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最近十年农民的理性化进程

说明：本文为2007年暑假写作调查报告《现代性、理性化与农民生活的变化——汝南村治模式的关键词》（初稿）第四部分的一节。本次调查在河南汝南县三里店乡4个村同时进行，共有20多位同仁参加，分别是董磊明、陈柏峰、刘勤、申端锋、吕杰、张世勇、欧阳静、宋丽娜、荣娥、徐财松、何绍辉、袁松、王会、张子超、王艳、龚维刚、桂华、杨超镭、王晓丽、郭俊霞、范文娟、焦方圆、刘曙光、聂良波、熊昕等。调查时间为2007年7月5日——7月23日。本人主要调查村为宋庄村，本篇调查报告主要以宋庄调查为基础写成。

一

在宋庄村调查，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最近10年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的核心或关键是农村社会的快速理性化。这个理性化仍在进程中，但已经对村庄秩序和村级治理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或决定。

农民理性化的表现，可以从人际关系、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和权威变化等方面来看，而其原因则是现代性的进入，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经济增长和温饱问题的解决，二是现代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三是电视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农民观念变化。

先来讨论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从“操心”开始我们的讨论。“操心”的意思是父辈为子女成家立业作准备，一般指父母为儿子娶媳妇，抱孙子，而其前提则是为儿子建一栋房子，并帮儿子操办婚事从而将媳妇娶进门。当儿子结婚生子了，父母就算是完成了人生任务，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其死亡后办丧事也可谓喜丧了。而如果儿子没有结婚，父母晚上睡觉也不会踏实，心中总是不安和焦虑，等等。

“操心”是中国农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本体性价值，是孟子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具体化，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将有限的个体生命加入到无限的世代延续中的努力。因此，“操心”典型构成了中国农村和中国人生命价值的内在与外在基础。

在宋庄村，父母为子女操心，主要是为儿子建一栋房子，只有建了新房子，才会有人给自己儿子提亲，才会有进一步的谈婚论嫁。不过，建一栋房子及为儿子结婚的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村民计算生一个儿子得多花10万元，10万元相对于种田务农的农民来说，数额的确很大，他们往往拿出全部积蓄也不够为一个儿子“操心”所需，因此，父母为儿子建房和举办婚事，往往会到处借债，而刚刚成人的儿子似乎缺少借债的信用，也没有还债的能力，“况且小孩子背上债务走路都抬不起头来，压力太大”，因此，几乎无例外，借债为儿子娶媳妇的钱要由父母慢慢来还。

在宋庄村，为儿子“操心”后的债务由父母来还本身就意谓着，娶回媳妇后，儿子就会与父母分家单过，经济上相互独立，分灶吃饭以及分开居住，而不是如过去，父母为儿子“操心”，从而使代际关系中父母为子女投入，而等儿子结婚成家有了经济能力后，再回报父母，再与父母一起来偿还过去形成的债务。

更糟糕的是，与父母分家的子女等父母年老不能劳动后，只是按照五保户的标准，每年给父母600斤粮食，每月20元零用钱，父母可以从子女那里得到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却难以从子女那里得到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父母必须在为儿子操完心，分了家后的10多年内，抓紧时间为自己年老后的经济保障作积攒，也只是这个时候才有时间作积攒。一旦因为生病或其他原因来不及积攒，到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生活质量就成问题，子女冷淡对待的滋味就很不好受。

因为代际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以前是相对平衡的，为什么会不平衡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就使得为儿子操心的父母，也要尽早为自己留一手。留一手的办法一是尽可能在儿子婚后即分家出来单过，这样就可以有10多年时间为年老积攒经济，二是个别老年人要求将为子女建的房子的户主登记在自己名下，以防万一。而最多的则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村民都尽可能生一个儿子，而那些生两个女儿的农户反而成为村民羡慕的对象。

也就是说，在“操心”的名下，宋庄村的代际关系已经被注入越来越多理性考虑的内容。“操心”的后面，是父母完成自己人生任务后的个人打算，是他们要为自己未来作准备及为当下生活作准备。

