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口述：立此存照而已   岂有它哉

    本报记者  熊彦清

    接到采访请求时，温铁军似乎有些惊讶，他说："我没干什么，就是搞了点农村的事，在帮助志愿者做平民教育，做乡村建设，和真正的"大家"相比，我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也还没做成什么事，到现在为止收获的大多都是教训。"

    但在中国，在今年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甚至食品安全问题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大家唇枪舌战辩论正酣之时，温铁军先生近乎顽固地默默不语，却在埋头做着实实在在的农村试验工作，以求这些问题切实的解决之道。

    （以下为温铁军口述）

    2006年的工作还是集中在农村，比较重要的有这两个方面吧：一是建立农村的有机生产者合作社，二是建立城市的文明消费者合作社。

    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且把它作为全党全民的共同任务，2006年我们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全国发展了大概有30多个村一级的试验点和10个左右市县一级试验区（覆盖面为15个省市），帮助农民形成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帮助农民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自我赋权本来是一个当代国际社会和各种国际NGO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原来发展中国家的底层人民处于无权状态，或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力谈判，权力被剥夺是一种必然。而我们在国内说的赋权主要是靠推进组织、制度上的创新，帮助农民实现自我赋权，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和保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前几年，我们建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梁漱溟乡村培训中心，大量培养农民中的骨干，已经在各地开展合作社建设，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的建设，其他农村文化组织建设等等，今年就进一步演变成可以和知识分子开展"平民教育"相结合的基层试验点。我们安排了大批的大学生志愿者和青年教师到那里去和农民结合，甚至来了一些海外的青年学者，包括外国人，在暑假期间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的队伍中间，到基层去帮助农民。

    我觉得今年开展的比较特殊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我们认识到单纯让农民形成组织，是不可能有效解决农民谈判地位过低的问题的；必须在城里同时发展市民的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去和农民的生产者合作社对接，形成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诚信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真正把构建和谐社会落实。

    这些年大家被忽悠得很厉害，市民都以为自己是上帝，但却没想到这个上帝是飘在空中的。我们被大量的有毒食品，有问题食品侵害着，无论是毒大米，毒鸭蛋，还是什么注水肉，注药果，多宝鱼等等，你都应接不暇！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城乡对立的关系当中互相伤害，几乎所有国人都没有安全感！那么我们怎么办？不能轻易认为搬来一个市场制度就能够把所有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现行体制条件下很容易"市场失灵"！政府也是要等到市场失灵、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才有作为。你们看大多数的问题都是被媒体暴露出来的，报道出来以后怎么办？往往是"政府责令下架"！可你怎么知道架上哪个东西还没有查出来是有毒无毒的呢？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帮助市民组成消费者合作社，我们在发动城市市民反过来和农民的有机生产，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11月初我们在北京开了个价格听证会，请市民和农民坐在一起讨论--不是吵架，而是大家在互相诚信的基础上算清帐，农民种点什么，养点什么，到底生产成本是多少，市民代表再来给农民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合理的价格--要包括给孩子上学，给老人看病等开销，就是说要给农民合理利润。因此，我们在城市发动的消费者运动就叫做"公平贸易，善待农民"--这八个字是要求消费者不要压级压价，不要以为这个买方市场造成上帝的地位多么至高无上，只有市民善待农民，才能够真正恢复食品安全；只有建立诚信互动，才有资格享受天然环境下生产的健康食品。

    今年4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国仁绿色合作社联盟"，"国仁"就是政府和国民都要讲究诚信的意思--这是全国第一家。目的是在北京或者其它大城市建立合作社的绿色产品的直销，让市民明白他们可以得到这些合作社在恢复了纯天然的环境下生产的健康食品。没有广告，没有任何豪华包装和过高的中间环节成本，你得到的可能是成本最低的健康食品。我们的青年志愿者还在河南兰考搞了"购米包地"--市民向农民预付生产定金，然后农民在地头上插上市民的姓名牌子，到秋后产出无论多少，市民肯定都要。这样农民不至于受中间商的盘剥，也不至于受高利贷的盘剥，能够放心地为消费者直接生产。这套让产销直接见面的办法虽然很幼稚，但也已经初步获得成功。

    12月9日，我们6个"中国环境大使"联合发起"文明消费倡议书"，号召市民善待农民、公平贸易，建立消费者合作社，跟农民的生产者合作社直接对接。所以，到今年年底，我们终于把成熟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很普遍的做法开始在中国做起来了。去年年底我要做这件事情，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青年志愿者劝我说，这样做成本太高，费力不讨好，条件不具备开始很难做得成。其实我有思想准备。我去了很多国家考察过这种事情，已经了解到他们办这事情的难度。当时我说："请你们记住，我们走出一小步，中国人前进一大步"。

    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那我们也该进入市场经济成熟阶段，不要再把市场经济初期阶段那些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延续到现在，国人应该成熟起来了。

    下一步我们要发展"社区支援农业"，这也是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做法，但我们还没有开始。所以下一步会立足于现有的农民合作与市民合作，推进城市社区支援农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经验和成功的典型，只是在一点一点地做，希望用我们这些微小的改良做法，逐渐推动社会缓慢地进步，逐渐改变现在这种好像社会只认贱俗文化、市场中只认丛林法则的现象，难道非得把这些牲口之间的规律强加给人类社会? 对此我确实很尴尬,于是想以我们一点点善意和善举，对这个社会的改良起一点作用。

