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研究中的视野屏蔽与问题意识局限

[内容提要]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日益形成一股热潮，而研究者的视野和问题意识，都与中国现实的农村农业状况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地位、农民的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涉及到相互牵连的方方面面，但是研究视野却集中在几个非常单一的问题上，而且研究结论往往仅与研究者的嗜好相联系，完全与现实脱节。农村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学界却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没有进行像样的反思。本文试图对此现象作出初步归纳和描述。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issues have gained spotlight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vision and issue-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prospect of peasants, etc., all these big issues have escaped the narrow and simplified vision of the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predilection. There are some structural issues which have lasted for over 20 years, but have so far failed to stir the mind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前不久笔者在武汉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主持人可谓煞费苦心，把来自不同省区的基层干部、国内学界名家及相关负责同志邀集在一起，就“三农研究”问题进行交流。会上一个基层干部说“我们也不反对各位专家主张的国家退出，社会跟进，可是社会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找不到呢？”这个发言很深刻地接触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也很清楚地暴露了简单地套用“国家――社会二元叙述”模式进行“三农问题”研究的局限，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回应这个重要问题。本文就为什么现实问题没有人回答的原因，做一点分析，同时试图对这样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并结合自己的职业农民经验，就“三农问题”提出一些基本判断，以此就教于学术界的方家。

一、  对中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个人判断

分田到户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是向一种竞争性的方向转换。竞争性体制便于精英阶层，把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通过改变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来“变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财富和物质资源的分配规则――无论是由政治体系决定的、还是由市场体系决定的分配规则，都是相应地向有利于社会上层的方向倾斜，结果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更加集中于精英阶层，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因此被铸就，也因此强化了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农业和农民，农村的衰败过程就不可避免了。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在经济上的分散化，也相应决定了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无法抗衡基层干部依托政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因此过度提取农业有限剩余就成为可能，这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李昌平为此大声向总理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最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和暴富群体，一方面是衰败的农村和没有明天的农民，这其实正是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必然后果：一个地方资源集中多了，必然是以其他地方所得资源减少为代价，毕竟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广大农村已经无法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改善，在失去了适当的资源支持后，不可能不与城市的鸿沟越来越大，呈现“断裂”状态。

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在政治上无法突破组织成本的限制，大宗农产品在市场价格与成本对比上也缺乏吸引资本进入的剩余空间，这是农民在现有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处于弱势地位的结构性原因。农民在全国资源分配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就是其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的，结果当然是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源，去维系或者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前述判断相联系，我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是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一个缩影，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突破僵化的西方现代化信条去看问题。

二、  在“三农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局限

三农问题的成因是农民在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与此相联系，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上，学者提出的对策也相应集中：要么是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是想通过村民直选干部方式，改权力“向上负责”为“对下负责”，或者主张取消基层政权并裁减干部，以减少提取；而针对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常常设想各种资本回流农村的方案，推动种养产业结构调整，并找出一些特殊地区的案例包装成为某种“发展模式”，在指望资本发挥作用之外，也还有指望基层政权的，希望赋予基层政权以发展经济的职责，以改变个体小农在市场中间的弱势地位。

非常遗憾的是，寄希望于资本者，显然是忽视了农业的收益率水平对资本有没有吸引力这个根本问题，而寄希望于政府者则忽视了政府是否具备组织农民发展经济的权力和能力。在这个努力方向上面，最有成绩的是中央台经常出现的“富民新闻”，问题乃在于：学者与那些整天到处找“人咬狗新闻”的记者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本来1983年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否定的就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把“政企合一”的公社体制废除后建立乡政权，取消基层政权的经济职能，同时把农业生产的主体，缩小为单个农户。许多研究者在农村实地调查中间看到，单个农户确实无法满足市场对经济主体的要求，指望资本或者政府发挥作用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根据许多农村调查的案例显示，基层政权参与发展经济的努力过程，其结果非常不乐观，是带来乡村政权负债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许多调查案例都揭示，1990年代许多地区对乡村强行赋予经济发展目标，并使用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指标来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区，乡村这样的小地域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地方政府无法象中央政府那样通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节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这样的要求只能是促使政府重新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此而订立的各种考核指标，实际上是默认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进行“乱收费”或者举债来搞“政绩工程”的合法性，许多地方还频繁出现了“逼民致富”以突出官员个人政绩的恶劣案例。在发展村级经济、消灭“空壳村”的口号下进行的创业风潮，在助长了摊派和搜刮之风之后，并没有因此形成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很快陷入破产。依靠视野和见识都非常有限的地方官拍脑壳出的致富点子和项目，失败倒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真的奏效了肯定是一个意外的“低概率”（大概跟“人咬狗事件”的发生概率差不多）事件，中央电视台记者去追踪报道是有道理的，因为低概率事件总是就格外具有新闻效应，学者似乎不必跟风。大量借债进行的投资无法收回，使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背负的债务急剧上升。目前乡村两极债务非常沉重，许多人估计在4000～6000亿元之间，这比在大跃进时代干部搞瞎指挥带来的损失和后果都要严重得多。

在寄希望于基层政权的希望落空之后，一些研究者也寄希望于资本，设想种种在资本主导下的“公司＋农户”模式。资本总是要“从收益率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益率高的地方”，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产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这必然导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将继续要高于国际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进口的海外农产品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农业的高成本是难以在市场价格中间得到足够补偿的，这注定了中国农业特别是大多数农民所从事的粮食种植业，其投资收益率会相对低下，因此正常的资本流向只可能是由乡村到城市，而不可能反过来。