从人际关系方面看，宋庄村最近10年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吵架打斗大幅度减少了，邻里之间、婆媳之间、兄弟之间以及夫妻之间都是如此。刚分田到户的时候，邻里为地边地、宅基地、小孩子等，常常闹出矛盾甚至大打出手。到了1990年代，汝南一带农村酒风甚劲，村民常因为喝酒闹事，男人酒后回家打妻子则是常事。到了1990年代后期，“生活条件好了，人们也注意身体了”，宋庄村的酒风大变，村民之间拼命劝酒的似乎少了，醉酒不再被当作好事情，敢喝酒也常醉酒的人的名声越来越负面。甚至地痞打架也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讲求背后的经济利益。在1990年代，宋庄村还常有丈夫打妻子的事情，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丈夫在外面喝醉酒了却不敢回家，以免被妻子数落甚至挨骂。

到了1990年代，宋庄村很少再有子女不负担父母基本生活费用的，很少有兄弟妯娌之间为一点小事即吵骂不休的。等等。

村庄内还很少再有人欺负其他村民的。村里即使没有势力的人也说现在不再感到受气，而在之前，兄弟多的家庭总是强势而霸道些。

那么，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村庄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据村民的说法，第一，现在“各种各的地，各吃各的饭”，相互之间的联系减少了，因此发生矛盾的机会减少了。事实的确如此。以农业生产最重要工具的小四轮为例，虽然一个小四轮可以为至少四、五个农户提供服务，或四、五户合买一个小四轮就可以保证生产，但宋庄村事实上是几乎每户都买了小四轮，“一是方便，二是免得生气”。其中典型的说法就是“各吃各的饭，各种各的地”，谁也不求人（关键是可以不再求人了）。而之所以村民可以不合用如小四轮一样的生产工具，显然是因为经济条件好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及温饱问题解决了。正是因为经济条件好了，村民就没有必要再为很小的经济利益闹矛盾，子女也没有必要拒绝承担父母生活费而遭受村庄舆论谴责和自己良心不安。这样，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成为第二个人际关系改善的理由。第三则是强有力的国家法律和权力的进入。在宋庄村，村民总结出来的是，凡是打伤了人的，无论有理无理，都得赔医药费。拳头再硬，打伤了人，打个110警察就来了，处理起来不是讲究拳头硬不硬，而是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光是拳头硬有什么用？

不过，人际之间的矛盾少了，并非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而可能是更加淡漠了。村民之间不能合用小四轮，子女按五保户标准给父母提供生活费，但子女却越来越少关心父母的生活质量，给父母以足够的精神慰藉。兄弟之间越来越各顾各了。甚至夫妻之间也越来越多个人的打算。人们越来越在乎当下的打算，在乎眼前的利益，现在的人“眼皮短了，看得短了，感情短了”。“过去一个播种机全村都借用，现在每家都有。人不求人，没有了老味道。过去人看得长远，现在人不求人一般高，相互之间就讲利益”。[1]

也就是说，当前人际关系矛盾减少并非是亲密了，而是理性化了。

村庄不仅人际关系和人生目标在理性化，而且村庄权威也在理性化。1990年代以前，村民办理红白事时，“老掌盘子”的作用甚大，老掌盘子还往往会参与到村民家庭及邻里关系的调解中去。但到了1990年代以后，老掌盘子越来越少参与红白事仪式以外的事务，在红白事上也越来越充当一个被动而非主动者的角色。相反，往往是那些具有威望同时又有体制性身份（如村组干部）的人来充当村庄内生秩序的协调人。一个人如果只有威望，他不能随意介入到家庭以外的事务中去，而如果他恰恰又是组长或村干部，则他就可以放手去管家庭以外的事务。这就是说，民间权威若不经过体制包装，这个权威的合法性就成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国家深入农村和法律下乡的后果。

