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新时期的大寨

王宏甲

题记

《塘约道路》于201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12月10日，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在京召开“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

2017年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道：“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塘约道路》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塘约道路>的三个关键词》，阐述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力量是《塘约道路》最突出的主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注解和诠释。

本文仅是缩写的《塘约道路》梗概。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田野的希望——榜样名村成功之路》，向我约稿，因以付之，向他们极有意义的工作致敬！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贵州省安顺市有个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3300多人口，1400多个劳动力，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是个典型的“空壳村”。2014年6月3日，该村遭遇一场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毁了，路毁了，一些房屋倒塌了，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乡，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满脑子都在想一件事：现在怎么办？

6月5日，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几个妇女围住他哭诉：啥都没了，粮也泡水了……帮帮我们！怎么帮？“帮我们修路！”周建琨后来告诉我，他忽然很感动，她们不是要粮要钱，说修路。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路没了，她们下地干啥都难。

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村支书左文学来了。他是在帮困难户修房被人叫来的，浑身沾着泥浆，两眼通红，像一匹狼。

就在这天，周建琨对左文学说：“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左文学说村里大部分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周建琨说，妇女讲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行不行？左文学说行。

就在这天，左文学记住了周建琨说的：“你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左文学告诉我，这天他还记住了周书记说的“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他说周书记走后，他哭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看到了前途。”

左文学小名二牛，这年四十三岁。

1991年，他二十岁外出打工半年，带回一千多快钱。回乡后种过药材，失败了。接着养猪，最多时养到六十头，前五年都赚钱，第六年一下就亏了。不甘心，改养牛。养了三十六头牛，在镇上县里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2000年换届，村里人选左文学当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他的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儿媳问：咋支持？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儿媳说可以。

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有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

听起来这个父亲是不是很有觉悟？他叫左俊榆，当过三十八年的村支书。他对儿子的教导令我感到，这里有老一代支部书记心中仍存的理想，期望传递给儿子。

左文学把牛卖了，开始当村主任。这年他入了党。2002年底任村党支书。从那时到2014年，十多年过去了，他做了什么呢？当地有煤炭资源，他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村集体是空壳的，没启动资金，连通知开个会都要左想右想。

今天，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当日他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现在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办个什么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再一次选择道路

2014年6月5日晚，“村支两委”十一位成员齐聚村委楼。小楼还是改革开放前夕盖的，今已破旧不堪，屋顶滴滴答答漏雨。

“我想好了。”左文学说，“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会议室热闹起来。十一个委员，绝大多数都有打工的奋斗史。村主任彭远科就曾到浙江打过四年工。他们几乎一致的体会是，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村里落后的环境缺少人改造，变得村不村，组不组，家不家……议来议去达成一个共识：单打独斗没出路。

左文学说他想明白了，第一步就要成立合作社，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打工回来的人，可以组织起来搞建筑公司、运输公司。

有人说：“把分下去的承包地再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左文学说：“以前那叫改革，现在这叫深化改革。”

仿佛是一种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夜晚苏醒。会议最后决定：明后两天做准备工作，第三天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合作社一事进行公决。

6月8日上午，出太阳了。十个自然村寨的村民代表集中到塘约村本部开大会。左文学在会上反复强调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最后投票公决，参会代表共八十六人，全票通过。

接着开展的土地确权流转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历时十个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塘约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耕地面积一直是1572.5亩，这次通过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没错，多出了3289.5亩，而且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每一户人的承包地都比从前多出一倍以上，确权后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资产性收入也增加一倍以上。左文学说：“之前全村有30%的土地撂荒，什么收入也没有。流转了就有收入，在外打工的也回来把土地流转了，谁也不想落下。”年龄最大的村委委员曹友明说：“农民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坎界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儿，跟土改时分到土地差不多。”

由于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如在外开车的回来了，组织起来竟有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了运输公司。做木匠、泥水、电工、油漆的回来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筑公司。流水线上回来的女工有350人。农业专业队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种上。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因病去世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那年她三十五岁，没有改嫁，把地种上，就去附近建房子的地方做小工挣钱养家。她丈夫去世后，她自己和四个孩子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都是亲戚邻居送的。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缝缝补补，直到不能再穿。没有给孩子做过一个生日。过年，孩子也没有得过一分压岁钱。人家说她“省”，她说她不是“省”，没有东西可“省”。多年来，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到过她家里做客。世上有很多人，可她经常感到只有她一个人。多少年了，她都是半夜睡，天蒙蒙亮就起。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最怕孩子生病。忽然听说村里要成立合作社了。她是谷掰寨头一个报名参加合作社的。又听说合作社要成立建筑队，妇女也可以报名，她又是头一个报名的。她说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村里因贫困欠着债的，有个说法叫“债民”，塘约村有30%的“债民”。这些“债民”都是最踊跃报名参加合作社的。

