珠成刚到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团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七八名逃兵押上来后，几位军汉将他们按倒在地上，随后，团长宣布：全团每个士兵上来打3军棍！
　
　　刚上来的士兵不忍心打，有一位士兵是逃兵的同乡，下手轻了。被值星的军官发现，“你狗日的不会打？老子来教你！”
　
　　当下，让人把逃兵的同乡按到地上，“啪、啪、啪”，就是狠狠的3军棍。
　
　　打完了，再将逃兵的同乡从地上拎起来，把军棍往他手里一塞，让他重打自己情同手足的患难兄弟。
　
　　老人说，两三千人打七八人，每人打3军棍，每位逃兵都要挨几百军棍，打下来，身上的肉都被打碎了，骨头也被打断了，像碎蜡烛一样。打完以后，逃兵好象被埋了。不埋也活不成。
　
　　“国民党军队，好多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杀个兵就跟杀个小鸡一样！”老人怕晚辈不信，讲了他亲眼所见的另一次令人发指的杀人过程。
　
　　那是抗战末期，罗珠成在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当兵，该营驻防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时，一天，营里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
　
　　这一次没打。
　
　　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
　
　　全营官兵集合后，营长宣布：由逃兵所在步兵连每人用桌上的匕首从逃兵身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
　
　　老兵麻木的稍多，下手往往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再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
　
　　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
　
　　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一些的交差，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割光，白骨一块一块地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
　
　　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
　
　　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罗珠成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士兵，在国民党军队里遭的罪是难以想象的。然而，罗珠成却说，他的日子，要比多数士兵好多了。
　
　　原来，罗珠成新兵训练结束分到部队后，他的父母打听到本村一户姓张的财主的儿子在该团2营机炮连任连长，便登门求见了财主，请他们写信叫儿子把罗珠成要到身边，以便就近有个关照。财主一口应承。
　
　　张连长接到父母大人的来信后，从本连选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新兵，把罗珠成换来，给自己当勤务兵。
　
　　罗珠成跟上了张连长，每天侍候主子打洗脸水、洗脚水，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与在班、排当兵比较，饭能吃得饱一点了，挨打、挨骂也少多了。
　
　　在众多士兵的眼里，罗珠成获取了一个求之不得的美差。
　
　
　　三、是奴才，就逃不脱被宰割的命运
　
　　罗珠成当上了同村长官的勤务兵后，他很满足。
　
　　然而，罗珠成毕竟还是“奴才”。是“奴才”，就逃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第60军奉命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4月，又奉调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1947年，部队移防吉林市。此时，张连长已升任少校卫生队长，罗珠成仍是他的勤务兵。
　
　　一天，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的张队长，突然发现自己藏在箱子里的几两大烟土丢了。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亦步亦趋跟随自己，执鞭坠镫侍候自己的罗珠成，于是，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
　
　　罗珠成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嘴唇发白，像半截木头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张队长面前好一阵子，才“哇”地一声哭了，“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儿，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见了？你个吃里爬外忘恩负义的东西！”张队长气得揎拳捋袖，“啪、啪”两耳光扇了过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着，我未必天天给你看着箱子？”罗珠成这样想，但绝对不敢这样说。小当兵的，几时有过说话的自由？越辩，越挨打！
　
　　罗珠成捂着火辣辣的面颊，抽抽噎噎地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偷的。”
　
　　几两烟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产，张队长却把它看得比士兵的性命还重。见问不出个什么名堂，张队长索性喊人把罗珠成拖下去，关了起来。
