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完的长征

——修水失散红军纪事

朱旭东

他们没能抵达陕北，却用一生走完了另一段“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但长征路上，无数红军将士九死一生，能幸存到达陕北的只是少数。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因各种原因与部队失散，未能走完长征全程。他们有的流落异乡，在敌占区艰难求生；有的被关押、服劳役，受尽凌辱；有的长期隐姓埋名，承受了额外的精神苦楚。绝大多数人始终坚守信仰，没有做出损害革命利益的选择。

赣西北修水是秋收起义率先爆发地、工农红军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兵源地之一，先后有数千名修水子弟随部队长征。他们绝大部分“北上无音讯”，成为无名烈士；牺牲在长征途中、登记在册的英烈不到20人；最终抵达陕北、有确切姓名的仅14人；长征途中流散、有明确记载和确切下落的，截至目前也仅统计到10多人。这里所说的“失散”，包括负伤掉队、被俘、被组织派遣后与部队失去联系等情况。

《修水县民政志》记载：1984-1985年，修水享受优抚定期定量补助的在乡老红军有74人(不含商品粮人口)。这是当时在乡老红军的总体规模，与前述数据并非同一统计口径。本文依据现有资料，选取几位略作记述，以见失散红军之一斑。

徐英才：参加“二苏大”的长征代表

徐英才，又名徐胜卿，1907年出生于东港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大哥是红十六军第七师战士，在反“围剿”作战中牺牲，被评为烈士。徐英才1927年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修水县苏维埃第一区工会委员长、修水县拥红扩红委员会主任、中共路口区委书记、修水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老红军徐英才(1907-1989)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共约700人。湘鄂赣省出席会议的代表60余人，由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金楼、劳动部长冷郭仪任正、副团长。代表按“苏区每十万人一名、军队每万人一名”的比例，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加本次大会的修水籍代表共4人，时任修水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徐英才是代表之一。其他3人分别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劳动部长冷郭仪、修铜宜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立生、修水县雇农工会委员长樊友义。

徐英才晚年接受党史调访，谈到参加“二苏大”时，记忆如昨：“代表们途经兴国，中央命令停留实习10天，参观、学习。那里工作搞得好，群众很热情，每家都准备了一壶米酒欢迎我们。从兴国到瑞金后，每个代表都发了一套蓝布衣裤、一床蓝被子。休息了一两天就开会。”

说到大会开幕和会场情景，他印象犹深：“第二次全苏大会在沙洲坝召开，毛主席作工作报告，博古讲了话，项英副主席主持会议。会议介绍了长冈、才溪两个典型。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会上还教唱了一首歌：劳苦工农，全苏大会开幕了!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完成中国民众的解放。”

“二苏大”闭会后，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局处于被动、节节败退的阶段。由于形势恶化，许多代表没有再回到原根据地，一部分同志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一部分同志到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徐英才被分到该校，结业后留校任党总支组织委员。

1934年10月，徐英才被编入中央干部连，随部长征。部队到达湖南宜章、乐昌境内后，他被组织派遣任中共湘南特委所属宜乐县委组织部部长，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三四月间，中共湘南特委和宜乐县委遭到敌人破坏。徐英才化名廖松材，找到原湘南特委的老郭(谷子元)、林长春(林伯毛)等同志，一道组织三四十名矿山工人，在广东乐昌、乳源一带打游击。游击活动很快引起湘粤之敌的注意，敌军反复“围剿”，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中共湘粤边工委决定将部分人员分散隐蔽。

此后，徐英才先后辗转广东乳源、湖南宜章、江西宜春等地，最后流落到南昌近郊乐化，以做铁路枕木活糊口。1940年冬，他回到家乡，以做木工、种田为生。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写给徐英才的信

新中国成立后，徐英才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先后任乡、区农会主任和土改工作组组长；后历任修水县渣津区副区长、十四区区长、区委书记、县民政局局长等职。1989年病故，享年82岁。据目前已知资料，他是修水籍长征红军中最先失散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任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致信徐英才，谈及他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习和长征经历。信中勉励他：“你还在继续参加革命的工作和学习，这是庆幸的事情，希望努力前进。”

冷绍清：长征路上的电话兵

老红军冷绍清(1914-1974)

冷绍清，1914年出生于白桥乡(今黄龙乡)洞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叔父因参加革命被挨户团杀害，冷绍清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31年，红军从他家乡经过，年仅十七岁的他邀上两个同村小伙伴，一起参了军。他起初在红十六军，后编入红七军，再编入红三军团第五师，分配到师司令部通信连当电话兵。