今天中国的农业要在仅仅占世界7％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的资源条件下，给占世界22％人口提供粮棉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要保证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就要求单位面积上的产出达到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倍以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必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已经取得了人均粮食略高于世界平均数的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意味着中国农民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数量三倍的劳动、技术、化肥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灌溉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都是适应土地报酬递减的现实而作出的对应措施。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还要求进一步上升，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还要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单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市场成本落差还要进一步扩大，这都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

而随着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上升，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这就是恩戈尔系数跟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的规律。在农村和城市的交换关系上，农民出售农产品取得收入注定是跟不上城市收入水平增长的。最近几十年来农业总产值在GNP中间的比重节节下降，至今已经不到15％，作为营种植业的农民在国民财富中间的分配份额，还将会节节下降，由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增长，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将相对下降，这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不可能通过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来全面解决，1990年代肉蛋奶等转化食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才是市场规律的真正体现。

学界针对农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民主”和“自治”研究很热门，似乎只要改变了村级干部的产生方法，农民就可以免于强势群体的过度提取。“自治”出自一部行政法律，援引过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是极为不严谨的，在学者们的一些研究过程中，往往发生“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根据这个理解去搜罗材料，最终陷入一种“自证自明”的怪圈，在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突出一个典型的“假大空”问题。农民并不在处在国家政权的覆盖范围之外，怎么可能自治呢？村级政权在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之后，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已经在家庭内部解决，已经无关乎“村治”了。基层政权无论国内还是海外，都不可能被赋予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村”事实上也没有被赋予日常治理事务和施政权力，农村的争执和矛盾调解多数也是在“初级群体”内部完成，言说村民“自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道义立场。

突出民主选举和自治这样的话题，实际上是援引表面上的道义立场去选择话题，并且在学术界确实因此把一些相关话题给予了过分的重视，结果是淹没甚至否决了真正的问题视野。农民假如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努力，那么这样的努力应该在什么领域进行，是生产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其他的重要领域？这样的努力在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现实条件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能够为农民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能解决农民需要的迫切问题吗？即便是一个村民委员会是经过直接选举产生的，这样一个村民委员会能不能、或者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体现村民的意志？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研究者去深入追问的。

一些选举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在特定的派性或者宗族动员因素下，有时候也对选举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对选举结果也不是不在乎。而问题仍然在于即使他们选举了自己想要的人，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比如农民最关心的子女就学问题、医疗问题、家庭难以承担意外风险的问题、土地退化和水利设施失修等重要问题。没有一个生产性的经常组织作为依托，不管是什么样的选举结果，都难以解决对农民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村级政权的上级组织，对村官的制约显然要超过选民的影响，共同点是没有对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村级以上的官员对于村级政权的要求是二十年不变的：当好上级政府的基层收费代理和完成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材料：表明村级政权已经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改变了“对上负责”。

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指望通过直选村委会成员或者再更进一步直接选举乡长，来增强农民对官僚精英群体的谈判地位，从理论上讲任命制下的官员是“对上负责”的，而海选产生的官员应该向选民负责，体现民众的意愿。把这个实践中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得到部分或者全部解决是容易的，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即便是把海选制度延伸到国家政权级别，也根本就无助于控制政府支出的膨胀。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功能膨胀、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民主政治的作用过程与机理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原因在起作用：一是政治活动中信息获取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较少的受益人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人所受的损害。三是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组织起来的开支，因此少数受益人比多数受损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为增加自己的利益进行政治活动。所以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赞成政府增加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比企图减少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也有效得多。如果美国学者分析能够成立的话，或者这样的分析能够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话，哪怕直接选举发展到中央一级政权都是不行的，农民是永远没有希望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的。看一看那些诉说在政治上只要有民主选举就万事大吉的瞎话，看一看那些在经济上鼓吹“拉动内需”和考核政绩的理论，哪一个在客观上不是为“政绩工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寻租”提供合法性辩护呢？在民主之类的美妙旗号下说话和做文章，显然就具有了道义高度，研究者可以方便地把对真问题的艰难探索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来进行低投入高产出的学术成果制造过程，满足自身的职业利益需要。

总体来说，许多研究者寻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根本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设想是真诚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由于无视农民和农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所具有的结构性质，试图通过简单的程序或者制度调整得到普遍解决，在完成叙述时就无法不依赖“特异”案例，多数是走上了与中央电视台“富民新闻”差不多的路子。

迫切需要反省这种“撞击―反应式”的研究视野，这种注重单个问题，或者仅仅就问题本身展开“近距离”设想，忽略了农村现实的要求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研究不仅丧失了适当的前瞻性，而且也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批判视野。例如过分强调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在关注农民负担问题就建议把政府撤销，在看到了单个农户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时就指望政府出面进行组织，结果得出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这提醒学者们要确立完整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上走出过去的局限。

三、  在研究视野上的自我屏蔽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是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剩余有限，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很多，这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能够为农民带来福利改进的政府管理和组织工作，肯定是要在如何有效利用农民大量的剩余时间上去做文章。如果基层政权不是生产性的组织，可以肯定是难以增加农民福利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机构显然以“小”为好，运行成本以低为好。

今天的乡镇政权体制，就是体现西方现代管理信念的“科层制”模式，政府机构按照“分权”与“监督制衡”的要求“叠床架屋”地设置起来，结果带来了官员数量的急剧膨胀。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专职干部，设立乡政府的时候机构定编却有30多人，结果是乡镇政权在取消了生产指挥职能的情况下，人员急剧膨胀增长300%以上。