　
　　当天晚上，吉林九台籍的文书来到禁闭室，悄悄告诉罗珠成：“小罗，你快逃吧，队长要枪毙你，就在今天晚上！”
　
　　罗珠成大吃一惊，面如死灰地怔住了，良久，才哆哆嗦嗦将信将疑地嘟囔了一句：“不会吧？我和他是一个村的。”
　
　　文书急了：“什么一个村不一个村的，别信那一套了！人家是当官的，看重的是钱。他要杀你是我亲耳听到的，就在今晚上半夜，地点是松花江大桥下。一般杀人都要那里，杀死后，往江里一蹬，尸体就顺着江水冲走了。你快逃吧，再不逃就没命了！当官的杀个人就跟杀个小鸡似的，你又不是没见过。”
　
　　当夜，罗珠成逃离了部队，躲进吉林市内的一户老百姓家里。这家主人是位40来岁的中年人，一妻一妾，没有孩子，大老婆40岁左右，心地善良，十分同情罗珠成境遇，有心收留他做干儿子。无家可归的罗珠成便在这家住了下来。
　
　　张队长有一位十分要好拜过把子的军校14期同学，叫王仕乾，与张队长在同一个团当营长，他听说张队长要杀自己勤务兵，便找上门来：“听说你要把你那个勤务兵杀了？”
　
　　“我的大烟土丢了！”张队长忿恨不已。
　
　　“是这个娃儿偷的吗？”王仕乾问。
　
　　“就算不是他偷的，他当勤务兵没看好也有责任。”张队长依然不饶他的小同乡。
　
　　“唉！”王仕乾沉下脸了，“你这个咋要得，他不是别人，好赖，你俩也是一个村子的，你就下得了手？日后还乡之日，他父母问起你，你咋说？乡亲们咋看？”
　
　　张队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见张队长无语，王仕乾索性以大哥身份替老弟做了主：“杀他干啥？听我的，别杀他了！”
　
　　张队长这才点了点头：“好！我听大哥的，不杀他了。可是他已经跑了，我也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仕乾和张队长的谈话，被有意候在外屋的文书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书抽出身，设法找到罗珠成，将“大赦”全过程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罗珠成，并劝道：“队长的气已经消了，不杀你了，快回去吧！”
　
　　罗珠成回部队后，张队长没再提丢大烟土和要杀他的事。见长官没记“仇”，罗珠成颇有一番感动：到底是一个村的，我要是落在别的长官手里，哪还会有今天？
　
　　为报答这不杀之“恩”，罗珠成侍候张队长更勤快了。
　
　　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罗珠成从来没想过。他想的，只是走到哪里都要跟好这位同村长官，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记张队长的不杀之“恩”。
　
　　直到起义，他仍死死地抱住这个信条。
　
　　张队长出身于地主兼官僚的家庭，父亲、哥哥都在外做官，路顺县的张县长是他的叔叔，所以，当曾泽生将军率部举起了反蒋义旗后，张队长不干了。部队撤到九台县桦皮厂时，他找到师长陇耀，要求辞官挂甲还乡，得到了批准。
　
　　获准还乡的张队长回到部队驻地，正打点行装准备离队返乡，罗珠成畏首畏尾地凑了上来，吞吞吐吐地央求：“队长，带我一块回家吧，路上我好侍候你。”
　
　　张队长愣了一下，感慨地拍了拍罗珠成的肩头：“唉！到了这种时候，难得你还愿意跟着我。好，我这就去找师长，他若同意，你回家的路费我掏！”
　
　　罗珠成的要求被拒绝了，陇耀师长的态度很明确：军官不干的可以走，士兵，一个也不准放！
　
　　张队长带着忧郁、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部队。在与这位朝夕相处将近4年之久的本村小同乡分手时，他似乎动了点感情：“小罗，以后，你只能自己关照自己了。将来不管跟谁干，都要听话，勤快点，灵活点。不然，你要吃亏。”
　
　　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对自己有不杀之“恩”的主子后，又过了一两个月，罗珠成被送进设在齐齐哈尔的东北军政大学学习。
　
　
　　四、改造之前愚昧嘛，确实不懂阶级压迫
　
　　国民党第60军反蒋起义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初期，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急需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北、中原战场，然而，统帅部却把这支数万人的武装力量留在后方，以政治整训的形式改造官兵们的思想。
　
　　道理很简单，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亿万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国民党军没有，也培养不出来这样的战士。“将贵智，兵贵愚”，是数千年来赤县神州滚滚烽火中通行的治军带兵古训，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的国民党军，只能培养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权利意识荡然无存的战争机器。
　
　　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部队进入吉林九台进行政治整训，并于1949年1月2日被中央军委授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部队正式整训开始之前，三分之二左右的军官被分批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去的还有一部分军士和侍候官佐们的勤务兵，此外，还有一部分随军家眷。
　
　　进入东北军政大学的起义官兵共2490人，为第11期学员，编为第5团，下设3个营和1个女生大队。第1营编4个连，第1连为将校官连，第2、第3、第4连的学员主要是中尉和上尉军官。第2营和第3营的学员是少尉、准尉军官，以及军士和士兵。女生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和一个拖儿带女的“母亲班”，200人左右，全部是随军女眷。三个师的官兵一律混编。
