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要问中国的科学技术那个门类世界领先?世界公认的不是其它，而是农业技术。我想这个领先是与毛主席所首创和建立的农业科研生产体系是密切相关的。

　　毛主席从建国开始就着手花费大力气建立有浓郁的自己特色的农业体系。通过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逐渐建立起了六大体系：其一是农业科学研究体系，其二是农技人才培养体系，其三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其四是农业服务体系，其五是农业配套体系，其六是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生产体系就是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农业生产关系体系本身。而其他五个体系在建立以后一直在发展完善着，甚至在分产到户以后也没有削弱。

　　首先概说一下农业科学研究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早在合作化刚刚完成的时候在1957年3月1日就成立了。中国的农业科学研究体系在毛主席时代有以下特点：专业性和普及性密切结合，经验型土专家和知识性洋专家密切结合，研究和生产密切结合。研究分为多个层次，有中央级的研究机构，在省上有各个“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地市级有“地市级农业科学研究所”，县有“县级农业科学研究所”，甚至在生产大队也有“农业科学研究室”。几乎是全民搞农业科学研究，另外十分重视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创造的许许多多的先进东西理论化为了科学体系并且加以推广。例如水土保持上面的水平梯田，淤地坝等等。在我国农业研究的初期，出现了许多土专家，这些专家在改良农作物品种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我在中学时期的语文课本上就介绍了一位棉花育种土专家，他把单铃棉花改变为双铃棉花，使得棉花产量提高了近100斤，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他的名字叫吴吉昌，课文的题目叫《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当然，科班出身的有很雄厚的理论基础的专家随着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因此说，毛主席建立的农业科学研究体系一开始就很注重实践，注重艰苦的田间试验，注重全民搞科研，所以中国的农业科学就发展很快，虽然起步晚，但是快;第二是发展全面，涉及农业的各个方面的都得到了重视和研究，例如，林业、水利、牧业、渔业、气象、地质等。对各个农作物种类都进行了研究，包括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水果等等;第三，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学，从实践中，从基层汲取了无穷的实践营养，因而在理论上有着许多重大突破。例如，袁隆平就是突破了杂交水稻的理论禁锢。第四，中国的农业科研院所数目庞大，几乎每个地市，每个县都有，参与的人数最多，充分符合物种多样性特点，符合生态位复杂化特点。

　　在中国，农业人才的培养是通过多种途径的。一个是农业大学，专门培养高级农业人才，同时兼顾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科研和农业人才的培养相结合的最密切的地方是农业大学。中国的农业大学基本上是每个省都有一个，有的甚至有两个，例如山东省就有一个“山东农业大学”，还有一个“莱阳农学院”，而新疆则有几个农业大学。因此，总的来说，农业大学的数量是全国各类院校中数量最大的。另一个是“农业广播电视大学”，专门培养基层农业科研人才，以及供农业技术人才深造。这是电视普及以后才开始流行的，而且目前似乎已经停止，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小的，前几年中央7台还有这个节目。第三个是省级农业技校(中专)，第四是地市级农业技校(中专)。后两者是专门培养农业科技普及型应用人才的场所。在当今的许多地方，基层政府首脑多数毕业于这类学校，水平不高，但是经验较多，过去是促进者，现在则落后了。在每一个时代学校都存在培养顶尖科研人才，还是培养普及型推广型人才的矛盾。在毛主席时代这个矛盾犹为突出，电影《决裂》就是反映培养何种人才，采取何种办学宗旨的一部好电影。当然，农口中专这几年已经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农业有一个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的工作在地市级县级农业科学研究所。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基层的其它专设单位。例如，农业上有蔬菜站、果业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植检站、农药监督管理站、经济作物站、土壤肥料工作站、种子管理站，畜牧业有兽药监察所、种畜场、渔业站、林业上有林业管理站、林业研究所、勘察设计院、水利水保队等等。单位的设置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例如陕西榆林的榆阳区还设有一个县级沙漠治理研究所。大多数农业技术推广单位既有推广农业技术的功能，最近几年又增加了行业行政执法的功能。农业推广的形式在毛主席时代主要是直接到公社和生产队去指导，方式比较简单有效，而在分产到户后的方法主要是示范引导，自己做出表率，让别人跟着做;另外就是举办培训班，讲给农民听;在这些方法都不奏效的时候，现在有个更绝的办法就是“包办”，例如沼气池的普及，完全是国家包办，国家补贴所使用的材料设备，仅仅由使用者挖一个大坑，连修建安装都是农技推广站的事情。需要说的是，最近几年农技推广部门的职能正在削弱，作用正在下降，主要原因有这么几点：一个是民间技术力量的崛起，当今的农民和40年前的农民的根本区别是他们是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另一个区别是他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什么知识都能得到，又由于他们生活在生产一线，经验丰富。第二个是农业推广事业单位内部职工自身素质的下降，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本身水平很高，但是却没有深造，没有继续掌握更加先进的日益变化的技术知识，另一个就是没有机会参加生产实践活动，缺乏一线经验，不能把理论转化为实际，也没有能力从实际中提炼理论。第三个就是体制问题。现在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面对的是数量巨大的散户农民，没有办法普及精细的农业技术，第四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无法调动。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巨大作用，最近几年，象沼气池的推广，蔬菜大棚的推广，优良新品种的推广，过去烤烟炉的推广，新式农具的推广，生产新工艺(例如免耕法)的推广等等，都与农技推广部门密不可分。