而原来由人民公社内部“8大员”（如农技员、机械员、植保员等）承担的农业技术服务职能，也根据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需要，各自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就是通称的“七站八所”，这些机构为了能够覆盖农村的广大区域，大幅度膨胀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为了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和风险，这些机构也往往依靠地方政权的收费体系，向农民收取固定的费用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结果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其他吃皇粮的官员一样，也参与榨取和瓜分农民的有限剩余。

换言之，1980年代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按照现代化要求是给剩余非常有限的农民，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一个高成本的市场服务体系。结果是在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的同时，服务和管理的效果却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持续恶化。许多人都能够认识到：乡村财政由于要面对分散的广大农户，实际上收税成本非常高，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最好是取消农业税。然而在谈到农业技术服务的时候，一些人就忘记了各种市场化的服务机构，实际上也一样要面对这样的高成本困境。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服务只面对生产队，因此服务对象数量只有分田后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服务实施过程中间，服务人员不需要考虑合同管理和资金结算，生产队也多不会对公社违约，服务提供的一方也不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因此服务成本当然就非常低。所以迫切需要从服务农业和农民的起点出发，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着眼，检讨这些“不容置疑”的西式现代化信条。

由于研究者自身特有的“现代化眼光”的局限，在问题重重的“改革措施”运行了二十多年后，即使恶果已昭昭在目，但学界的反省和检讨却迟迟没有进行，因为管理科层制和服务市场化是作为西方现代化信条的两大支柱，从来都是“免于怀疑”的对象。而温铁军先生的务实研究则指出：中国剩余很少的个体小农是无法支撑现代化的高成本制度模式的，这种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认识，因为不符合西式现代化信条，在学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完全拒绝考虑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实现方式，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合作能力完全不做分析，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提取与农民负担这一对立上面，研究者很容易地就作出了“取消乡镇政权”的政策建议，而完全不考虑农业发展是否需要政府参与，他们从不肯反省“科层制的现代政府模式”开始，现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无政府主张。至于农民之间是否需要进行合作，农村可行的合作组织将如何成立，服务和管理应该设置在什么层级，研究者几乎不予考虑。

剩余很少的小农无法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中国虽然有2000多年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也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什么像样的农民经济组织。而且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单位内，不仅无法支付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学习成本，连传统耕作技术都不能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顺利进行传递了，因而普遍发生了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许多人喜欢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美国也都是私人家庭农场，没有什么合作组织。恐怕不是农民不愿意合作，而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成本无法解决。在乡村组织的管理中间，由于农民剩余很少，很难通过成果分配差异建立起“金字塔”去引导人们的行动方向，从而使得最有效的管理手段“物质刺激”难以实施；“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村不发达，舆论相对自主，可以作为对管理者的监督措施起作用，但是难以针对被管理者。因为有这两大困难，农民的组织恐怕就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赋权”和外来的管理权威。农民的合作组织，古今中外都是例外，人民公社时代的普遍组织化，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解决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来源问题；也同样是依靠外部强大的舆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是压制了农村内部难以为管理者所控制的“自主舆论”，结果是在不使用成果分配作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情况下，免除了农村基层管理中间难以解决的管理难题。

在农业这样的低技术产业里，农民通常居住在一个“半熟人社会”里面（贺雪峰教授的研究成果），“信息不对称”没有多少现实基础，群众舆论是基于“自主认识”的，基本上不受精英操控，反过来群众舆论对精英还可以实施有效的反向监督。发生在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跟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起成长起来的，由于现代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分配范围急剧扩大和分配规则相对隐蔽，人们不仅难以把握自身命运，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已经发展到普通人难以理解自身处境的程度，这是社会科学繁荣的社会条件。乡下人的“不明白”的地方远远少于城里人，因此发展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流行“学术”，并发展由精英操纵的舆论就比较困难。乡村社会的特点，使得舆论调节作用很大，农民多借以进行相互规制和自我调节，个人行为以“自律”为主；只有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面，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主要依靠契约和法律调节，人们的行为调节才转而以“他律”为主，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一个重大区别。乡村社会相对有效的自主舆论作用，可以作为对干部的反向监督资源和激励因素，在这里可以找到建设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契机。

从农民在政治和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着眼，许多人都认识到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组织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要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去寻求合作努力的机会和空间。与民主的信念相联系，多数人总是顽强地寻找农民自组织的路径，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2000多年小农经济的历史，对照看一看西方国家的情形，就知道这种自组织的指望不大。目前在农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已经对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宏观上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但是失去了生产队这样的生产性合作组织作为依托，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村干部，都已经难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了。这个课题是不能回避的，迫切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

研究者的自我屏蔽，不仅存在于西式现代化的两个基本信念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后“农业增产”的原因分析上。对于粮食增产过程，主流改革舆论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先是说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影响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因为这个解释的理论高度也不够，高层官员感到不甚满意；后来林毅夫先生用“退出权”和“监督成本”去解释生产队内的劳动低效率，虽然这个假说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但是由于主流舆论的大力宣传，长期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作为“真理”来接受。

