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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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11-5 7:55:50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作者：李昌平
  
看了《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法》，想哭！
李昌平
    11月1号，有几个媒体的朋友高兴告诉我，《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以下简称《合作法》）在全国常委会上高票通过了！我很快在网络上找到了《合作法》全文。我最关心的农民金融合作权被排斥在《合作法》之外了，我当时的心情就两个字，想哭！
    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甚至想哭呢？

一、合作权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

    《合作法》迟到了20年小农是市场的弱者，需要合作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换句话说，合作权就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这是基本的常识。中国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8亿农民才盼来了合作权。农民合作权迟到20年，农民是付出巨大代价了的。

    从1986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如果扣除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工资部分，其增长幅度是递减的，甚至是负增长。道理很简单，随着经济市场化，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是单个小农难以进入的，这些领域逐步被资本家所控制。被剥夺合作权利的小农，只能获得农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微薄的收益。假如没有1亿7千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务收入返回农村，中国不知有多少小农早就破产了。如果依靠农民工的劳务收益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农民工怎样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呢？城市化如何能够实现呢？
    《合作法》迟到20年，表明我们漠视了小农及1亿7千万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20年，这不是一件小事，直接的后果是埋下了社会不和谐的隐患。

二、土地合作权被破坏，金融合作权被管制，《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只是一支老孔雀。

    成功的农民合作组织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以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如大寨村；另一种是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综合农协，如台湾农会。其他的合作组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短期成功了，也难以持续。这是对世界合作社发展历史的总结性结论。
    中国在2002年，出台了一部《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中国农民在最初分田分地的时候，说好是5年小调整，8年大调整的，所以，一家7亩地，分在8、9处。现在，法律规定30年不能变，如果100个农民有90个要以土地合作为纽带，实行机械化耕作，专业化分工，只有几个农民反对，合作是难搞成的。这就是说，《土地承包法》破坏了农民的土地合作权，除了像大寨等数千个维持土地合作没有变的村社之外，其他的村子再想搞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已经是难上难的事情了。
    2006年11月，千呼万唤地《合作法》出台了，可是这部法律却剥夺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视农民金融合作为非法。那就是说，《合作法》不许中国农民建立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的综合农协。
这也等于间接判决：中国农民合作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合作法》出台前，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对8亿农民的关心和保护。现在看来，只是老孔雀开屏！

三、《合作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严重受损了。

    《合作法》不给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主要的理由是金融部门不同意，金融部门不同意的理由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给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农民的金融合作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反对给农民金融合作权利的人举例说，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搞过“农村合作基金会”，全国近5万个“合作基金会”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所以证明了中国农民不能搞金融合作。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体不是农民，主体是县乡基层政府，根本就不是农民的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的呆坏账更不是农民没有还，而是用于填补了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而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又是因为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造成的。将这盆屎盖在农民的头上是不公平的。就算农民的数万个金融合作组织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难道就得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吗？请问，最近十几年来，官办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了数千亿的呆坏账，是不是应该关门呢？几家国有银行出现了数万亿的呆坏账，为何财政还一直不停地为其买单呢？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70％以上，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金融部门的一面之词而剥夺70％多人民的金融合作权利，那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哪里去了呢？如果金融部门没有游说全国人大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是全国人大“独立”做出的这个决定，那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就严重受损了！

四、《合作法》的出台，将中央一号文件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了。

    关于农民合作金融权利，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一向都是人大和国务院制定涉农法律法规的指导性意见，这是《宪法》授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体现，《合作法》的出台，破除了这个法定的惯例；中央一号文件，也一贯被视为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在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的指引下，已经引导农民发展了数以万计的、以资金互助合作为纽带的经济组织，随着《合作法》的出台，这些合作组织都成违法组织了，中央一号文件还是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吗？如果还是“尚方宝剑”，那依法治国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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