    教育方面，年初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贯彻创新型国家战略必须和教育创新相结合的文章，最近还要再发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教育如何服务于三农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在讨论国际一流，在讨论"接轨"，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有偏差的提法。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美国，它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高，其实主要是因为成人教育、社区大学和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兴办的多样化的地方教育非常广泛。而我们却只抓正规教育，应试教育与国外接轨，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天是制式教育"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造成青年人的、乃至家庭的悲剧。这是片面接轨，片面国际一流的导向造成的，而被我们忘记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等；这些不可偏废，同样是要追赶国际一流的。

    大家知道，美国成人教育大约50％是在美国的公立大学开办的，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40％是传授当地生活和文化知识的社区大学培养的。而这种并非制式教育的社区大学和正规大学之间的学分是可以被互相承认的。社区大学可以两年结业，也可以带着这些学分继续去正规大学深造。而我们今天的片面做法，比如说大家都拼命并校，合并成超大型大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国际接轨了，其实走偏了。如果继续忽视平民教育，大众教育，社会力量开办的多样化的地方成人教育，那么这个国家这么多人口，怎么提高全民素质，特别是全民的科学素质，文化素质？难道就靠把有限的财力集中投入到几个重点高校？那样做事实上搞的仅仅是精英教育。我正写的文章是讲在三农问题严峻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怎么承担责任，怎么为国家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重任贡献力量。

    现在中央十五部委在联合开展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的项目。我们的志愿者在海南儋州建立的全国第一个村里面的社区大学于12月初开学，并且最近在村里面开始搞农民运动会。我们的社区大学开学的时候，海南省的常务副省长来剪彩，很多厅级的领导也来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有重大意义的。

推进平民教育在我国的历史相当悠久。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投身于平民教育。至今我们应该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蔡元培、黄炎培发起的中华职教社，就是为了培养进城打工的农民，让他们学到起码的公民知识，起码的职业技能；而农村平民教育方面，则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还有很多海内外的志士仁人都投身于此。这和我们现在只有少数人在做，显得孤掌难鸣的局面相比，似乎上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良心，更讲道义，更有使命感。

    现在的知识分子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获取自己的投资回报，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而我这种不追求投资回报的做法，也不应该被他们指责。其实我过去的做法最后总会被接受的。就像有人说的--温铁军是个三更就打鸣的鸡，叫得早了一些。我叫得早的东西，大都慢慢变成了大家能够接受的事情。比如，我是十几年前提三农问题的，现在不是变成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中之重了吗？我是2002年开始搞新乡村建设试点的，现在新农村建设不也已经变成国家战略了吗？我们的志愿者从2003年开始搞平民教育，现在不也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同平民教育的理念了吗？不过是改良嘛，慢慢的，人们都会接受的。我想，现在推进城市消费者运动，开展社区支援农业，也可能稍微早了一点，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最多不会超过三五年，就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

    去年我被国家环保总局任命为"中国环境大使"之后，就想今年要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过去讨论的环保不是"中国的环保"，只是城市的环保、工业环保，或者市民的环保。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农村不环保，整个国家就不可能环保，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我这次参加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专家评审，觉得仍然是大量资金投在城里，广大农村基本没有什么环保资金。怎么办？只有农民恢复起传统的生态农业，整个国家的生态才能在根本上恢复。所以我强调"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应该是今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关键内容。但是这些东西目前做的人很少，我现在也只做出了几个点，只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院墙内的60亩地里做成六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型，完全实现了生态化的种植和养殖。我们在海外的志愿者帮助下做成了全国第一组农村生态建筑群--生态办公室，生态礼堂，生态住宅，生态厕所，全部都是用当地可回收的建材，冬暖夏凉，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耗和建筑垃圾污染。这些大部分是在今年夏天和秋天完成的。但是我们还不能推广，之所以做得成，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在乎成本，但农民不行，没有政府补贴做不到大面积推广。我们做的试点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推广起来极其困难。

    我想，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部分地继承发扬了前辈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勉为其难地做事情，能做多少算多少。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目的，只不过是立此存照，告诉后人这些是可行的。而那些不可行的原因，也要总结出来告诉后人为什么不可行，仅此而已。

    历来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社会实验，都是在审美层次上具有最高意义的悲剧审美，只要他真的是坚持社会理性，坚持人类道义，那他的全部的思想行为最终都会表现为一种悲剧审美。推广也好，能不能成功也好，应该问政府，不应该问我，我只做到我的实验成功。这就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做到实验成功，就可以发布他的成果了。至于这个实验结果能不能被采纳，那是产业资本的事，能不能推广，那是政府的事。我只是个思想者，我在思考问题，在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批评。我长期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实验员，搞社会实验的实验员。20多年前，我沿着黄河搞调研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在自然界的博大精深面前人是多么渺小，人短暂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是多么有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岂有它哉！

    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到时候我的工作会嘎然而止，事业留给后人去做吧，我也没有什么留恋。这些年，我一直和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在一起--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但这个常识早已被人们忽视了，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退休后，我想多去发展中国家走走看看，因为那里有人类的大多数。至于生活，我以为纵情于山水之间是很多文人的梦想，我自己有机会四处走走看看，置身于人类的大多数之间，去认识他们，同时也能了解自然，是幸福的。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年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温先生双手覆额，沉思片刻，忽然微笑了起来，"今年还真是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去年志愿者们以我的名义募捐资助的三个白血病儿童，今年都活下来了。其中有一个武汉的小朋友不久前给我发了短信，大意说："今天是我重生一周年，谢谢您。"我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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