人际关系理性化，拳头硬不再有效，和仅仅是民间权威不能合法生产公的秩序等等加起来，既表明国家力量的强力进入，又表明宋庄村所处位置。假如一个村庄天高皇帝远，是法律不入之地，在国家权力退出之所，则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兄弟堂兄弟众多所导致拳头硬，从而带来小亲族势力的生长，从而为生育男孩提供动力。一旦宋庄处于国家权力强力渗透且村民已经理性化的阶段，则兄弟堂兄弟结成的小亲族集团就不再能凭借人多势众在村中称王称霸，捞取好处，这个小亲族集团就无法从外面获取资源来滋润内部的关系，这样的小亲族集团很快就变成一个对内在红白事上合作的户族群体，小亲族因为国家的强力渗透和村民的理性化，而逐步演化成为户族。

若村庄内有诸多集体资源，户族凭借人多势众，通过选举获取村庄权力，从而从村庄中得到滋润集团内部关系的资源，则户族又可能向小亲族转化。这就是某些地区因为选举而出现派性斗争并因此激活小亲族的原因。当然，村集体拥有资源所激活的并非仅仅派性和小亲族，而是可能激活任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此处不展开讨论。

二

那么，为什么宋庄村的理性化会在最近10年出现爆炸性增长？这就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及现代性进入的特点来作些讨论。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显然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时期。20世纪上半叶，国家致力于政治领域的结构转变，先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再是统一全国政权，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致力于中国快速现代化的现代政权已经成熟。正是这个强大的致力于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政权推动了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一个强大的现代政权不仅仅是在创设现代的民族—国家框架，从而为现代经济提供政治空间和现代制度体系上十分重要，而且要在发展经济引导发展方向上，而且要在准备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和初始推动上十分重要。

20 世纪下半叶可依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强大的现代政权一方面将现代性的因素快速地注入到这个有5000年传统的传统国家中，国家强力改造社会。不过，在国家改造社会，在政治和强力改变文化和传统时，这种改造显得十分粗疏，这种改造往往是消灭了器物层面的、外在的东西，而没有真正触及观念（灵魂）及深层行为逻辑。从前门请出去的传统，往往又从后门进来了。政治在一夜之间打碎了所有的东西，但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被打碎的东西又自动拼接起来改头换面地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国家还要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原始积累，还需要创造经济起飞所需要的基础物质条件，还要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首先是重工业体系而努力想办法。在当时的中国国际语境下，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来补资本之不足，必须将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积累现代工业所需。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现代制度被创设出来。人民公社的重要性一是将农民从内部组织起来形成以劳动力动员为基础的经济积累。二是为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有保障的资源供给体系。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贡献，中国得以在建国后20多年时间，即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进一步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因此具备了物质基础。

人民公社的有趣性或毛泽东时代制度的有趣性在于，一方面，强有力的现代政权要改造传统社会和传统的国民，一方面又必须依据传统社会和传统的国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国家提供了外在的现代性的观念和目标，却仍然不得不借重集体的力量，借重村庄内生的逻辑，借重群众运动（群众，人多则众），因此，在村庄中，外地人会受气（正如宋庄村宿鸭湖移民在集体化时期的感受一样），兄弟堂兄弟少的家庭会受气（正是小亲族力量凭借人多势众来占据了集体的权位，并因此给了本门子本族人或明或暗的好处）。因为集体是重要的，集体掌握着几乎所有的资源，集体内部的势众一方，则可以凭借人多来获取集体资源分配方面的更多发言权和决定权，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了传统及其力量。

