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经济

唐 袅　

合作经济是工人阶级的创造。马恩指其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更大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或“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的“中间环节”。在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制造的全球倒退与灾难中，它盘根错节于西方国家，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大厦倾倒的土地，又萌生于新自由主义横肆的废墟。或三五人、百十人，或工业、农牧业、商业、金融业，或文教、医疗、服务业，凡有劳动者，就有合作经济的天地。它的适应性和灵活多样，它所具有的发挥劳动者主动精神、锤炼劳动者企业与社会管理能力的作用，显示出无可替代、无可遏制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涓涓细流，开辟着走出私有化噩梦、创造新生产方式的历史道路。在它的扎实根基上拔地而起的，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一、“罗虚代尔原则”
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北部罗虚代尔镇，有28名法兰绒厂工人自发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命名为“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向社员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由社员在工余时间轮流售货。一个主要考虑，是这样可以免除中间商的盘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创办者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具有共同利益的自立家庭的群体”，为社员“安排生产、分配、教育和管理”。合作社不仅要出售食品和日用必需品，还要办工业，加工制造社员需要的各种物品，还要购买土地，生产社员需要的产品。他们从消费合作社起步，发展到生产经营和批发业务，抵制了商人的中间盘剥，在当时和后来造成很大影响。
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经办合作社的自愿、一人一票、公平买卖、注重社员教育等“罗虚代尔原则”。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合作经济
十九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出现工人阶级自发组建合作社的事例。1832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伦敦创办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1833年他又主持召开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并通过一个经由和平方式掌握生产管理权利的计划。
1844年，英国北部一个小镇罗虚代尔的工人，创造了最早的合作社，即名为公平先驱社的消费合作社。他们起初是为着解决自己生活的困难，后来又办起了生产合作社。工人经办的合作社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罗虚代尔原则”，很快在英国和欧洲传播开来。
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引起马克思的高度关注。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把合作经济的出现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马克思接着指出，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局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也还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和重担。“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发展，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合作社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马克思看到，国家对合作社的帮助规模很小，“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
《资本论》第3卷多处涉及工人的合作工厂。（1）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现象时写道：“而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例如在罗契得尔的工厂中，情况就完全两样。”这里的“罗契得尔”，为“罗虚代尔”的另一中文译名。（2）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工人的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3）按照1864年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合作工厂的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要比私营企业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4）“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而且是“积极的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
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在《法兰西内战》中特别肯定了公社的下列措施：“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马克思说，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从事自我解放的事情，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社会说话的喉舌，就会立刻出来大唱辩护之歌，而公社恰恰“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他写道，“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所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续坚持和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共同确定的关于工人合作问题的思想。