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受命领导一个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温铁军等人，希望通过实证分析以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的是生产队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林毅夫也始终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先期提出的假说却被当做理所当然的信念，成为一个学界共识。这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间不小心漏出来了一点：“林毅夫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尽心监督的成本太高。……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生产队没有效率，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在通常的舆论中间，就把监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推倒为必然没有积极性，结果简化为劳动投入不足。学术界20年来始终拒绝对农业的要素投入做具体分析，对土地、劳动、资源（如化肥、农药等）、技术和耕作制度等的变化，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把特定时期的农业增产完全说成是制度原因，结果形成一种农业上的“单一政策”主张――只考虑农民的收入与劳动对应的激励关系，完全拒绝考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问题在于这个“单一政策”的效果也得不到实地调查的印证，对最近20多年来的单个农户耕作程序分析，发现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不仅在分田之后没有增加，反而急剧减少（与化肥大量使用之前相比）。

分田到户前后田间管理作业程序的变化：笔者是职业农民出身，既在生产队的田里干过农活，也种过责任田。笔者的老家是水稻产区，稻谷在当地占农作物收获量的80%以上，兹以水稻种植为例来比较分田前后的作业程序变化。在生产队时代，早稻插秧之前，水田要“过两遍犁”（一遍犁包括犁、耙、耖三道作业程序），今天插早稻秧只“过一遍犁”；在生产队时代，秧田除草以人工薅田（一般每季水稻需要进行3-4次）方式进行，今天老家的农民已经大量使用除草剂；在生产队时代，水稻需要进行中耕晒田，即在秧苗完成分蘖之后，在田间开沟放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蘖和促进水稻根系发育，今天已经普遍省略了这一程序。在生产队时代，插晚稻之前，至少要“过一遍犁”，现在农民普遍只使用“辗辊”把早稻的蔸子压下去就插秧。平均而言，在生产队时代，种双季稻每年需要在每亩水田上投入70-80个“有效工作日”（当时许多“平工”的实际工时效率不高，如果考虑无效工时，则每亩工日当时在120-150左右），今天每亩水田投入的有效工作日不足40个，农民在单位面积的水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几乎下降了一半。农民自己决定的劳动投入，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边际产出支持的。看来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是有道理的，农民只有在劳动投入增加的边际产出大于“负效用”时才会增加劳动投入。比如每增加投入一个工作日，水稻产量增加要在5公斤以上（按照去年的价格价值人民币4元），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农民则放弃增加劳动投入。今天的农业产量增加，完全依靠增加化肥的投入增加，从分田开始，当时每亩水田单季施用的碳酸氢氨（一种氮肥）平均在30斤左右，今天已经需要120斤。相比较而言，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少而且对土壤的副作用也小，今天单纯施用氮肥已经难以取得好的增产效果，农民开始大量使用钾肥和磷肥，这两种化肥对土壤的副作用要大得多，特别是过磷酸钙极其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在生产队时代每年都要进行部分的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作业，今天已经完全停止。在生产队时代普遍种植紫云英（一种绿肥），今天基本上看不到再有人继续种植了。当时对堰塘定期（一般是隔几年）就要进行清淤（淤泥还可以作为农家肥使用），今天也完全停止了，去年和前年的大旱在笔者的老家带来的灾情极为严重，就是因为堰塘严重淤积（分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清淤）失去储备水源的容积，而且大型水利工程和远距离输水渠道也年久失修共同造成的。由于农民现在既不进行中耕晒田，冬天又在田里蓄水，土壤全年都浸没在水下，以至于许多农田水利专家担心这会带来土壤潜育化（即发生沼泽化过程）。

今天每亩投入的年劳动日数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减少，大致上可以认为进一步追加劳动日投入所取得的净收益，抵不上农民从增加劳动中间感受到的“负效用”，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将自动选择停止投入，这个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水平，应看作农民自愿选择的均衡点。过去20年的粮食增产，与劳动投入变化的关系不大，而与化肥投入增加的关系则十分明显，1984年比1978年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了96％，1998年比1978年增产70％，化肥施用量却增加了362％。

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曾经是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在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方面，由于需要在短期间段内（例如冬季休耕或者季节性的休耕时期），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日。土地平整还常常要涉及到相邻地块之间的占压问题，今天的单个农户之间，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利益协调和劳动力动员问题，在分田之后几乎所有形式的中低产田改造工作都已经停止。改革前后的经验事实，已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中低产田改造无法在个体农户的家庭里顺利完成。

许多人忽视进行土地改良所需要劳动投入条件，忽视农民选择的劳动投入均衡点，实际上是希望在简单的“收益激励劳动投入”公式下，由农民主动选择无限制地投入劳动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拒绝考虑国家对农民提供适当的帮助和保护。今天化肥对农业的增产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再对农业和粮食问题掉以轻心是非常危险的。

学术很难中立化，也很难避免去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似乎不必苛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理应进行全面反省，需要真正的“科学态度”去充分认识现实，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四、  三农研究中间常见的话题筛选机制与“话语霸权”影响

调查和研究工作是辛苦的，特别是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就难免有“世间好语书收尽”的困惑，既要小心地避免重复前人，又要在多变的时代去把握复杂的世界，就学者自身而言，很有心劳力拙、计短日促之感叹。职业方面的竞争压力又大，即使在不自觉或者潜意识的状态下，寻求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研究路径，对研究者也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寻找一个道义立场，以此去代替严肃的思考与追问，然后放弃深入的调查取证工作，放弃在纷繁复杂的学术资源里认真取舍比较的过程，建树一种“站在多数人一边抨击坏人”的姿态，选择“做好人”去代替“做学问”，这是三农研究上学界屡见不鲜的弊端。最为奇特的景象是还有许多著名专家，要在中国还很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为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晚期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制度模式，寻找制度引进依据和实践土壤。在研究上也许真的难以避免各种选择机制，学者本身的兴趣和偏好也很难不发生影响，研究终归还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说话和立论太离谱毕竟不好。