1934年10月，冷绍清随红军北上。血战湘江时，红军伤亡惨重，一线作战部队首当其冲，司令部通信连也好不了多少：从师部到各团的电话线断了接、接了断，常常一处刚接通，另一处又断了。

冷绍清和战友们顺着电线一路寻找断头，找到一处，迅速接上，又拔腿奔向下一处。敌人的炮弹不时在他们奔跑的身影旁炸响；而电话兵也是敌方狙击手重点瞄准的目标，随时可能被射杀，在炮火纷飞中，也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可他们全然不顾，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接上电话线，保持线路畅通，让师首长的命令迅速传达下去。一处断了，接上；再断，再冲上去。

红军进入贵州后，经黄平到达瓮安县境。红五师奉命在孙家渡一带策应红一军团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击退了黔军守敌，有效减轻了红一军团正面压力。面对乌江天险，红一军团只能靠竹筏渡江。强渡成功后，冷绍清和战友们随后也成功渡过乌江。

1935年1月28日，红五师受命在习水县土城东侧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祺部。郭部以6个团兵力发起进攻，双方展开激战。这一仗，红五师打得很顽强，冷绍清所在的通信连是战斗指挥链上的关键一环，任务繁重，气氛紧张。战斗中，冷绍清被派去向红十四团传达师部命令，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冲过阵地时不幸腿部中弹受伤。

土城战役后，红军甩开敌人，经云南转四川继续北上。冷绍清因伤情恶化，无法跟随部队行动。部队只好把他和一些重伤员托付给赤水当地可靠群众，每人发了两块银圆，换了最后一次药。

红军一走，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大肆搜捕寄养在老百姓家养伤的红军伤病员。不少伤病员被搜出，遭马刀砍头，甚至被集体屠杀。冷绍清养伤的那户农家心地善良，冒着风险带着他东躲西藏，才使他躲过搜捕。

冷绍清为不连累好心的农家，跛着伤腿沿途乞讨，兜兜转转，最后漂泊到瓮安落脚。他凭着在家学过的一点裁缝手艺，帮人缝补衣服，挣点微薄收入，勉强度日。

在瓮安落脚期间，冷绍清遇到了同一个师的战友邓流枝。邓流枝在黄平作战负伤后与部队失散，后来流落到瓮安，生活非常艰难。冷绍清在瓮安站住脚后，便把他接到家里，当作家人一样一起生活，邓流枝对此非常感激。

后来，经人介绍，冷绍清与当地一名王姓姑娘结婚生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解放后，冷绍清在瓮安参加土改工作，后被安排在瓮安县总工会担任副主任。1952年9月，在冷绍清坚决要求下，经组织同意，他告别第二故乡瓮安，带着妻子王永仙和孩子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此后，他一直在白岭区手联社和生产大队基层工作。

冷绍清革命残疾军人抚恤证

冷绍清为人低调，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向组织伸手。他和妻子育有六子三女，从没有利用老红军身份为子女安排过工作。大儿子继承父志，中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后来成长为国家干部。其他子女或工或农，一家人过着平淡而踏实的生活。1974年3月26日，冷绍清在家中病逝，享年61岁。

朱复兴：红军司号员的长征记忆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率先踏上长征之路。在这支队伍中，活跃着修水籍红军的身影。据现有资料，红六军团中的修水籍红军有5名抵达陕北，走完长征全程；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则不计其数。在修水籍北上红军中，红六军团是流散人员最多的一支部队。失散者中，有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机枪连连长樊发长，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机枪连一排排长卢裕生、团部人事副官杜炳、战士冷佩华等，朱复兴就是其中一员。

1983年12月，党史调查人员走访了长征失散老红军朱复兴。朱复兴少年参加红军，长期担任司号员，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在长征途中负伤，与部队失散。在这次调访中，他详细回忆了自己从参加红军到失散出狱的坎坷经历。以下根据访问记录整理：

我叫朱复兴，上衫乡下衫村人。1931年8月，我十四岁那年，参加修水赤色警卫营三连当兵，只记得连长是修水路口人，叫丁德甫。

1932年4月，我所在部队在渣津改编为湘鄂赣红军独立第二师，我在司号排学吹号；当年下连，在六团一营三连当司号员。次年二三月间，独立第二师与独立第一师合编为红十八师，我在五十二团一营机枪连当司号员，并担任连团支部书记。