　
　　罗珠成入校后，被编到第5团2营6连。
　
　　东北军政大学对起义官兵的编组，一方面是为了因人施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组织上割断他们之间在部队结成的封建关系。
　
　　这种封建关系在进东北军政大学之初，依然相当紧密。
　
　　组织起义官兵学习，是为被压迫者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也为压迫者洗涤私欲恶性膨胀的灵魂，还为所有起义的学员唤醒麻木的人权意识。
　
　　然而，面对祖祖辈辈想都没敢想的人身解放和灵魂解放，多数士兵不但茫然无知，甚至对共产党有戒备心理和多多少少的敌对情绪。
　
　　军官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有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对供给制的生活待遇也不满意，个别军官甚至反感不允许嫖赌的纪律，牢骚更多：“他妈的，这不是让我们给共产党守活寡吗？”
　
　　住在东大营的士兵，没事就往北大营跑，去军官队探望长官，结识同乡，并主动为军官干点洗洗衣服、跑跑腿的差事。军官对士兵也比往日和气多了，官兵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蜜月期”。用罗珠成的话说，“彼此之间热乎得很呦！”
　
　　此时的官兵关系，虽热，但并非基于血肉相连的平等关系。士兵们企盼的，不是解下脖子上的锁链，而是放长锁链，在锁链之下，多得到点主子赏赐的权利。而“认主子”，正是从苦力奴才向贴身奴才晋升的通道。
　
　　在人权意识荒蛮的旧中国，这是不少中国人，是不少祖祖辈辈的中国人认同了的群体行为方式。
　
　　中国人的这种奴性，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不曾触及，辛亥革命的枪声炮响未有震憾，“五·四”运动一代精英的泪血呐喊也没能唤醒，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动摇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重视灵魂觉醒方面，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任何革命，都无法比拟。
　
　　起义官兵的“蜜月”关系，在东北军政大学的学习正式开始后，很快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
　
　　士兵队的教育内容，先是新旧社会、新旧军队的对比。刚开始时，没几个人听得进去，没几个人想得通。
　
　　一位出身于佃户家庭，曾经受过地主高额地租剥削的士兵，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就不理解：“要不是在财主家找到活儿干，我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有一位勤务兵，一年多前，部队由吉林南部撤往吉林市的时候，曾经丢失了团长驮马，被团长当众用指挥刀的刀背狠狠地砍了一通。可是，他却为团长侵犯他人身权利的暴行如此辩护：“团长是打了我，但那是因为我做错事了嘛。团长对我很信任，他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时弄的金条一直让我保管，行军打仗的时候，装在一个望远镜的盒子里，由我背着，每一次，肩膀都要勒出血印子！团长如此提携我，而我却辜负了团长的期望，是该打嘛！老子还打儿子呢！”
　
　　还有一位勤务兵，平日侍侯长官衣食住行，端屎倒尿，却还要挨长官的打，并被罚过跪。罚跪的时候，长官竟然旁若无人地搂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当着跪在床前勤务兵的面，睡在床上。可是，这位勤务兵却置共产党的平等教育不顾，经常主动地去军官队，侍侯往日虐待过他的主子。
　
　　罗珠成对自己所受的苦，一样持麻木态度：“张县长老婆罚我在太阳底下跪黄豆是过分了，但咱们吃人家的饭啦！张队长虽然动过杀我的念头，但后来人家开恩了嘛。要不是靠上他，说不定自己早就死在战场了！”
　
　　随着教育的一步步深入，士兵们那一个根根麻木了的神经开始苏醒。
　
　　在指导员穆益轩的启发下，罗珠成从张县长三少爷白花花的饭碗里，看到了自己被富豪权贵吞食的汗珠；从张队长黑洞洞的枪口下，窥见了自己被吞噬的人身权利。
　
　　罗珠成说：穆指导员讲的道理，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味，可当时听起来却是闻所未闻的新奇道理，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想听。听了之后，真有一种耳目一新大梦初醒的感受。
　
　　是啊！穷人也是人，凭什么忍饥挨饿，备受盘剥？士兵也是人，凭什么挨打受骂，任人宰割？
　
　　对呀！共产党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这有多好！
　
　　看吧！人家解放军的官，不论大小，平易近人，对士兵和和气气。指导员是抗战初期的老干部，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有多亲！
　
　　不比不知道，一比气得跳：旧军队那些当官的，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
　
　　起义官兵的关系，随即冷却下来。
　
　　那些一向勤快听话的勤务兵，一个个再也不愿往北大营跑了，再也不愿去侍候从前俯首贴耳听命之的长官了。
　
　
　　五、控诉运动不得了哇，真想把往日的“主子”往死里打
　
　　推动起义官兵之间的关系进入了“速冻”状态的，是“泪血大控诉”。控诉运动开始后，起义学员中已经冷漠下来的官兵关系，急速演变成剧烈的对抗、冲突。
　
　　东北军政大学起义学员的控诉运动，与九台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九台，军政委徐文烈部署全军教育时，明确规定：“不准在官兵之间搞面对面的斗争，个别矛盾一时不易解决的，把干部调离原单位，实行回避政策。”
　