更重要的是，国家为了从农村有效提供资源，而限制了农民的流动，为了降低治理成本，而用另一种方式复兴甚至强化了传统制度的功能（如家庭养老，对不孝子女的批评教育）。

总而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一切都在巨变，又在不变。巨变更多是外在的表面的器物层面的变化，内在的观念的逻辑却较少变化。不过，毛泽东时代又为所有深层的巨变准备了物质条件——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生产总值已由建国初农业占68%下降到农业仅占不足30%，中国通过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内向式的原始积累，在农村的相对不变的背景下，在20多年时期内悄悄地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及其内在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及其背后必然因为经济基础带来上层建筑，因为生产方式带来生活方式，因为社会存在带来社会意识的巨变，就必然地要发生了。与西方国家现代化不同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重工业开始的，因此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来积攒社会巨变的能量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积攒下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改变观念的势能，且在农村，新中国有时候正是借传统的力量来为巨变积蓄势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旦积蓄已久的工业化能量释放出来，中国社会就会在比西方社会更短的时间展开更加迅猛的变化，这次的变化不仅是物质意义上面，而且更是因为改革开放所确立市场经济理念（有其必然性），而使整个中国农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抛入到了一个巨变的潮流之中。现代性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在观念（灵魂）和逻辑层面，在根本的行为动力和人生目标上面改造和重塑中国农村。现代化这一次不只是粗疏地掠过传统，而是细密地改造和改变传统，是彻底地消灭传统。中国农村因此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候，其重要表现就是农村最近10年来迅猛的理性化。（不过，农村的这次巨变，对农民及国家是福是祸，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在最近10年农村的迅猛变化和快速理性化中，国家似乎乐见其成，似乎没有降低巨变速度的愿望。国家越来越将现代性的权力和观念直接贯通到村庄内部，而不太顾忌村庄的传统，国家似乎越来越乐意与农民（作为公民）直接互动，因此市场经济的、农民流动的、义务教育的、普法的、现代的社保体系的、消费主义的、电视上青春偶像剧的，等等，所有现代性的因素，都被直接无阻隔地与作为公民的农民互动，而中间的村庄和传统统统被作为障碍被抛弃了。甚至国家要将村组建制取消至少是弱化。国家决定来直接面对9亿作为公民的农民了。举例来说，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乡村提留，而且取消了义务工。有义务工，村组干部就可以组织村民做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取消后，村组干部不再有能力调用社区劳力资源，乡村与农民关系因此更加松散。将承包权物权化的道理也是如此。

但问题是，在如此之快的巨变中，及如此之快的巨变对9亿农民，对中国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究竟意谓着什么，显然还有待细致讨论。甚至，现代化的目标是否就一定是中国人民应该全盘追求的目标，及中国能否达到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三

作为一个注脚，我们来粗略看看电视与社会流动是如何消灭传统及破坏村庄的。

在现在的农村，一般人的经历大致是，首先是接受9年义务教育，基本上不接触与村庄有关的知识，且义务教育也越来越在镇上完成（若干村合办一所小学，和初中基本上都建立镇上而非村庄）。初中毕业后，即外出打工赚钱，他在工厂接受厂规训练，接触大机器作业，受作息时间的严格约束，动作标准化。他要处理的关系是工厂同事的关系和与管理者的关系，这所接受的都是与村庄规范差异极大的训练和生活方式，熟悉车间的章程和纪律，生活习惯上（如讲习生，怕脏）已越来越城市化，而与乡村格格不如。打工若干年，到了结婚年龄再回村结婚生子，再将孩子交给父母带着长大，自己（夫妻）再到城市打工，一直到了缺少足够体力和精力找到较高报酬工作的年龄，从而不得不到村庄中来。

整个过程中，这个经历现代教育和社会流动的人（如果说还是村民的话——不是农民），他就有了与一般村民完全不同的经历和处境，他就会依自己的经历与处理来选择电视，来确定人生意义，来获取人生目标和行事规范。恰好电视上有着充分多样化的选择，他们（年轻人）关注电视中的偶像剧、娱乐节目，他们要理性地赚钱和理性地安排人生目标。

而那些仍在村庄中生活的他们的父辈们则仍然持有传统的观念，他们满脑装都是义务和“操心”，是为子女而活，是要传宗接代。他们因此选择可以表现他们处境和理念的电视来看（比如宋庄村老年人只爱看“梨园春”这样的豫剧节目）。其结果就必须是两代人越来越巨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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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主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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