1884年底，俾斯麦为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议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这个要求引起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的意见分歧。如果党团简单拒绝政府的要求，那将和它公开反目；如果党团赞同政府的要求，工人群众就将提出尖锐批评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他们一再向恩格斯请教。一年多的时间里，恩格斯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观点。
恩格斯认为，党团只有在能够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即使是间接好处的情况下，才可以表示同意政府的要求。1884年12月29日，他写信给威廉•李卜克内西，建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同时提出另一个议案：保证工人也得到同样的国家补贴。应该这样告诉政府：“如果你们每年拨给我们四五百万给工人合作社使用（不是作为预支，而是作为赠款，像送给船主那样），那么我们就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向我们保证：在普鲁士，国有土地不是租给大租佃者或者那些没有短工的劳动就无法维持其经济的农民，而是租给工人合作社；公共工程的定货不是交给资本家，而是交给工人合作社，那么我们这方面就表示接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接受。”
12月30日，恩格斯又写信给倍倍尔，要求党必须基于“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这一点向政府提出自己的积极建议。“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他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
（1）投票赞成给工人合作社以津贴和贷款，目的不是而且主要不是用来开办新的企业，而是（a）租赁国有土地以及其他的地产，并按合作方式耕种这些土地；（b）由自己出资或国家出资收购厂主因危机或破产而停产的工厂等，或者是收购那些指定出卖的工厂，并按合作方式进行经营，从而准备把全部生产逐步过渡到合作制的轨道上去。
（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在一切提供国家订货的场合，对合作社要比对资本家及其联合会优先照顾，因此，原则上尽可能把一切公共工程交给合作社承办。
（3）扫除在自由合作社道路上还存在的一切立法的障碍和困难，因此，首先要通过废除那个破坏一切工会和合作社的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把工人阶级置于公法保护之下，不管公法是多么地可怜。
（4）争取使工会享有充分的自由，并承认它们是法人，享有法人的一切权利。
“你们要求这一点，不过是要求工人的利益受到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等程度的照顾罢了；如果给资本家的这些赠款似乎是用来振兴工业，那么，给工人的赠款在这方面将产生更大的效果。”
1885年11月17日，他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再次谈到社会民主党党团在上述问题上应该持有的严正立场：如果不想无条件地反对用工人农民的钱来对资产阶级给予国家补贴，那么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容许的，就是直接对城乡工人，首先是对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给予同样数额的国家补贴。”
1886年1月20-23日，恩格斯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详尽论述他关于“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强调它是“完全正确的”。相关的要点是：
第一，社会民主党党团在资本主义的议会里活动，“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是实质上可行的，不管现有政府会不会实行”。
第二，关于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措施，就拧使普鲁士完蛋，我们把这个措施越早宣传，对我们就越有利”。
第三，“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
第四，“我们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行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将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
第五，“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一再强调恩格斯在小农问题上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主要是：无产阶级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不以自己的干预加速这种灭亡，在掌握政权以后决不使用暴力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逐步把私人生产、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三、列宁和合作经济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逝世，列宁在合作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始终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政策密切相关。这些意见大体包括如下的内容。
第一，1917年11月8日即革命胜利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宣布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中规定“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作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这里的协作社，在其他著作中有时候也表述为合作社、共耕社、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
第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合作社现象采取分析的态度。（1）它是“根据同资本家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2）“这些经济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发展成为能够代替和补充资本主义机构的组织”；（3）它吸收的社员往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农，“他们在合作社运动中的倾向是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利益支配的”；（4）有些合作社领袖被收买和腐蚀了；（5）列宁最为珍视和给予高度评价的，是群众主动精神：合作社是“建立在群众的主动精神之上（这点是最主要的）的机构”，“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合作社确实建立起了规模很大的经济组织，它们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是决不会否认的”，“群众中有很多很活跃的力量，他们能够发挥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才能。因此工人合作社的任务就是要吸引这些力量，找到这些力量，让它们直接从事产品的供应和分配工作。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6）特别是在重视群众主动精神的意义上，“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