　　第四是农业服务体系。在毛主席时代主要建立的农业服务部门有：1，“农村信用合作社”，专门负责金融问题，提供金融服务;2，“供销合作联社”，供销联社曾经垄断了农村市场，为统购统销立下了巨大功劳，现在依然活跃在农村城市，尽管组织机构在改革;3，农副公司，农副公司专门组织为农民农业服务的货源，曾经连生猪收购也是农副公司的事情;4，粮站，原来的粮站专门负责收购农民的统购粮，为城市居民供应粮食，现在则是国家战略储备的基地;5，种子公司;6，畜牧兽医公司良种场;7，农工商公司;8，水电队，专门负责打井，维护水利设施，负责灌溉。9，农机公司。等等。农业服务体系广而言之，内容很多，而且不断增加，以至于到了70年代末，原来的部门依然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业务依然狭小，许多都职能被同类替代，业务减少，逐渐被市场化了。但是，这种市场化恰恰带来了急剧繁荣，是农村从商品紧缺时代走向商品丰富时代的第二次跨越，现在的农村服务市场是私人业主的时代，他们灵活、多样化、服务到位，但是在信誉上，质量上，规模上依然有很大差距。中国农村曾经一度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天堂。

　　第五，是农业配套体系。毛主席建立的农业配套体系几乎是完美的。其中包括了气象，水利，农机，林业，工业等多个门类。其中的项目主要有：在各地建立了气象站，水文站，随时向当地提供天气预报和旱情预报，每个县都有好几个站点;治理了河流，修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设施，淤地坝、灌溉主干渠乡村渠;凡是可以修水平梯田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水平梯田，实现了土地保水、保肥、保土的目的，保证旱涝保收;在全国建立了许多农机厂，化肥厂，农药厂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更快;架设了农村电力网，并且为农村配备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电力设备;公社配备了“农机耕作站”，在农机紧缺时代统筹综合使用，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广大田野上，栽植了阡陌纵横的防护林体系，为减少风害保肥保墒做出了巨大贡献;修建了多达八万多座水库，保证旱涝保收成。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时代所做的这些浩大工程是群众性的，是现在的号召能力组织能力远远不能做到的，而这些设施有许多在今天依然发挥巨大的作用。以红旗渠为代表，然而我在许多地方看到的农业配套设施也令人惊讶，为那个时代那种改天换代的气魄所折服。

　　第六就是农业生产体系本身。这个体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资料方面，一个是生产关系方面。解放以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从人工畜力时代，逐渐发展到机械电力时代，而在人工畜力时代基本没有太长的时间段，大概就是五十年代;从人工畜力时代向机械电力过渡的时段大概就是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时间段较长;到了90年代则是机械电力的换代时期，到了本世纪基本进入全面机械电力时代，到现在正处在从机械电力时代向自动化时代过渡的阶段。生产资料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会给劳动力带来一次大的解放，正如我在博文《又是一年麦收时》中所描述的那样，使得人民群众向幸福的生活前进一步，所以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实际上是大量富余的，只是因为老龄化的问题使得富余劳动力安置问题不太突出。生产资料的更新换代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是，这种变化方向是双向的，生产资料的进步使得小型化、个人化生产成为可能，甚至成为一种使人乐于接受的快乐的事情，所以个体生产得到了加强;但是另外一方面却要求有大规模大面积的种植经营，大规模生产活动。最后我们发现，还是大规模的东西在挤兑个体经营，主要的原因不是生产能力问题，而是生产效益问题。规模经营产生的巨大规模效益击垮了小打小闹的个体经济，当今的中国正在上演一部农业上的大鱼吃小鱼的游戏。将来的农民向何处去?富余的农民生活来源在哪里?这些问题是中国大地上徘徊频繁的幽灵。毛主席在寻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进步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不是被动的等待革命，而是采取主动适应战略。他在50年代一口气完成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三大转变，中间尽管必然地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他却能够不断的探索和试验，不断的总结，企图找到一条既大力发展生产力，又同时能够满足共同富裕，不产生“大鱼吃小鱼”的那样一种制度体系，然而这种制度成功了，却被破坏了。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静止的机构面对变化的事物的时候总会出现不适应，功能削弱甚至丧失的尴尬，当一种职能丧失的时候，我们是保留该机构还是去掉该机构，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职能问题，还是复杂的人事问题，是人民生活问题。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对于这个问题视而不见，束手无策，以至于使得许多职能丧失的机构继续存在，甚至还在招进大量的富裕人员，有些成为“官太太的提款机”。实在令人悲伤。

　　尽管毛主席建立了保障农业发展的六大体系，但是六大体系之间是密切互动，紧密联系的，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它们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发展变化随之出现各种新的功能，新的机构，新的业务，那些不能及时了解变化的落后了，被淘汰了，而新的再在不断涌现，不断发展。

　　我们必须紧跟形势，研究变化，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适应这种必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这六大体系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一是市场化，二是私有化，三是职能重组，四是职能扩充加强，五是某些职能放弃。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说来，邓小平时代的农业体系是在继承毛主席的农业体系的基础上的发展和改革。在80年代初期，研究工作向研究所和大学内收，服务体系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得到了加强和丰富，但是配套体系却明显削弱。另外，目前遗留一些丧失职能的单位没有很好地实现职能转化。例如信息职能目前应该加强，但是工作力度不够。

　　农业体系改革的目标不是让大鱼吃钓小鱼，而是让大鱼长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有很好的保存和发展，这实在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然而只有解决了这个矛盾，农业才会持续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才能保障。农民有劳动的义务，而现在面对机械化自动化，劳动成为他们的一项基本权利，谁要剥夺他们的权利，谁就别想和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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