在三农研究领域，说话和立论比较离谱的现象有二：以偏概全的研究倾向和话语霸权的作用。以偏概全主要是个人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而话语霸权的作用则影响着学界的风气。

曹景清教授曾经用一个人们所熟悉的“人咬狗”比喻，来说明“以偏概全”的问题：“人咬狗”是极低概率事件，因而非常具有新闻价值，是新闻记者追寻的对象；而“狗咬人”是低概率事件，在社会科学系列中间，是法学家关注的社会纠偏机制要起作用；而大概率事件则是“人不咬狗，狗不咬人”的和平共处状态，这才是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的着眼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始终要落实在多数人和多数情况下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切忌以异乎寻常的人和异乎寻常的事作为对象，并以此去导出一般性的结论，违背这样的规则就难免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例如对于中国农村70％以上的土地和农民来说，是必须把土地用于种植比较收益很低的粮食作物，否则将无法满足中国庞大人口的需要，中央电视台经常出现的那些因种植结构调整产生的“富民新闻”，即便是都是真的，但是其推广和学习价值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基本上等于零，跟“亩产万斤”的实现概率也差不了多少。为了规避这一缺陷，要时常追问自己是不是把“全国农村和农民的大多数”作为考虑对象。

在常见的“以偏概全”之外，更有“话语霸权”对研究者的影响和主导，前文分析的“作为西方现代化信条支撑的科层化管理和市场化服务”就是受这样的“话语霸权”主导的结果，明明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研究价值，却长期得不到反思和纠正。

在“三农问题”研究的有限学术资源中间，研究力量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话题上面，这些话题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呢？

曹景清教授把“话语霸权”建立机制，概括为相互联系的两个程序组成：一是话题筛选机制，即什么样的事实成为研究者和学术界关注的对象；二是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就是筛选机制和解释机制共同构成话语霸权，总是要筛选一些事实同时罢免一些事实，而对被筛选出来的事实如何解读并演绎，都是有特定的选择框架起作用的。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间，实际上话题极端地集中在政治领域，特别地是集中在民主和直选方面集中了相当多的研究，学界的研讨会、出版的专著和论文乃至调查材料都非常的多。这个除了西方主流话语的影响之外，相当多的境外研究经费对特定话题的选择性支持起了很大作用，福特基金会每年就有10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专门针对村民选举话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话题筛选机制，本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力投入就很有限，再在这样大笔外来资金推动下实现话题选择，就极大地左右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方向。

“三农研究”中间的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话题上，就集中地体现了“话题筛选机制”起作用的成效，结果使得这样一个话题在中国的学术界空前热闹起来了。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民主的希望，中国将在政治民主方面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样的筛选机制作用下，一切重要的负面因素都被屏蔽在研究视野之外了，甚至相关制度需要的特定条件和起作用的机制都被屏蔽掉了，使得这样这个研究变成一个颂歌或者凯歌独奏的领域，与主流舆论一样起着同样的纯粹帮腔作用，严谨的学术探讨和研究甚至因此显得很不严肃。做研究得出结论应该能够经得起实际的检验，也要有打算去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现实，而不是故意把水搅浑，把现象突出出来的同时却把问题的真正原因从人们的视野里屏蔽掉。

在这样的筛选机制作用下，中国学术界在三农研究范围上极少和农民自己看重的问题重合，唯一的例外是农民负担问题。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农民自己的看法与专家的看法也是天差地远。在农民看来，负担沉重的原因非常清楚：就是“吃皇粮”的人太多，而且这些人的工资又越来越高，当官的又越来越贪，使得他们要向农民收取的款项节节攀升。这样的分歧和差距存在，作为研究者需要检讨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底线。

在民主这样的话语霸权的背后，研究者只肯定农民之间的自组织行为，否定一切外生型组织的地位。如果把这个逻辑完全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经济中间去，则企业和政府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即便是私人企业也是由资本主导完成的外生型组织，而政府直接就是权力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对于仍处于自然经济阶段中的中国农业和农村而言，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历史告诉我们农民实际上无法顺利完成自组织过程，否定了外生型组织，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农民完成组织的渠道。

确实内生型组织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要好一些，许多人愿意把眼光全部盯在内生型组织上，但是内生型组织并不是在真空里面成长的，无法避免与外生型组织的纠葛。如果组织强有力的内生型组织，足以强化农民的谈判地位的话，所需要突破的正是外生型组织的障碍。毕竟在政治上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是绝对地具有排他性的，内生型组织在农村的兴起和影响力的成长过程，必然伴随着基层政权组织的影响力的衰退和瓦解，这样的过程肯定不会是水到渠成的，肯定要受到基层政权组织本能的反对和阻扰。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内生性组织去替代或者接管政权组织的影响和组织能力，实际上是希望一个强大到足以瓦解现政权的自组织出现，这样的组织确实在历史上出现过，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军。一些研究者从追求自组织型的民主和排斥外生型组织开始，结果却在逻辑和事实上盼望着革命时代的强大内生型组织降临，这样的胡言乱语和头脑发昏竟然长期在中国学术界通行无阻，实在是叫人吃惊。