第三，关于改造“资产阶级合作社”。列宁提出：“每个合作社内属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社员（即完全靠出卖劳动力或出卖一半以上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不得少于社员总数的2/3”；“工人合作社各机关派遣政治委员到有产阶级占10%以上的合作社去”。
第四，在农村，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的任务。必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列宁说，“你们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们是多么重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化为公共的、共耕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组织，一切旨在逐渐促进这个转变的组织。”他强调，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所说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帮助”，“即为农民创造从单独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共耕经济的条件”。
第五，集中体现列宁关于合作经济思想的，是1923年1月间的《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774页）。该文要点是：（1）合作化对于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合作社的发展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2）作为一个教训，他指出，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党和政府“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3）“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关于这种支持，具体地说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
人们看到，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在论述合作经济问题时，恰恰是严格地尊重历史运动自身的规律，从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即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提出问题的。他们所深切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与阶级斗争的实践。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为着自己的解放而迸发出来的那种历史创造的主动精神，总是怀着深深的敬重。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比如总是想把社会向后拉、让社会退步，比如总是首先想到牺牲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问题就只能是另外一种提法了。
四、国际组织和国际人士论合作社
合作社以人为本，为社员所有并遵循民主的原则，是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在业务经营与资金运用方面和其他企业起码具有同样的效率。但是他们不是为利润所驱使，而是以社员的需要为动力。
合作社的优势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
当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我们知道众多的挑战在等待我们，我们也知道，这些挑战也是合作社最好的机会，使他们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要，因为人们必须迅速适应经常性的艰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尽管市场环境日益恶化，合作社在各国国民经济甚至跨国经济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球化的影响考验了合作社模式。时间一再证明，群众仍然选择通过合作社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事实上，人们越来越多的开始在社会保障与信息科技等领域建立合作社企业。妇女和青年人也选择合作社显示来创建企业，确定自己的规则，建立自己的重点，并且营造一种置人于利润之上的企业文化。因此，合作社正在创造新的工作与新的机会。
从罗虚代尔起，合作社就在为社会制造就业机会。直到今天，合作社的劳工、服务、教育和住房等部门仍在这方面发挥着卓有成效的作用。面对只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利益的大公司，当个人孤立于社会时，他在经济上是微不足道的。当他们联合起来投入他们自己的组织——合作社后，他们也会变得强大起来。
……
当我在世界各地奔走之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悲哀地看到社会不平等正愈演愈烈。经济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独裁统治，使社会鸿沟不断扩大和加深，社会差别正在增大，令人深恶痛绝的贫困正在让人痛心地侵蚀着公民权、伦理和道德等价值观念。眼前对生计和生存的根本需要，使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和国家都受到破坏。这种不公平湮没了这些价值观念，由此产生的野蛮、暴力和叛乱是合乎逻辑的，也是自然的。
不久前发生的世界金融系统的危机暴露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大骗局中。我们不停地向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贴胶布。我们只是在治标而没有治本。我们缺乏具有全球眼光的领导人，缺乏带领我们消除不公正、走向和谐的领导人。
我们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一条路可走：将社会组织起来。而我们，合作社系统，就是这个组织起来的左膀右臂。合作社是最好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组织形式，也是一种最好的与政府一起共同捍卫和平的组织形式。
合作社所有实践的目的，都是为了农民、佃户、伺从、渔民、工人等受压迫者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合作社思想的形成不只是靠合作社社员，而且还靠许多人，诸如国家领导人、哲学家、宗教领袖，以及经济界人物等等。