　　东北军政大学则不同，控诉运动一开始，就选取了十来个典型，作为第5团2490名起义学员批判斗争的对象。
　
　　东北军政大学的教育与起义部队的教育，同受东北军区政治部的统一领导，这似乎是个谜。
　
　　对此，有位当年的学员这样解释：东北军政大学的学员以军官为主，用一般的办法，很难把群众发动起来，很难把那些反动的思想和情绪压下去。
　
　　这话，不管是否猜中了组织者的意图，但从实际效果看来，这种面对面的斗争，确实发挥了事半功倍扭转乾坤的神力。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
　
　　“打死他们！”
　
　　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张队长在台上，我也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全有全无律”，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教育方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正面教育固然能缓和矛盾冲突，但由于刺激强度不够，很难在转变立场上达到期望的教育效果。“泪血大控诉”的方式则不同，它刺激起来的感情波澜，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实现阶级意识和人权意识的大觉醒，并长久保持着难以消磨下去的强度。
　
　　东北军政大学第5团的控诉大会结束之后，学员们的余怒久久难消。
　
　　每当士兵学员连队和军官学员连队，或尉官学员连队和将校官学员连队在校园相遇时，总有人不顾一切冲出队列，去寻打自己的仇人！
　
　　每当全团集会，即使带队的干部死死看住自己的连队，不准有人越雷池半步，仍有人往军官学员连队，往将校官学员连队扔石头！
　
　　于是，校方采取了措施，尽量避免有关的学员连队相遇，凡是看电影、看戏或是集会，指导员先一个个搜身，检查口袋里有没有砖头。再另外安排人员，将会场附近砖头捡干净。
　
　　很快，又规定集会不准穿大衣，怕砖头藏在大衣里面检查不出来。
　
　　然而，还是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用小板凳砸了一位军官。
　
　　后来，校方又规定，小凳子也不准带了，看电影一律背背包，以背包代板凳。

 
     学员们的怒气依然不消。一次看歌剧《血泪仇》，看了一半，又躁动起来了。
　
　　从前呼口号，是指导员、教导员带着呼，这一次，是学员自己呼。呼着呼着，一帮士兵学员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冲下楼，去寻打自己的仇人。冲到楼梯口一看，校方早有准备，楼梯上已经坐满了“八路”，下不去。气得一个个不是攥紧的拳头往墙上打，就是跳着脚朝楼下骂！当然不是骂“八路”。
　
　　那场面，哭的哭，闹的闹，叫的叫，蹦的蹦，跳的跳，乱得一塌糊涂，就像发疯似的。老人现在说起来觉得好笑，可当时，谁都笑不出来。
　
　
　   六、共产党绝啦，控诉后搞了个官兵团结教育
　
　　控诉运动之后，起义学员转入社会发展史教育。
　
　　罗珠成记得他们6连文化教员隋成西，以本连控诉的真人真事画了许多宣传画，贴在食堂里，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地主怎么剥削农民，士兵如何受欺压的事实。
　
　　那时，起义学员中要求枪毙几个以平民愤的呼声很高，穆指导员有针对性地疏导大家：“只要参加起义，就一个也不能杀。杀一个，国民党就要大造舆论，以后谁还敢起义？再说，毕竟是军官带着大家起义，参加革命的嘛！”
　
　　共产党不知哪来那么多的办法，先发动“泪血大控诉”，把士兵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起来后，再搞一个“内部官兵团结教育”，化解个人矛盾。
　
　　指导员穆益轩通过上课给大家讲道理：“旧社会穷人受剥削，旧军队士兵受压迫，不是个人造成的，根子在社会制度。只要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叫我们在座的人去当官，平心而论，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也要学坏。所以，要把仇恨记到旧的社会制度上，记在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上。这些军官，只要放弃过去的立场，共产党还用他们。”
　
　　罗珠成说：“我们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什么道理听着都新鲜，都入耳。文化教员的画，一看就懂；指导员的话，一讲就通。”
　
　　道理懂了，思想通了，士兵和军官又恢复了来往。士兵找回了个人的尊严，放弃了个人的仇恨；军官，则全无当主子的架子，谦虚多了。
　
　　起义官兵中一种全新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从此建立。
　
　　罗珠成在控诉运动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前夕，公开了党员身份。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回由原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军教导团任排长。
　
　　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回第50军的起义军官，一部分下部队继续带兵，另一部分作为干部储备，编入军直属教导队。
　
　　那位曾经说服张队长放弃杀罗珠成念头的营长王仕乾，分回第149师（原国民党暂编21师改编），继续当营长。1950年10月，第50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让世界军事强国胆寒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王仕乾身先士卒，率部以劣势装备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浴血奋战，坚持与阵地共存亡。王仕乾身负重伤，阵地失守后，另一位起义的营长杨树云，带上一个连的兵力实施反击，夺回了阵地，才把昏迷不醒的王仕乾抢了下来。
