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村上层建筑

     综合农协就是不搞条块分割，把农业的产、加、销、金融、保险、旅游、超市、餐饮甚至医疗卫生全放在一个大系统内。没有条块分割互相摩擦造成成本，95%以上的农户加入综合农协，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的好处通过一个系统下达。然后，给农协所有开办的经营，可以广泛地开展经营。在农村办城市、办饭店、办旅游，在农村中办金融、办保险，一概免税。然后50%以上的收益，返回给小农。因此，日韩台模式是一个模式。农民并不主要从农业得到收入。而主要在以综合农协为载体的非农经营领域中，得到收入，返还给农民，才保得住。否则，像我们这种盲目地迷信欧美式的所谓农业产业化，至今仍然在我们的文件报刊里充斥着，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农业的区域化种植，商品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其结果是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的剥夺远甚于地租剥夺，金融资本对小农的剥夺甚于工商业资本。我们查查民国史，这都是历历在目的。只不过，今天大家做论文，都不看过去，甚至都不看80年代调查研究的东西，只看美国人说过什么，美国人没说过这个，所以今天论文就没有了。提醒大家，中国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超前引入现代上层建筑，其结果就是不可维持。我们说违背经济规律必受惩罚，违背常识将受到非常惨重的惩罚。什么惩罚？既然小农经济是一种传统落后生产力，那么请问，它应该对应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大家如果谁家里有农村的，特别是中西部传统农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湖南，回家看看，推开门墙上挂的是不是镰刀？关上门，门后立的是不是锄头？请问这种生产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直接标志。那请问，这种生产工具产生于何年？公元前。这很清楚。两千多年来的生产力水平，当然也有重大变化，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收割靠收割机，耕地靠拖拉机。但是，农户有几个养的起收割机和拖拉机？他的基本生产工具，还不是墙上挂把镰，门后靠把锄？出门还不得背个扁担吗？这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然不是我们教科书上写的。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体形成的经济基础，仍然叫做小农村社制。它维持了几千年，一直是低成本地维持着，这时候我们要给它强加一个庞大的所谓现代法制社会的上层建筑，五套班子全下乡。然后司法所、派出所、法院全下乡。好了，就弄得警察要想捆个农民，谁被捆，谁出钱。出绳子钱，还得出警察力气钱。于是乎，农民负担就越来越重。越是强加上层建筑，农民负担就越来越重。然后搞教育两级达标，还是农民拿钱，搞农村改策，农民拿钱。反正搞农村什么东西，都是农民拿钱，于是乎，农民养活了庞大的一千多万人口的乡村基层干部。让剩余几乎为零的农业，去养活一个一千多万的管理队伍，历史上前所未有。我发表篇文章，说历史上别以为皇帝不想管农民的炕头。他也想管，他管不了，所以，只好是以县为单位，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乡村自治，彭真当年提出的时候，内容是丰富的。又被咱们搞成了以选代治，所有的时间精力都集中在海选上，选完以后怎么样了？反正我们实现了海选了，人就走了，剩下的事没人管了。选前的事也没人管。其实，我们很多都是问题发生在，叫做pre-election，前选举问题，post-election后选举问题，有人管吗？没人，也没经费。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是长期形成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这样的矛盾，累积到要爆发的时候，你给了它一个爆发突破口，那就是让它海选。很多陈芝麻、烂谷子都借这个机会爆发了。谁要想收拾残局，谁就是压制民主。要不是在村里呆一年，根本不知道村里情况怎么样。如果在村里呆着，就会知道村里必然是多本帐，让它选完以后搞三公开，那叫制造矛盾。为什么？政府并没有给够村治的开支。让它干这干那，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后都穿到村支书那针眼里面，搞这搞那，下了无数文件，都不给钱。最后说，干好了竞赛。得到头三名的给钱。那大部分都得不到，为了要得到头三名，还得多花一笔钱去买。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下不了帐。最后只好搞花帐。给你的那本帐，当然是公开的，可以拿出去的。那到任何一个县以下的单位，包括乡和村这两级，能公开账目吗？不能？能清查吗？不能。

　　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课的时候，老讲李昌平出走以后，借用鲁迅先生写娜拉出走以后，说李昌平的故事。我说，那是个悲剧。为什么是悲剧呢？它就是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最后让一个小乡官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是一场悲剧，弄得现在李昌平，任何单位都不要他。为什么呢？他自己违反了我们现行体制的潜规则，他想把事情转明。他是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素质不能算低。十几年的乡一把手的经历，经验不能算少。上层的政治资源，应该说足够大，七常委批示，等于他手里捧着七把尚方宝剑。但他能干得了地方吗？干不了。为什么？他那个乡，三千多万负债。怎么负债？还不是上面发文件，让人家按人按户征税，两亿人都流出了。我们看有一个报道，说河南的村干部，跑到广东的垃圾山上去征税去了。为什么？人不在。三分之一的人都出去了，只好上广州郊外垃圾山去找。能征上税吗？不可能的。然后就下命令说，不完税的，不给发工资，发奖金，也不能盖楼，也不能买车。大家在北京住大楼，搞的这么豪华。乡干部也是官，凭什么就该水泥路？一下雨，一街水，一街泥。他凭什么就该吊起锅来当锣敲，没奖金，没工资？所以，只好横征暴敛，就这样也仍然收不齐税来。所以，每年欠税，在一般中西部，外出打工人多的地方，至少百分之四十。欠了税怎么办？买税、借税、骗税，逼着地方政府违法生存。就是因为强加庞大上层建筑到农村小农经济基础上。至今没有任何人认识这个问题，只有温家宝总理。他在就职时，答记者问，讲了一句话，说不要把税费改革理解为单一调整税费关系，我们要改变农村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上层建筑。但是，能改吗？哪个部委愿意改自己下属机构？不都要求加强吗？尤其是强权部门，没有一个动的。这叫改上层建筑吗？

　　今天的农村的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今天的你我重复昨天的故事，每人手里这张旧船票，硬要往今天这个新农村建设的新船上挤，怎么能挤上去？什么叫农村改革？有人说得清楚吗？坐在办公室里，永远说不清楚。农村改革，就是要改变不适应小农经济的上层建筑。有人改吗？我们把话说清楚了，就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是在农村建立一个条块分割，雷打不动的体系，谁都动不了。谁动，谁倒霉。李昌平动了，倒霉了。县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本县任何一个局，让你挑，就是不能在这里搞改革了。就是因为他清债，一清债就触动了所有上级部门的利益，你们知道谁是农村最主要的债权人吗？权威部门。公安能扫黄打非收罚款，工商能抓小商贩收罚款，计生能抓大肚子收罚款，民政能卖死人收罚款。人埋地里不烧，少说原来最低收两千，现在据说在发达地区，已经收到一万了。大家所有上级下设部门，都没改，都收钱，收钱干什么？变成债权人，把钱借给乡村两级。乡村收不上税，借给他们，然后，按年支付高利息。李昌平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所有部门都关门，别扰民，到年底，该给你们多少钱，我给你们。这就把所有部门都得罪了。我们所有部门条条块块，条条系统下伸下去，都是起着一个和农村小农经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作用，拧的结果就是把政府跟农民的关系越拧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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