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以党内集体农业政策上的政见分歧为例

作者：老田

毛泽东曾经在党内作为主要决策人主政，邓小平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也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恰好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农业关键政策上处于少数地位，比较两个人的处置方法，不无启迪意义。

一

1951年中央高层关于山西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原本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薄一波，自承是被毛泽东说服了。而刘少奇的反对意见，毫无逻辑可言，虽然后来邓小平搞了分田到户，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包装和舆论宣传，但在说服力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欠缺，未能说服山西的合作事业探路者。[1]就算是杜润生先生这样的人，虽然他本人还宣传过一阵只有生产力才能决定生产关系，必须先机械化然后才能合作化，但是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了拖拉机就会有合作化。[2]看来，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仅仅依靠背诵公式并不能解决说服力问题。

1953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以推进合作化事业，邓子恢担任部长。但该部在实际执行政策过程中间出现极大的摇摆性：大体上每年秋冬会下一个推进合作化的文件，每年春天会下一个解散合作化的文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55年。这种大幅度的政策摇摆，要是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区域中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根据曹锦清教授等人对浙江海宁县的追溯研究：1952年春该县己有34.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年末则猛增到53.3%。1953年春由于中央决策层的“反急进冒进”派占了上风，全县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总数一下跌落到28%，同年冬末，毛泽东又对互助组大加鼓吹，这一比例又猛升到56%。1954年年末海宁县共办了初级社695个，1955年春天又紧急砍掉421个。[3]

等到1955年，就不再是邓子恢对合作化不积极了，根据文革期间披露的资料，刘少奇等人也公开宣传“合作化超越了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刘少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发言，就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到底合作化事业还能不能继续？合作化事业顺利进行的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

从合作化事业的具体进程看，当时各地农村的合作事业还仅仅达到初级社试办水平上，土地仍然私有，合作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和工具的有组织互助，尚不具备开展改土改水这种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条件，对农村人力和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制度基础还受到土地私有的巨大障碍。由于决策层和主管部门都对合作化不积极，各级官员往往处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反对状态之下，这个时期，毛泽东要积极推进合作化事业，就在党内遭遇到很多积极的“反对票”和消极的“反对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面对多数反对票的。

本来，农村工作部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推行合作化的，本应该由这个部门及其下设的研究机构去收集先进典型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政策意见，但是，该部的部长和大官们对此都不大感兴趣，因此，正常的政策调查和资料工作，就只能由党内对合作化最积极的人士——毛泽东来承担了。为了亲自推动这一事业，毛泽东只好越俎代庖去接管本应由邓子恢及其手下承担的工作——他亲自阅读和审阅各地上送的合作化典型材料，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等到七届六中全会上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编辑工作，与会代表人手一册。在农村地区许多先进的农民带头人的强大实践经验面前，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丧失了根据，反对派在会上都丧失了发言权，邓子恢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以表示自己的认识跟上来了，还能继续胜任部长工作。此后，中央高层的反对合作化的意见销声匿迹，一些人转而狂热地在“一大二公三纯”问题上积极表现，大跃进时期留下很多这种生动表演。

毛泽东并不以反驳反对派为限，他在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过程中间，从基层的先进典型人物身上，看到了集体农业与个体农业的差距及其不同的生产潜力所在，这就提出来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集体农业将在哪些方面借由集体努力去提高生产潜力？毛泽东把许多原本头脑空空的省委书记们，硬是拉到一起，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间来，这就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自己后来回顾这个关键条例的制定过程是这样子的：“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4]

据记载，杭州会议和天津会议的参加人是：“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5]看看这些名单，就知道毛泽东何等厉害，想想这些人以后肯定再也不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了。

集体农业的生产潜力，在四十条制订中间就已经让很多人看得很清楚了，1956年人民日报社论中间说：“农业合作化的实现，除了许多大家已经熟悉的好处之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好处，就是我国农村中极为巨大的劳动力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的生产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从前无法做全面规划的农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规划了。除了农、林、牧、渔、副业的生产规划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规划，增加肥料的规划，改良种子的规划，改良土壤的规划，消灭各种病虫害的规划，消灭地方疾病的卫生工作规划，消灭全国文盲的文化工作规划，建设大小道路、电话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消灭蚊蝇鼠雀的规划，绿化的规划，以及其他必要的规划，就变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来实施的事情了。这样，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产力。”[6]