……
合作社的基本价值的基础思想由来已久。如我们所知的下列几点，都是基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助的价值——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独立性、自己的事自己做；
互助的价值——合作、团结、和平、集体行动；
不追求利润的价值——保护资源、反对惟利是图、不占他人便宜等；
民主的价值——平等、参与、合作；
自愿的价值——责任感、独立性、多元性；
普遍的价值——全球性、开放性；
教育的价值——知识、理解、洞察力等；
目的的价值——服务、方便、为社员谋利益等。
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价值。但这八条是公认的。第一条是决定性的。最后一条依合作社种类，如消费合作、农业合作等各有不同。
……
合作社的性质要求诚实和品德高尚。不能赚了钱就离开。民主的结构要求他们始终对社员负责。与诚实相关的是信任和开诚布公。没有公开就没有信任。
合作社及其他群众运动都坚持民主和尊重他人。社员们可以利用合作社的优越性来实现经济目标以外的一些需求。比如合作社办剧院、乐团、出版、图书馆、幼儿园、养老院等事业，通过文化活动对社员进行教育，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的地位。合作社还可以向行政当局反映社员的要求。这样就可以通过合作社的活动把社员同整个社会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关心别人作为合作社的一个基本价值，是从我们的自助组织的本质中生长起来的，是合作社与惟利是图活动的区别。
……
合作社是由人民组成的，他们感到有必要在一起解决经济困难。就像其他群众运动一样，他们在共同精神的鼓励下采取共同行动。“团结起来力量大”，就是他们的主张。从经验中他们认识到，男女同受压迫，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合作社应该对所有人开放，不能一些人控制其他人。
……
在市场经济中，小生产者无法与大农场主竞争。于是智利形成了大庄园，小生产者成为农场的雇员。大公司不愿意让农民联合起来销售产品，而愿收购分散的的农民的产品。这样，他们可以压价，产品经过加工卖出去，实际上是大公司赚钱。如果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大多数农民将遭受破产而成为社会的困难群体。
五、俄罗斯的一个集体农庄
距离莫斯科170公里的图拉州是列甫•托尔斯泰的故乡。1999年10月，我们在那里参观了谢金诺区的普利什涅集体农庄。在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庄所在市和区的负责人称，这个农庄虽然只不过保持着1990年的水平，但仍然是当地最好的农庄。
苏联时代，集体农庄庄员平均月工资150-200卢布，由于物价低，学校、医疗全部免费，保证了每个家庭的温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苏联解体，改革没有给工人和农民带来好处，使得集体农庄的土地、机器设备都不能正常地得到使用。叶里钦强迫解散集体农庄，许诺给私人家庭农场优惠。但是国家都很困难，没有多少优惠去帮助他们单干，他们已经破产，土地荒废，生活也在下降，陷入了困境。普利什涅集体农庄还坚持着。和苏联时代相比，现在工资数量增加了，生活困难也增加了。挤奶女工每月工资可以达到850卢布。退休金420-450卢布。目前中小学还免费，但是看病诊断免费、药费自理，物价上涨，很多家庭从温饱的水平下降了。此外还有，过去电用不完，现在这个区有30几个村不通电；城市里盗窃国库，农村里就偷牛、偷电缆、偷鸡、偷猪，什么都偷；死人多了，生得很少；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70%以上的人对现状不满。
当地负责人强调，俄罗斯土地辽阔，一个人或是一个家庭耕种几十公顷土地，除非有大笔资金、大型农具，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适合于集体工作，我们的农民也喜欢集体工作。集体农庄有专业化分工，培养了各方面的专家。不管上面怎么命令，谢金诺区90%的集体农庄保留着，比那些私人农场日子好过。
我们参观了农庄的养猪场、养鸡场和奶牛棚。最漂亮的是有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的体育馆，有声乐室、舞蹈室、绘画室、舞厅、会议厅的文化宫。具有俄罗斯风格的现代化建筑，坚实、庄重、流畅、实用和设备齐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明亮宽敞的走廊，墙壁上张贴着他们的小演员在州和国家剧场演出和比赛得奖的照片。农庄的领导人说，他们的骄傲是本区最漂亮的幼儿园，可惜孩子生得太少，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一睹风采了。
农庄负责人说，现在车臣正在打仗，前线需要粮食。前几天，国防部的军官来向我们要粮食，说最好是小麦，哪怕给点土豆也好。我说，政府不是下令解散集体农庄、提倡私人农场，还要给私人农场优惠吗？去找他们好了，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呢？他们很尴尬，只是请求我们帮忙。老实说，在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想要找到那些私人农场都很困难，何况他们根本拿不出粮食。我们的仓库里什么都有！但是需要他们拿现金。
六、捷克的合作社
1989年东欧剧变，新上台的政府对合作社不是支持而是限制。捷克合作社工作者以顽强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克服困难，使合作社事业顶住风浪，并且有所发展。
目前捷克有全国影响的合作社有四种。
一是消费合作社，有70个基层社，65万社员，办有110个批发商店，5000个零售商店，在零售市场占有率为9%，其中食品占有率为15%。此外，还办有自己的职工技术学校和管理学院。
二是生产（工业生产）合作社，有450万个基层社，32万社员，产品有家具、工艺品、食品、纺织品、服装、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械、电器、玻璃陶瓷制品、电脑、照相器材、旅游用品等1000多个品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5%。包括两个残疾人生产合作社。
三是农业合作社，现有900个，种植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47.7%，产品占全国农产品67%。1993年建立捷克莫拉维亚农业合作联盟，成为全国性具有法人地位的其我管理组织。
四是住宅合作社，有70万社员。全国1050万人口，平均5人中有1人的住宅是合作社提供的。
社员入社，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即入股。消费合作社最低150克朗，最高4500-8000克朗。生产合作社最低200克朗，最高500克朗。但是无论股金多少，都实行一人一票制。股金分红受到限制，最高不超过20%。总体上说，要保证社员在五年内收回全部股本。
社员对合作社的管理通过社员代表大会实现。
七、玻利维亚矿业合作社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瓦解、分化、压制而一度陷入消沉的玻利维亚工人阶级，重新动员起来，组织小规模矿业合作社。到2001年6月，已经有514个这样合作社，社员达到5万人，生产锡、银、钨、金等多种矿产品，解决了30万人的就业问题，产量占到全国矿产品出口的30%。