五、  一些研究者“制度激进主义”姿态的背后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都不需要特别提醒：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大同社会了，所以现实的社会不仅有阶层分化还有无处不在的竞争。而在学术研究的最后，即使是一些专业的研究者，也往往难以避免给人们一个“大同许诺”，这已经是学界的通病了。

最常见的情况是，在对问题和产生机理做完描述之后，研究者往往针对问题提出一套制度解决方案或者程序，研究者常常有难以遏制的冲动去告诉人们：只要按照他们指导的方向努力，就会使得这个社会的竞争消失，而不是竞争方式转化；使得强势群体的优势地位不再起作用，而不是换一种方式继续起作用。研究者为了自己的“大同许诺”能够让人们信服，常常喜欢给你讲几个故事，这些故事中间往往有好人，通过实施好制度，结果把原来的黑暗世界改造得一片光明。问题在于这样的案例，具有多大的推广价值，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算不算是一条有价值的出路？

由于不可遏止的“制度万能”冲动存在，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间，情形很难让人满意，研究者总是表现出政治和制度上的激进主义，常常把“制度变革”作为追求的全部，总是去追寻一种完善的制度，即使针对一个特殊和具体的问题，他们也往往建议在现实中间实现根本型制度变革，引入一种全新的制度模式。如果有人进行质疑，研究者常常离开研究的常规，拒绝就制度的实施成本和社会基础作出深入研究和回答，而是退守在“捍卫人权”的话语里，规避研究者应该面对的问题。为了规避问题和追问，许多研究者甚至事先就进行道德高位与道义立场的设定，与流行的西方学术资源和路径保持一致，致使研究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现实，沦落为根据某种西方理论发挥的“读后感学术”，或者是根据某种理念去搜罗资料的“专案组学术”。

“制度和体制决定一切”是中国“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的最强音，宣传“制度和体制决定一切”曾经是为了把官僚精英群体应该承担的执行责任洗掉，进而把历史责任推卸给决策者，换句话说，“制度和体制决定一切”是为了否定广大执行者应付的责任，主要是服务于把历史责任推给毛泽东。除非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为零，否则决策者将无法完全控制执行者，执行者也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而不必过于担心受到决策者的制裁。从历史起源上看，这样的思维方式本来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而“量身定做”的。学术界接过这样的“旗帜”并长期“高举”，显然有为自己职业利益辩护的考虑，设计方案或者制度，书写规则或者章程，乃是知识精英的工作特点，如果制度或者体制就决定一切的话，这样的“脑力劳动”的价值就要大大升值了。舍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隐蔽心理诉求，如果体制真的决定一切，那么只要找到或者设计出一组合理的程序，就能够消弭人世间的一切矛盾和纠葛，解决一切冲突和竞争，世界可以方便地归于“大同”。

与“制度决定一切”相联系的思路，还包括划分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民主和人权理念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实际上都是一组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程序，这样的程序要起作用，甚至特定程序和制度的废黜和确立，都从属于现实社会中间不同利益群体的力量对比，对于维护弱势群体权利和地位的程序，必须能够排除其对立面――优势社会群体或者精英阶层的阻扰，毕竟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中间，一方的所得就是对垒方面的所失，伸张了农民的权利就是限制了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优势，减轻农民负担，必定要以降低官员和教师等的工资和福利为代价。“制度决定一切”的思维，实际上是指望在某一组特别的程序里面，要精英阶层的优势自动地失去作用，或者在这样的特定制度框架里，精英阶层自动失去了竞争意志，或者精英阶层由原来的“经济人”摇身一变成为“道德人”。

人世间所具有的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实际上不过是依托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进行的，按照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总结，优势主要是依托“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建立起来的。因为交易费用不为零、信息成本不为零，精英阶层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能够解决组织起来的成本（交易费用）问题取得力量优势，实现“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多数”，精英阶层也能够突破信息成本的限制；而平民阶层的弱势地位是无法突破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限制，在组织程度上达到精英阶层的水平因而处于弱势地位。

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是“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中国人也曾经相信“鬼神”是法力无边而且无处不在的，只有这些才不受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限制。相信在某一组程序底下就能够实现公平，实际上是假定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在这种条件下为零，那么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力量和信息差距不再存在，这实际上是假定“上帝”和“鬼神”又回来了，不过这已经不复是尘世和人间的景象了。当然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只关注生产费用而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不过这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1990年代以来，主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科斯、道格拉斯和其他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学者如斯蒂格里茨等，连续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确显示了他们的研究成就和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视野。

加重农民负担不是因为官员被授予这个权利，或者农民有这一义务，而是农民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对抗。相反实现土地私有化在名义虽然肯定了占有者支配权，但是并不能改变农民在依托政权的官员面前的弱势地位，也当然无法阻止官员扩张自己的利益边界去剥夺农民。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带来的问题，当然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在越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精英阶层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份额就越大，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就越发明显。没有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实际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和法律就越发要受到精英阶层优势地位的挑战。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其中头脑清醒的一些人，实际上要做的是：给老百姓一张选票，以周期性的追认精英阶层的政治优势地位，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给他们。所以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必须要区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实质民主是肯定多数人合理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程序民主只是一组政治参与程序，程序要服务于实质，没有实质的程序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主张实质民主优先于程序民主，反对中国精英主义者以程序民主去批判和否定实质民主的取向。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为利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市场竞争态势，扩张强势群体的利益，一些头脑清醒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利用人们对户籍制度表面上的不公平感受，要在“迁徙自由”这样一个“相当正面”的口号下让农民充分进城，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条件下通过市场竞争，借以加剧蓝领工人的就业竞争，把所有工人的工资率降低到农民工的水平，把平民阶层的弱势地位发挥到极致，再把全部工人一举赶进“贫民窟”。天则经济研究所曾经召集过一次会议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并明确持有这个“把全部工资率降低到农民工水平”主张的，有清华的秦晖、北大的贺卫方和天则所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站搜索到他们自己整理的会议讨论记录《把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