我在这个村庄寻思村民代表大会的“全票通过”、在外打工的男人们陆续返回家乡……我相信我看到了：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是在三十多年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改革，是中国农民再一次选择道路，选择生活，选择同步小康的发展方向。

七权同确

2014年10月，安顺市农委把塘约定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试点村，称它“拉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

第二年春天，塘约已是贵州省农村产权“七权同确”第一村。哪“七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还有林权、房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

有何意义？山林确权后，2000多亩林地正在逐步开发“林下养鸡”。这是个200万羽生态鸡的规模。从前大集体时搞的小水利工程，流入小箐龙潭的水是完全无污染的山泉,合作社正筹建山泉水厂，并在下游搞了个占地三十多亩的水上乐园。他们开始建设美丽家乡。他们还着手在硐门前寨建一个大型现代养猪场，由此可建大型化粪池，与此配套，又新辟了六百亩蔬菜基地，所种蔬菜直供城镇学校的学生食堂。

安顺市总结塘约村的变革是这样描述的：在这过程中，测量、勘定是村的行为，称“确权”；颁证是政府行为，称“赋权”；交易属市场行为，称“易权”。通过这“三权”促“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巩固了农村资源集体所有权，维护了农民土地承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

塘约村目前实现了“一清七统”。一清是集体和个人产权分清了。七统是：全村土地统一规划，产品统一种植销售，资金统一使用管理，村务财务统一核算，干部统一使用，美丽乡村统一规划建设，禁止滥办酒宴红白酒席统一办理。

土地、山林、河流等资源归谁所有，是一个千古都存在的问题，而且千古不乏刀兵相见。当今的“确权”和“流转”，出现在我国深化改革的“现在进行时”，与之有关的远不止是作为个体的农民。当地的专业大户、外来资本，都可以成为农村资产“确权”后的“流转”对象，而且比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更有资本购买“确权”后的种种权益。

至此我看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重要。一旦把承包地确权后的使用权出卖给大户或外来老板，农民自身没有了使用权，就剩下可以去打工的身份了。你在这里没有主人的地位，且难以改变贫富差距。

塘约的“七权同确”，贵在步步为营全是巩固集体所有制，这正是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塘约人因此对自己“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有更多的体制自信。左文学把“全体村民所有”简称为“全民所有”。当村民在这个集体中体会着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时，才有主人的地位，这是产生“内生动力”的真正的源泉。从人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的解放。

红九条与黑名单

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管住了干部，难道农民也有惊人的吃喝风？左文学早就痛感应该刹住村里的滥办酒席风，可是，竟然也是周建琨书记提出来后他才启动，这是为什么？

乡村盖房子办酒，放线开工要办，盖到一层要办，二层要办，封顶要办，建成还要大办。卖猪卖牛借钱甚至贷款办酒的都有。这些情况，周建琨是知道的，但还没听说过“贷款吃酒”，现在他从塘约村一个老党员口里听到了，不免一惊。为什么要贷款吃酒？要应付的太多，穷，没钱，又不能不送礼……乡风民俗中有一种让你“不得不”的力量。

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办个“落难消灾酒”……这是个什么世界？

“吃丧酒最厉害。”村干部孟性学说，“死一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的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九天。村里有句话说：‘人死饭甑开。’” 

赴很多酒宴，把礼送出去了，也得找名目办酒把钱收回来。收来了还得还出去。有人把请柬说成是“催款通知书”。谁都懂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如此一直在恶性循环。

左文学做过一个调查，铺张浪费、误工损失，一笔一笔并不夸张地算给大家听，最后那个数据是：仅滥办酒席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三千万元！

 “一个贫困村，一年自身损失近三千万。要是拿这笔钱来扶贫，什么样的项目才有这么大呢！”周建琨对左文学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大扶贫工作来做，煞住滥办酒，你这里开个头，好不好？”