　
　　编入军教导队的起义军官，相当一部分下班排当兵。共产党干部说：人民军队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为人民服务，就应深入群众，体验群众的生活。军官当兵，有助于改造在旧军队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脱离群众的旧习气。
　
　　罗珠成在教导队当排长时，原国民党第60军第51兵站支部长张官迎就在他那个排。张官迎在旧军队的职务，大体相当于军后勤部部长。
　
　　罗珠成说，张官迎那时可积极了，部队南下时，他帮助炊事班背行军锅，一到驻地，除了协助做饭，还抢着为老百姓打扫卫生，特别能吃苦耐劳。老百姓见了，都以为他是个“伙头军”，根本不相信他曾经是一位“国军”上校。
　
　　1949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不久，起义了的国民党第20兵团划归解放军第50军夹带改造。第50军受命后，组织了起义官兵占90%以上的300余人的工作团，前往这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随后，将该兵团及其所辖3个军的残部，改编为辖3个团的1个师，授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编入第50军建制。张官迎在此期间，和另外两名团职起义军官周庆三、王伟略分别担任3个团的团长。
　
　　老人说：50军这支部队特殊啊，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支这样的部队。1946年改造海城起义的国民党第184师，共产党只派去了30多名干部；两年多后，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共产党派去了410名干部，其中海城起义官兵占60%以上；又过了1年，改造在四川郫县起义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0兵团和在川东起义的范绍增袍哥武装，共产党总共派去了四五百名干部，其中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的官兵占了90%以上。
　
　　在这片灵魂改造的新土地上，国民党起义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轻车熟路地驾驭“泪血大控诉”的改造形式，以自身灵魂裂变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成功地实现了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顺利地激活了一批又一批数以万计的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人生能量。
　
　　这，就是当年共产党人创造的人间奇迹！
　
　　大洋彼岸那帮把书本嚼烂了的政治家、军事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人权政论家，这家、那家，未必有这个本事！
　
　　在笔者采访的所有改造起义部队的亲历者中，无论是地下党员、派入的解放军干部，还是潘朔端师、王家善师、曾泽生军、陈克非兵团、罗广文兵团（军史无记载，但第50军的起义官兵确实参加了罗广文兵团起义后的改造工作）、范绍增袍哥武装的起义官兵，回忆这段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的思想改造史，对“泪血大控诉”的改造方式，无一不给予极高的评价：“控诉方法好，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七、将近半个世纪后的道歉
　
　　罗珠成于1951年离开了第50军，调齐齐哈尔步兵学校警卫连任副指导员，1964年转业回昆明，离休前任云南省水利水电厅基建处副处长。
　
　　1995年春节，罗珠成回云南石屏老家探亲，无巧不成书，一进村，就在村头碰见了张队长。
　
　　张队长从九台辞官还乡不久，云南即告解放，随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张队长家里的田产被分给了贫苦农民，张队长本人则在本村当上了一名民办小学教师，以此自食其力，维持生活。
　
　　据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当上了教师的张队长，因待人诚恳，为人谦虚，执教认真，颇得村民的好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没怎么受冲击，后半生过得比较平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队长被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落实了“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治身份。
　
　　昔日威风凛凛“国军”少校，重逢当年为丢失几两鸦片差点死于自己枪口之下的小勤务兵，十分尴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站在自己面前的，已不再是那个俯仰由人，任凭呼来唤去，可以任意宰割的孩子，而是一位令自己敬畏的共产党县团级离休干部。面对落花流水、春露秋霜，这位比罗珠成大十来岁的老人，不能不百感交集。
　
　　他郑重地登门道歉了：“当时东西丢了，怀疑是你偷的，即使不是你偷的，也觉得你有没看好东西的责任，所以才动了那个念头。后来，念头打消了。这件事对不起你了！”
　
　　48年后的道歉！
　
　　一个风烛残年步履蹒跚的老人，愧悔当年心虔至诚的道歉！
　
　　这一年，罗珠成66岁，他还能说什么呢？
　
　　沧桑的历史，历史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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