个人权利是和保护自身权益相联系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制度，制度实施的效果如何，也是要看社会和市场条件的，所以要把研究深入到追问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上去，不要简单地停留在“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的层面上。这样的认识即使不算是错误，至少也是研究深度不够，在关于农民迁徙权利的讨论中间，充分说明了在“捍卫农民平等权利”的表象之下，还可以有些什么样的政策操作空间和政策效果，一些表面上符合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政策诉求，其结果恰恰是要以损害弱势群体实质性权利为代价。

六、  寻找低成本管理与低成本服务的实现路径

中国农业生产的剩余有限，无法承担高成本管理与服务。然而农业的生产发展又需要合作努力和技术服务，我们在前面谈到“高成本管理与高成本服务”带来的种种问题，现在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有没有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存在。

今天单个农户确实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中国是2.14亿个农户耕种不到1.3亿公顷土地，如果通过土地私有化方式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即使考虑户均3公顷的低水平土地集中，需要排斥的农民就高达3/4以上，离开土地的农民数量太大而且没有出路，即使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仅仅考虑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这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合作生产模式，实际上是要恢复生产队搞“社会主义复辟”。许多人可能会争辩说，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存在许多管理问题，在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也不理想，这当然是事实，然而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干部和群众不再在生产管理中间出现摩擦，但是体现在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背后的干群关系紧张，可以说是有增无减，这个问题不仅没有随着分田而取消，反而更加难以解决了。

看来群众监督干部的难题，并没有因为实现分田而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最终难以根本解决生产队管理给农民带来的不快和问题，那么就把这个作为合作组织的成本来加以考虑；首先在与非合作方式带来的代价进行比较之后，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同时也要与合作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看是不是可以部分抵消对合作成本的排斥。

合作有什么价值：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部分机械去替代最繁重的劳动，生产队比单个农户的规模要大几十倍，对于个体农户难以承受一些常见的风险：如役畜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等，是具有天然抵御能力的，扩大基本生产单位本身，就能够自然提高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这两者是无法以物质福利做数据统计的，但是农民并非不需要，是最现实的“非物质福利”。合作组织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学习成本，对推动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如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条件的；高扬程取水抗旱和机械脱粒曾经在1970年代实现了机械化的，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在资源消耗方面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大规模的生产队存在，能够带来对工业机械的需求，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享受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能够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有意义的物质和技术传递关系，避免城乡“断裂”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集体经济时代管理方面的重大教训就是：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毫无意义地要农民长年累月下田，因为最后增加的劳动投入实际上不可能导致产出增长，在这样的认识面前结果是农民干活窝工，不仅积极性丧失，而且导致农民对集体管理感到难以忍受。需要考虑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托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在合作组织里能够发展体育和文艺事业，让农民在生产之外能够实践有价值的生活样式。依托合作组织在农闲时期广泛开展体育和文艺活动，也是农民的物质福利难以提高的情况下，把增进非物质福利作为努力方向，去寻求人生意义的支点。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即使物质福利方面有进步，也要考虑这一方面的损失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同等收入实现的城市生活质量将远远不如农村。

农民要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努力，就有了如何让乡村精英在管理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问题，是不是必须制造财富分配的阶梯，去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使用，平民是否能够掌握有效的反向管理或者激励方式？这是寻求干群关系良性互动的关键。按照美国管理学家雷恩的见解，管理手段自古及今都没有什么创新，主要局限于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三种方式（见于《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根据毛泽东的总结，这三种管理手段可以归结为“物质刺激”和“精神鼓舞”两种方式，问题是在乡村社会“剩余很少”和“舆论作用很大”的现实中间，哪一种模式才是合适的？

精神鼓舞作为对乡村精英的激励因素来起作用，需要抑制干部和农民之间个人身份与地位的分化。例如在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享受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每个劳动日是由所在生产队记10分工，老师在放假期间还要与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中间的一员，大小队干部根本不脱产，公社干部和技术员多数人是半脱产性质的，多数是拿一点津贴，只有少数公社干部是拿工资。这个时候是存在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身份，就没有社会地位与身份分化带来的鸿沟存在，农民对他们的评价和友善态度对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受到乡村舆论评价的激励，真正的物质激励作用是几乎没有的。今天的干部和教师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与农民中间具有明显的阶层地位分化，只要有可能他们找对象都要避开在农村的职业农民，做房子往往要到县城边上去找地方，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民的评价，就不可能再象从前那么看重了。这个时候，乡村舆论的激励作用即使还存在也非常有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空前突出出来，真正的服务意识反而淡漠了，服务的素质和对农民的服务态度都相应成问题了。