一同前来的乐平镇马松书记说：“要开头，就拿我们整个镇来开头。不然，塘约压力太大。”因为邻村亲戚办酒，塘约人不能不去。

左文学说，周书记每次来，叫我干的，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想尽办法去干。可是，“跟风气作斗争”，怎么干？左文学苦想了几天，想出一个村规民约七条。这七条，后来加了两条，就成为“红九条”。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后加的两条，一是“不孝敬父母，不奉养父母者”，二是“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加这两条，当然是因这两条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村里有人盖了新房自己住进去，把老人放在破旧危房里不管。这样的事，村里人都看不过去，就得有组织管。还有，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交给老人，老人管不了，孩子打伤了别人的孩子，派出所也管不了。怎么办，谁来管呢？

“留守儿童”、“空壳村”，都基于外出打工。支离破碎的生活，从四面八方都涌出问题来。塘约村试图尽量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禁“滥办酒席”也是九条之一。

重要的不只是禁止，而是应该怎么做。比如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只准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由村集体提供餐具、厨具，以及厨师等服务人员为之免费操办。为此村集体购置了8.76万元的锅碗瓢盆餐厨具。厨师和服务人员的工钱，也由村集体支付。酒席服务队共有32人。

负责办丧事的服务队有36人。实行火葬，骨灰拿回来后出殡，有小棺木或大棺木。丧葬服务队抬棺到墓地，掘坑，入土，包坟，全过程所有工作都是免费提供服务。服务队的工钱由村集体支付。

左文学说：“我们村集体花了不到60万元，堵住了过去村民滥办酒席近3000万元的损失。怎么说都太值得了。”

塘约为农户统一操办酒宴，也许是千秋未曾有过的乡村故事。它告诉我，并非经济发展了才出现滥办酒席，而是越穷越办，越办越穷。这是很令人悲伤的。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心只想着赚钱，社会必有暴富，更有赤贫。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

俭朴自古与勤奋相系，责任与权益相邻。堵住滥办酒席之灾，把被贫困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心从沉溺中唤醒，才能找回淳朴乡风。

怎么叫“拉黑”？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这是《公告》中写明的。

我不禁疑惑，这行吗？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什么时候才能取消对该户的“黑名单”管理？制定的最短期限是三个月。户主改正了，要在村民小组会上检讨，组委会五人签字，报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才恢复正常。审议通不过的，再延长三个月，直至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塘约对村规民约的实施，一丝不苟，维护了村规民约及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所有犯规违约的农户最终都检讨，恢复正常。迄今，全村无一户再踩红线。

塘约的“红九条”，每一条都是维护道德的底线，掉到底线以下，就是缺德，这是村民共识。“黑名单”管理看起来是以管的形式实施，实则是在建立新风，是村民共治共享。

这个村规民约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其一，这里的村民共治是有民主的，人民民主。其二，民风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塘约红九条所维护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良好民风。其三，当人皆为自己谋而不管公共利益时，人就陷落在自私中。负能量弥漫，社会甚至会出现嘲笑和亵渎优秀。因而抑制不良，弘扬正气，不止关乎经济建设，更宝贵的是人的精神建设。

中国大道路

我在整个采写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这里村庄的变化，人的变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头脑中储存的记忆。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写一篇文章。这是农民正在跋涉的奋斗，这里有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农村建设、改革的实践后,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和坚守。“同步小康”的阳光正照亮他们的现实生活。所谓滴水可见太阳，这一滴水里是蕴含着亿万农民根本利益的。以下几点，不能忽略。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对于当前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塘约的意义，不仅在于按政策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更在于“七权同确”桩桩件件都落实在巩固集体所有制上，这正是在最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我看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塘约村的变化，就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

2014年大洪水洗劫塘约之前，塘约还是个二级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空壳”状态。2015年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2016年村集体经济超过200万元。这似乎不算惊人的成就，这却是一个昔日贫困村的人民，刚刚从贫困泥淖中拔腿走出来的情景。是什么使塘约村迅速脱贫？追思重新组织起来的意义，我想可以这样说：

一、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是第一大资源。

二、集中起来的农村土地，是第二大资源。

三、上述两大资源与市场结合，获得综合性大资源。

上述三点，都需要组织起来。今天，有哪里的农民不需要组织起来呢？如果仍然单家独户地耕种，个体农民在庞大而复杂的市场经济面前只能被抛弃，被碾碎。如果不能把零散地块里劳作的农民组织起来，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永不可能改变贫困。

这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层面而言的，从精神方面看，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优势。假如社会是在人皆为自己发财致富而奔忙的状况中，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被瓦解。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选择把中国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去与资本主义势力做决不妥协的斗争，才有自己的出路。——这一点极其重要，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是靠最广大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才得以建立的国家。最广大的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国之本。