只要看一看毛泽东是何等的不怕麻烦，就知道跟他争论问题是如何难以取胜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要求“有关同志加以研究”，研究之后还得“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7]这就迫使各省委书记不得不再动一番脑筋了。到1956年元月份知识分子会议上，这个四十条纲要就正式提出来了，因为四十条之间有一条是讲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参会之后回去赶写了《新人口论》论证“计划生育就是好”。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讨论了一次。等到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通过，1960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再次通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少数派的两大政治策略，一是让那些仅仅依靠“似是而非的公式”去思考问题的人，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和丰富内涵，给原本空空的头脑输进去问题意识和来自基层的经验材料，这是他反复召开省委书记会议的精明计算所在；二是他让许多人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间，反复开动他们的头脑输入信息和问题并一起“过滤”出政策来，让许多官老爷们都在具体政策上得到相关信息并形成明确选择，这样，就具备把问题和相关政策拿到重大会议上按程序通过并上升为重大政策的多数票了。此后，再继续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不仅在认识上显得“很落后”跟不上多数人的认识，而且在组织纪律上也是错误的。

1956年反对派叫人写了篇文章说点风凉话：“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8]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纯粹是瞎掰，四十条纲要跟各部门“争投资”引发的高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这不过是借着批评“业务问题”不恰当地发点“政治牢骚”而已。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后来评论说：“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除了说反对派信口开河之外，毛原本还要从组织纪律方面进行批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9]薄一波回忆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原本打算批评反对派“违犯组织纪律”的话，最后并没有讲出来，这算是自我克制、与人为善吧。等到党内反对派们毫无顾忌，到1962年还不吸取教训时，毛泽东就不再继续留情了，他尖锐批评某高官时说：“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10]

从重大决策的过程，以及决策变成政策之后的态度看，最终是少数派毛泽东占着组织上的优势，反对派原本具有多数票的，但最终下降为与“中央政策”唱反调并“自立政策”的反对派了。

二

等到1979年，邓小平要拆散集体农业，但是再一次面临多数人反对，这一次邓小平是这么解决的呢？

在党内高层，“分田帮”是少数票（据万里等人回忆，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个风派人士赞成，上面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由于分田帮在党内始终是少数，始终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跟随他们推行分田政策，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

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数个省委。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改组河北省委并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11]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杜润生在主持分田时，非常担心基层的“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的公社干部）反对，因此，在对基层干部采取组织处理手段方面，更为极端。分田帮中省委书记内部仅有的三个积极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辽宁采取极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层干部一扫而光。大连郊县某公社的老书记告诉我，任仲夷连公社里头的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这个层次的干部，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调离，更不用说公社书记、社长这个级别了；他们实际上借着“深揭狠批四人帮”的茬子，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撤职，这个书记还告诉我说，胡耀邦他们这伙人很聪明，特别会整人，他们嘴上说“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他们既没有说你是“反党集团”又没有说你是“帮派体系”，整人已经整完了，还连案子都不给你定，叫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12]而河南省委某些官员在分田帮的支持下，把实现焦裕禄遗志、领导兰考人民成功治理“沙、涝、碱”“三害”的整个县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体，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治理“三害”时期的县委书记张钦礼被这一伙人判刑十三年，副书记杨捍东被判刑五年。据当时县委常委杨捍东回忆，继任的县委书记刁文竟然在一次常委会上，就草率地免去十八个公社书记的职务。