从正面讲，精神鼓舞可以作为一种对精英的激励因素起作用，从反面讲舆论也要能够形成有力的监督。今天的干部和老师、医生对农民的态度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会身份方面的分化弱化了来自农民掌握的舆论激励因素，多数人对精英最有效的反向管理手段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因。这使得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之外，干部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结果推动了基层政权向利益主体方向发展。看来让农民自己当干部，农民自己当老师，消弭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分化，是反向监督与激励生效的前提，是乡村舆论发挥制约作用的关键。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干群关系向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成功经验的背后，就是要有意地防范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身份分化，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毛泽东时代在社会管理中，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措施，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和对象之间的意见交流方式。正如毛泽东所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法律是一种高成本的消极监督方式，对具有力量对比和信息优势的干部群体要实施“积极监督”，例如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包括规定企业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的保修期限，都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伸张弱势群体权益的世界潮流，在法律上则对强势群体很“不公平”。要解决对干部的反向监督问题，仅仅给群众一张选票是没有用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管理与监督中间去，在实现监督的方法上面，群众对掌握法律和经济管理手段都有现实的困难，舆论作用确实是最方便最有效的。脱离这样的乡村社区“舆论可用”的特点，去鼓吹什么高妙的民主制衡和依法治国，实际中的执行结果都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20年基层干部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和对农民的过度提取就是最好的证据。

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一些分析，下面就这些分析起点，做一些进一步的归纳。虽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农村要“多予、少取、放活”，但是“多予”肯定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可分配资源有限和农民处于政治和经济体系上的弱势地位所共同决定的。那么我们分析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服从农民数量难以大幅度减少，而同时流入农村的资源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限制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探求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同时根据历史经验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结论，农民是不可能完成自组织的成本和管理问题，那么农民的合作组织将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来解决管理权威问题。

我个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将更可能引发官员不对下负责，滥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也要比“自下而上赋权”方式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的分析前提是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问题的障碍，在组织起来之后的内部管理上，也难以利用“物质刺激”和基于舆论控制的“精神鼓舞”手段，因此外生型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我自己关于农村未来建设的一点设想，实际上也是复活了的历史记忆。是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所作出的艰难探索里程的反省与思考，是总结了公社时代给农民提供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经验――抑制身份分化发挥乡村舆论的激励与反向监督作用；也根据自己的感受，注意了当时农民最为不满的僵化管理模式――一年到头都要下田，所以突出了农闲时间的文化体育活动开展的设想。同时我的设想，都是基于农村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而且农业产出也难以迅速增长的限制条件。

曾经有人把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说成是“庄园经济模式”，就经济上注重合作与自给自足而言是有部分道理的，毕竟中国农业的商品化率比较低，只是没有给封建主预留位置，而且还要把取消公职人员“贵族化”作为努力方向。其实人世间没有多少新东西，人们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选择合作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担负管理责任，其他的选择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是大规模的私营农场，我是在认为私营农场不可行，一盘散沙不可取，剩下的选择无论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都恐怕和庄园有些类似之处，毕竟是一个在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组织。我对于一个组织形式是否很“前卫”很“现代化”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解决农村中国实际问题的组织形式。

在社会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工商业组织都是资本主导的，国企和私企只是资本来源不同，在运作方面都是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需要；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总是权力主导，运作资源来自某种形式的“税收”，舍此之外，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现实社会里早已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了，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叙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府背后起作用的是权力，而在社会和和所谓市场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这些叙述都是拿“权力”和“资本”的属性作对比。

资本进入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以农村教育为例，资本进入大概能够解决5％或者10％的乡村富人的需要，此外大量的农民是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资本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去完成这个任务，这勉强算是回答了“社会在哪里”的问题。而且在权力与资本的管理权威来源上，资本服从“所有权排他性规则”只能是“私器”，而权力从性质上来说是“公器”，权力当然也会蜕化演变成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尽人皆知的。

自从人世间设置了国家机器出现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一直存在被少数人垄断用以牟取私利的问题，正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社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世间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和话语权总是为精英阶层所掌握，也总是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而因此确立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也决定了多数人在精英阶层面前的弱势地位，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悬殊使得“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为可能。但是相比较而言，权力监督还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性质上决定了权力是“公器”，不涉及资本财产权和知识精英话语权的“自由原则”。只要考察一下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对程序民主迷信的人，要远远多余迷信“均贫富”的人士，民主之所以可以成为迷信的对象，其基础还是在于这样一个认识：权力就是公器而资本不是公器。问题总是出在权力使用方向上，而且权力的监督也确实有困难，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最近二十年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因此就试图避开权力去解决问题，那是比较幼稚的想法。许多人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多数人利益说话，却一方面要求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权力）退出，一方面要求市场和社会（实际上是资本）跟进，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傻子就肯定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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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国内“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主要观点和研究路径的把握，主要来自参加学术研讨会和研讨班中间听到的学者发言。这样来写文章，不仅可以避免烦琐的文本摘引，也算是做到了“对事不对人”。

老田的自画像

老田1990年毕业于武大经济系。在上大学之前做过三年职业农民，后来又长期在企业里面讨生活，因此老田在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就常常摆不脱这样的“个人特色”。这从坏的方面来说，是有很明显的“狭隘经验论”倾向，对“普世价值”注意得很不够；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运行现实有一些切身体会和现场把握，能够多那么一点点“实事求是”的味道。

老田思考问题的特点有二：一是比较注重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特别是中国经济处于国际分工底层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格外看重人均资源不足所必然会有的社会关系紧张；二是喜欢追问各种制度的执行成本与社会基础。换句话说，老田思考的多是“非制度因素”和“制度的前提”。由于老田的思考，总是要“加上”这两个重大的视野，又有着职业农民和企业职员的经历，因此在一些基本判断上面，就与主流学界有很大的落差，这些思考也许仅仅只有“案例意义”。

发表于《开放时代》2004年第四期。发表时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