矿产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和站住脚跟，每一步都经过斗争。已经建立玻利维亚矿业合作社全国联合会。2001年6月，该组织发动12000名矿工进军首都拉巴斯，要求政府拨款1亿美元振兴全国矿业合作社，给予矿业互助社和多国公司同等的待遇，提供仓库、备件、电力、矿业银行等基础设施。2003年6月，他们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封锁主要公路，要求政府拨款5000万美元，并把一些矿业公司卖给他们，支持他们的发展。
现在，玻利维亚合作矿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第三大部门，实力越来越强。
八、巴西农业合作社运动
根据新华社报道，农业在巴西经济中最有活力和发展前景。其中合作社运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西农业合作社成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目前一些合作社已经成为包括农牧业生产、加工、仓储、贸易的产业集团，在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作社对社员和员工进行培训，开办幼儿园、学校，建立医院、文化体育场所，有些还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
巴西1971年颁布《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为非营利性的民间公司，主要任务是为社员提供服务，自愿参加，民主管理，任何人的股份不得超过总体股的1/3。合作社需将收益的5%用作技术、教育和社会基金，帮助社员及其家庭成员。
在合作社里，土地由社员自己耕种管理，收益归自己。合作社负责提供良种、技术指导、仓储、加工、销售、农用物资采购等服务，收取一定服务费。社员收入，部分来自合作社支出后的剩余部分。
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重大事项必须投票通过。每个社员有同等的投票权。社员大会选举的管理委员会任期四年，改选时至少1/3不得连任。
每个州有合作社协会。全国也有代表性机构。
合作社特别受到无地农民的欢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机械化，大量农民被农场主裁减，失去生活依托，成为无地农民。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得不把一部分土地廉价卖给他们甚至分给他们。但是重新分得土地以后，他们既无资金，又无农具，没有力量抗御自然灾害和参加市场竞争，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生活所迫，又会失去土地，再次成为无敌农民。在合作社，他们能够互相帮助，就能够生活下去了。
巴西总统卢拉强调，农业合作化是中小农民的唯一出路，并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
巴西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社会组织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将逐步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九、“《毛选》成为合作社社员的圣经”
吉林省榆树县银监局干部姜柏林是一位“合作社爱好者”。他在该县宣传、推广合作社七年。2000年末，合作社社员达到1500户。他的试验建立了十个点，有的采取简单的积累方式，有的以医疗和教育互助、养老保障为特点，有的以产业为中心，有的以资金互助和社区学习为特点。此外，他还在安徽翟城和山东鱼台建立起了合作社。
他认为，合作社是农民的创造。
他的体会是，他总结了农民走向合作的意愿和想法，把农民零碎的、一点一滴的、不系统的东西积累起来，提升到一定的系统的理论形式，然后再引导农民去实行。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他说，这些年都在研究生产力，忽视了生产关系。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9亿农民是农村最大的生产力，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主体。只有农民联合，才能自己解放自己。合作社是群众性组织，是劳动者自己的组织。在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实现合作生产，通过合作社把成千上万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也就是把农民的劳动力、资金、土地和市场组织起来。只有农民合作化，才能实现农村工业化。
他提出合作社与金融结合，从金融介入，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
十、中国集体经济村庄创奇迹
在改革开放后，不随波逐流、坚持走集体经济路线和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华西村和南街村，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村庄争相仿效的对象。
《南方周末》近日发表系列文章对这些村庄进行报道。
华西村2000多居民，以“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为标志，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村民年收入人均6000美元，村里给每户配有汽车、400平方米以上的别墅。
南街村面积1.78平方公里，至今坚持毛泽东思想，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居民住宅楼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青年学者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以南街和华西为代表的集体经济道路，是中国农村今后发展的方向。南街村发展得很好，说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南街和华西是代表方向的，集体化的道路是没有错的。非如此不可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小农经济不可能产生这种明星。
十一、秦皇岛一企业职工全员购买产权
《工人日报》2004年6月21日报道，秦皇岛国有企业方圆公司（原燕山玻瓷集团）已经草签改制方案，准备由沈阳一家私有企业“零收购”其国有产权。职工代表大会组织考察团前往考察，尽管收购方拒绝配合，不允许考察团查看有关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的资料，仍然广泛了解真实情况，证明该私人企业没有能力购买方圆公司。他们向上级反映情况。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由本企业职工入股全员购买企业产权，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批准。在筹建新公司的过程中，他们广泛听取职工意见，确定由职工自愿认购股份的方案。改制以后，当年利税等生产指标即创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国企改制“国家增收、企业增效、职工收入提高”的目标。目前多项产品已填补河北省空白，中碱玻璃球的市场覆盖率达到全国三分之一。职工说，“感谢我们的工会，感谢我们的职工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