由于在华北平原各省区，电力机井已经在文革期间完成配套，机械化耕作也有很大的成就，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劳动强度上考虑，农民和基层干部普遍反对分田。基层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润生等人的追随者，就越是采取极端的法西斯手段针对基层干部，其中一些毛时代农业先进集体的领头人则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劳模吕玉兰，被分田帮在河北的跟风干部安上莫须有的“八大罪名”审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帮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个受到周总理高度重视的著名劳模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而沧州地区劳模叶颖芬受到各种残酷迫害，曾经一度准备自杀。如果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是坚定站在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一边的话，那么，分田帮则是党内那些坚定地与农民中间的落后分子（例如小岗村）站在一起的人。老劳模带领群众创造的各种成就，都是对他们那种倒行逆施的有力控诉，所以，这一伙子分田帮对于老劳模怀有刻骨仇恨，这正如吕玉兰所言“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

分田帮还依托主流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说那些为了集体事业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是“思想僵化头脑保守”的时代落伍分子。1981年9月吕玉兰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发言中间，说了农村的老积极分子的境遇。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 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13]由于这伙子人毫不动摇地站在自私自利的落后分子一边，所以，看到每一个劳模的成就都感到是一个对他们的讽刺，新中国的一切建设成就都让他们感到“心窝子里堵”。

相比较而言，越是少数派对于宣传效果的依赖就越是严重，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说服多数人。正是因为如此，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由组织部长转任宣传部长。对于邓小平格外看重自己，胡耀邦在与王仲方（罗瑞卿秘书）谈话是自己承认只是一个“勇敢分子”（原话“就是敢闯”）。[14]确实，胡耀邦舍此别无长处。据说，胡耀邦此人在延安抗大时期受过毛泽东的耳提面命，毛亲自告诉他搞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别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军事上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隐含了一个基本规则：总是要选择对手的弱点去进攻，同时总是要想办法争取大多数。但胡耀邦硬是要“勇敢得无比过头”，他要在宣传上进攻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业，反而选择了一个最难攻破的坚强堡垒去进攻——通过攻击农田水利建设去批判集体农业——这其实是集体农业最有成就而且是个体农业永远也难有作为的领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胡耀邦选择的宣传重点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是挑选一个很难打赢的地点去开展火力进攻的，由此可见，胡耀邦作为一个无脑的勇敢分子到底勇敢到了何等程度？！与这种无脑宣传严重缺乏说服力相对应，就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宽松、宽厚和宽容”，只能是“舆论一边倒”和“媒体一言堂”，就算是标榜一下“三宽”——哪怕是放出一点点不同意见来——都有可能导致舆论破产和信誉破产。【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胡耀邦完全领会了毛泽东的话，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他就是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陷邓小平于不义，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

胡耀邦这种无脑行为，被一个半文盲陈永贵讥笑为“胡乱邦”，当然，一个陈永贵的讥笑无足轻重，但他未能通过宣传教育手段争取到党内外多数舆论的赞成，在政治后果上相当严重——最终恶化了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形象。在胡耀邦发动的宣传攻势中间，只吸引到一些马屁文人和马屁记者跟着闹哄哄地鼓吹了一阵“造林胜过治水”，这种宣传传递了一种高层政治信号，导致官场中间那些跟风最快的劣等官员迅速跟进组成所谓的“林派”以紧跟邓胡，胡耀邦的无脑宣传一方面破坏了官场的先前和谐（原本大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观点都很），另一方面却恶化了改革派的地位——因为胡耀邦无法能够说服大多数官员结果制造了一个弱势“林派”和强大“水派”的对立，逼迫邓小平只能依赖铁腕和组织手段去推行分田政策。胡耀邦的无脑宣传运动中间，为了彻底批倒治水的必要性，马屁文人马屁记者宣传造林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可以增加年降雨量，这些马屁精记者写了很多外行文章鼓吹什么修梯田导致水土流失、水利建设是劳民伤财，最后那些人竟然信口开河宣传说只要是森林覆盖率提高了多少就能够增加降雨量，这个论调在官场中间受到冷遇——人人都知道背后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些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但有一个书呆子——中科院资深院士黄秉维看不过眼，写了两篇文章说林派人士完全是瞎说。因为黄的文章发表在水利专业杂志上，与林派在主流喉舌报纸上发文不在一个对话场域中间，未能形成观点交锋。当然，要胡耀邦完成一个颠覆是非黑白的宣传，这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的，但是，宣传重点针对集体农业的最强点而切入，这就不能不终于陷入死胡同了，最终的结果是在同等宣传强度下所达成的效果是最小化的。

