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作诗博士的认知障碍说起

在全世界一片讨伐资本主义的浪潮中，中国却出了个名叫谢作诗的经济学博士、教授、院长，此人最近在搏客中发表了名为《炮打公有制》的文章，其中有很多耸人听闻的东西，诸如：

“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说来不容易相信，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

“剥削不可能存在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拥有择业的自由。剥削倒可能存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不仅没有择业的自由，而且好些其它方面的自由也被剥脱。一般认为，奴隶制下奴隶受着奴隶主的盘剥，过着凄苦的人生。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的研究表明：美国奴隶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凄惨；奴隶制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奴隶当时生活并不差，奴隶们并不支持废除奴隶制。奴隶虽然没有自由，可奴隶是私有财产呀，你见过主人在自己的桌子板凳上划道子的没有？奴隶难道不比桌子板凳值钱吗？记不清谁说过，真正的奴隶制是人民公社，真正的奴隶是人民公社社员。值得思考呀！”

“剥削不可能发生在资本家处，倒可能出现在政府那里，因为面对政府，你没有替代选择。而且社会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盛行，也与产权得不到保障有关系。道理几千年前孟子就讲清楚了：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障，人们势必不关心长期，而要做一锤子买卖。”

“这正是：数不尽，公有制度罪恶累累；揭不完，共产主义谎话篇篇。还是茅于轼老先生说得好：过去，搞公有制是因为无知；现在，继续搞就是无耻！让我们一起炮打无耻吧！”

由上述所引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个人不仅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而且还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缺乏最起码的认知，非常令人惊诧。本来现在的公有制企业已经不怎么样了，万花纷谢一时稀，他却仍然要“炮打公有制”；本来一直被西化派奉为榜样的美国人正在忙着占领华尔街，抗议1%对99%的剥削，他却说“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既然如此，纽约的警察何必再忙于喷辣椒水呢？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此人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有障碍，对于大多数普通人都能看见的社会现象，他视而不见。

对于谢博士这种有认知障碍的人，讲道理是没用处的。要想帮助他，就要把他作为一个病例来研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的认知障碍？我看这不是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而是由于价值体系的缺陷。他被私有制的价值体系控制着，像茅于轼一样认为助人为乐是愚蠢行为，认为人性就是自私的，把丛林法则与占有物质财富视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由于戴着这样一付有缺陷的价值体系“眼镜”，各种社会现象反映到其视网膜的时候，就经过了一次“过滤”，有很多现象就无法被其看到，于是，他们的视力以及理解力就遇到了障碍。从这种价值体系出发，就必然要与公有制发生冲突，最后必然要得出“炮打公有制”的结论。其价值体系早就决定了他的结论，多数人不知道，常常自认为以推理为依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不过是其价值体系的展开而已。之所以茅于轼没有“炮打公有制”而谢作诗“炮打公有制”，只是因为谢博士比茅专家在理论上更彻底、更勇敢而已。

所以我们就要研究其价值体系是怎么形成的。他是怎样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的，恐怕谢博士自己也不知道。虽然博士自己不知道，但有其他人知道，比如说美国人就搞了个《十条诫命》，其中前三条是：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这三条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体系的建设，但这种建设不是往健康向上的方向培养，而是往堕落的方向培养。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从善如登，从恶是崩”，在这个往下堕落的方向上，只要开一个头，“他们的青年”就会自动地接着走下去，形成一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形成一种反社会的人格，在个性堕落的过程中，推动社会风气的下滑，形成一个互相加强的超循环过程。当这个超循环过程控制了社会生活过程的时候，一个曾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争先恐后学雷锋的国度而今沦落到扶不起老人也扶不起孩子的境地，沦落到人性尽失、人人自危的境地，这是必然的结果。

处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们，不能对社会生活现象有正确的认知，自然而然地要反感那些体现了真善美的人性与社会发展目标，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自然而然地就要站在人类进步事业的对立面上，追求假恶丑的东西。谢博士生于1966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正是其价值体系形成的青年时代，经过这三十年的成长过程，最终发出“炮打公有制”的狂论，这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发展过程。由此我们便可看到，西方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高明，人家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是卓有成效的，这些年来播下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了。

而我们作为执政党，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上却乏善可陈，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改革的教训时，已经发现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但也仅仅是发现问题，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又过了这些年，情况依然如故。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培养出来的博士、院长、教授——而且还是共产党员——出来“炮打公有制”，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结果。有些朋友主张要对谢博士进行处理，我认为，党组织必须对丧失共产主义信念的党员进行处理，这是必须的；但仅有这个措施还很不够，为什么呢？第一，谢博士只是冰山的尖顶，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庞大的基础；第二，对于组成这个冰山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人们没有能力对其生活环境进行选择，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需要总结教训的应当是执政党，这是因为，时代潮流的塑造和引导，固然是每个人都有责任，但它首先是执政党的工作。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是：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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