新中国诞生后，仍然会受到内外侵蚀而存在沦亡的危险。只要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必有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安全都会遭遇危机。因而，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那么，塘约道路可推广吗，有哪些阻力？

乐平镇党委书记马松说：“越贫困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我问：“你是说，贫穷不是阻力。”马松：“对。走集体化道路，贫穷不是阻力。先富起来的，可能成为阻力。”

为什么呢？多年来的扶贫，一般认为，使用扶贫资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怎样才能见效益？有个产业，有个项目，实施它则需要有能人、有大户领头。于是，扶贫资金向有能力、有技术的倾斜。通过大户来带动，通常一个项目覆盖二三十户，成立个专业合作社。这样的专业合作社一般是“强强联合”的产物，经过多年强强联合后，村里穷的就更穷了。换言之，在贫困村里也出现了“两极分化”。

面对现实状况，习主席提出“精准扶贫”，要真正把扶贫资金落实到贫困户，不能落下一户一人。塘约“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正是不落下一户一人。

在调查中得知，安顺的专业合作社，有“大户加一般农户”、“公司加农户”的种种形式，也出现过专业公司为拿到扶贫项目，把农户名字造成花名册，套取扶贫资金的事。平坝区的专业合作社中，“空壳社”约占到三至四成，其中就有套取扶贫资金后剩下的“空壳社”，还有的因经验不足做失败了。但这些专业合作社均通过获取扶贫资金得到好处。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两委委员，也有村支书和村主任。要推广塘约道路，他们中约80%的人会不同程度地成为阻力。因为他期望的“奶酪”跑走了。我于是看到，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 

周建琨说：“贫困人口，贵州省最多。真是形势逼人。”他说仅从脱贫考虑，我们也认为推广塘约有很大意义。塘约有一系列组织措施，有制度，能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是没这些，通过扶贫使他脱贫了，他也可能返贫。要扶持农民内在的创造力，使他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认为，推广塘约道路，就是最大的扶贫资源。”

最后我还应该记下，我采访安顺市曾永涛市长（安顺市市长曾永涛于2016年11月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调任贵州毕节市委书记）时，曾市长的一席谈。

他说，塘约的变化，去年就突显出来了。我们感到这是实践倒逼回来，逼我们要去学习。既教了我们怎么做，也点醒我们去思考问题。

他说，在现代经营体系下，散兵游勇，形不成势，做什么都强不了，长不大。这本来不是一个很难想到的问题。组织起来，显然力量更大，是可持续的，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这就要求我们市委、市政府要在统一思想中进一步解放思想。

他说，一场大水把塘约淹了，本来是坏事，结果坏事变好事了。这里有一种精神，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不再苦熬、苦等、苦靠，而是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我们给了一点点东西（水泥、钢筋等灾后重建物资），他们组织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他接着说，物质的贫困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困。他说，塘约这条路，对市、县、乡、镇、村都有激励，能够激励大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塘约的精神面貌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变了，乡村也精神了。他说，塘约的实践，唤醒了两大资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资源，二是人的内在资源。

能不能推广？他说，虽然我们在塘约村开了观摩现场会，但我也担心，区县乡镇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我还要下去调研，跟他们谈心交心。是榜样，就要起到带动作用。不能是盆景，要成森林。干部要在干中学。就像打仗一样，坐在板凳上好像都行，打起来行不行？

他说看干部，不能光看他的嘴，要看他的腿。一看他有没有深入到基层，二看他的立场站在哪里。

他说：要看路选对没有，人选准没有。

我说：我在多年的采访和写作中，深深感到，推广一个好典型，比发现、扶持一个好典型，更难，也更有意义。我写过《智慧风暴》，科学家王选曾经说我国的科技成果“九死一生”，就是说90%没有开发出来，那成果死了。科技成果只有开发出来，进入应用，形成社会化的商品，才算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只是盆景，是纸上谈兵。

“是的。”曾永涛说，“无中都要生有。我们是有中生有，还做不到吗？”他接着说：“安顺有1007个村，要是有500个村是这样，那是什么概念！有800个村是这样，又是什么概念！什么是经济增长点？我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起来了，就是经济增长点。”

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进而创造更好的社会。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只有在不忘初心的党的领导下，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举全村之力直至帮助最后一个贫困者脱贫，才是最大的政绩。按国家扶贫标准，2015年我国还有7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能全部脱贫意义将非常巨大。塘约道路的意义不止在脱贫上，它组织起来，团结互助，朝着同步小康发展的内在力量，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