正是因为无法通过宣传教育去说服人，所以邓小平在推行政策时就完全依赖组织制裁手段。作为邓小平最得力的干将之一，赵紫阳对这种政治铁腕有过较为妥帖的评论：“我觉得，小平比起毛泽东来，他晚年从政的一条最大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当然是反感的，但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统统不用和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在使用干部上是讲究平衡，讲究五湖四海，讲究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等等，这符合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一直领导全党工作这样一个特点。而邓小平建国以来两次被打倒两次复出，他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再不能允许有更多的时间给不同意见者留下重新认识的机会，只能是请他下台后自己慢慢考虑。邓小平在用人问题上的现实，我很理解。我曾经和他谈到一些人的问题时，他对我说：某某不要再批评了，批评了也没用，还是让他靠边站让他慢慢去想吧，我们等不了他认识到错误后再和我们共同努力了。”[15]

赵紫阳这种说法，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即便是在理想状态下——假定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少数人垄断真理，再加上他热衷于通过野蛮的组织手段去推行政策，有可能快速实现理想的制度和社会变革。反过来，鉴于邓小平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做调查研究工作而是热衷于打桥牌，若不能证明邓小平“天生就是脑袋特别灵”的话，以少数人的固执非法去排斥多数人的意见，对国家和民族远非幸事。不仅仅是分田这样一件事，改革时代的重大决策都没有没有经过党代会和人代会相关程序讨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赵紫阳曾对人讲过其中的缘由：“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邓商量好了再开。’”[16]由于邓小平等人退在幕后，面上的一线领导人都没有决策权，所以也就无所谓代表会讨论和通过了，特别是邓小平为了自身影响最大化，达到由他一个人当总设计师的目的，竭力避免和反对开会，借以避免陈云方面人士和地方领导人有机会参与意见。从分田决策开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起草文件，下面各级官员跟风执行文件，凡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官员就“让他靠边站慢慢去想”。

结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间，以普通党员身份威胁中央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事实，人们都清楚邓小平几十年来热衷于以组织手段去保证政策贯彻，这就很难让人把邓小平看作合格的领导者而不是权术家，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要能够凝聚大家的意见并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追随他完成所需的变革，而一个权术家则仅仅能够顺利地排斥不同政见者而已。从邓小平重用胡耀邦这样的勇敢分子来看，这些人只知道用权力垄断话语权，不能够创造性地帮助邓小平去完成说服多数人的工作。应该说，邓小平的权术家形象一半是自己塑造的，另一半是他重用的胡耀邦等人未能完成宣传任务塑造的——这导致邓小平至死未能获得人们的自觉跟随，而只能以组织手段去臧否官员，通过权力地位的给予和剥夺来选择那些原则性最少、对权力和官位最为热爱、跟风精神最强的劣等官员组成执政阵容，造成一种逆向选择态势。由于分田政策得不到明智干部的支持，湖南省委一直顶到1984年，后来胡耀邦本人亲自跑到湖南省，蹲了好几个月，宣称不把田分下去就赖着不走。由于缺乏说服力，由于不能说服多数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所谓“民主”和“开明”政治姿态，也就有了上限。

邓小平自己隐在幕后，把胡耀邦推上政治前台，结果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连邓小平自己也被他拖累。而且，胡耀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说服力，又要主流经济学家搞理论包装，结果拖累到主流学界的声望。杜润生雇佣国民党“十大反攻救国英雄”之一的林毅夫先生为小农经济辩护，林毅夫用博弈论中间的退出权来进行理论包装，结果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17]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组织了六篇论文围绕林毅夫理论造假进行讨论，[18]那个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也就在美国广为人知了，这可真是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二○○九年七月五日

二○○九年七月六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