1934年1月，红十七师五十一团护送湘鄂赣苏区代表团和湘赣苏区代表团去瑞金参加全苏代表大会，我们红十八师留在永新县，保护湘赣省委和湘赣苏区。在湘赣苏区反“围剿”中，我在永新艮子山左脚受伤，不久治好了。当时湘赣苏区只有十八师一个师，要阻击国民党军五个师的“进剿”，苏区步步缩小。直到萧克率红十七师回到永新，在沙市、里田交界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十五师四十三旅一个整旅，活捉旅长侯鹏飞。此后部队在金华山、官山洼一带与敌作战，双方停战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部队在永新县牛田地区为长征作准备：每个战士备好一袋炒米、四双草鞋、一个茶筒。我所在的一营营长是蓝雄，机枪连连长是吴坤。

1934年开始长征，到泰和县高背与敌七十七师罗林部交战，消灭敌一个整团，活捉团长李春江。经湖南桂东、桂阳、郴州，进入广西边界，打落李宗仁飞机一架。再经湖南通道，到贵州大港与敌李郭部血战。这时我担任五十二团机枪连团支部书记。

每逢血战，党员、团员要起骨干冲锋作用。敌军前阻后追，每天都有战斗，大港一战部队损失很大，我双腿负了重伤，蓝雄营长叫通信员赶快把我背到部队后方上药，又用担架抬我。行军途中，有时担架不能抬，他就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我骑。他对我很关心、信任，嘱咐不要把我丢下。我负伤后，跟随部队很久，直到贵州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休息了三天。

1935年3月，因战事紧张，部队急行军，经领导批准，把我们几百名重伤人员安置在贵州板桥一户贫农家里，留下一些炒米，部队还发给了证件，伤口也换了药。

队伍走后，当地保甲长把我们的炒米、证件抢走，连衣服都脱光，换破衣给我们穿，把我们送到当地乡公所。以后，又被押解到好多地方，最后关进四川秀山县的牢房；直到1936年5月，才被押解到修水牢房，前后共坐了17个县的班房。

那时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即将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修水县政府也没有怎么审问我，叫我请人担保，才把我放出牢房。

杜炳：从药店学徒到被俘红军战士

朱复兴所在的五十二团里，还有一位客籍修水红军战士杜炳，他不是在炮火中失散，而是在被俘后与部队失去联系。

杜炳，1908年出生，又名杜先异，1934年在长征途中被俘后改名杜子良。他原籍江西清江县(今樟树市)，两岁父母双亡，成为孤儿，靠亲房抚养到十二岁，此后靠帮药店做工、当学徒为生。

1930年5月，杜炳因生活所迫，经人介绍到修水县渣津街黄延寿药店当学徒。修水“红色五月”大暴动后，渣津成为修水苏区中心，他参加了苏维埃工会组织；同年10月，由方幼梅(曾任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革命烈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湘鄂赣红军独立第二师在渣津成立，杜炳参加了独立第二师。因当学徒时自学了一点文化，他被分配在该师第三营营部当文化书记，后到九连当文书上士。独立第二师后与独立第一师合编为红十八军，又缩编为红十八师，编入红六军团序列。杜炳在五十二团团部当人事副官，随部在永新、茶陵、攸县、安福、莲花一带与国民党军作战。

1934年8月，部队奉命开始长征。进入广西境内后，遇到广西敌军，打了一仗，红军无损失。到达贵州石阡县后，要过乌江，乌江被敌人封锁，部队难以渡过。红军派侦察人员探寻路线，部队在石阡附近休息两天。第三天继续前进，不料敌人在龙道街山上设下埋伏。等红军前卫部队走过后，敌人趁机袭扰中间的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部队；红军后卫部队赶不上来，中间队伍被敌人堵住，杜炳等80多名战士无法脱身，被敌人俘虏。队伍一时混乱，杜炳趁敌人不备，悄悄把自己的党证埋在田泥中。

国民党当局把这批被俘红军全部押解到长沙，再分别押回各原籍处理。杜炳被解到国民党清江县政府，关了七天。杜炳的叔伯姑爷卢继美在县政府做事，认出他后设法取保，将他释放。出狱后，杜炳无处安身，因懂一点药业，经人介绍到奉新县生源堂药店做帮工。

1938年7月，杜炳回家探亲，途中遇到国民党军队拉夫，被迫当兵。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1943年8月，他想方设法脱离国民党部队。此后，杜炳四处漂泊。抗战胜利后，他流落至湖南澧县煖水街，在那里安家落户，靠给当地药店做工为生，直到1949年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杜炳所在的药店关门歇业，他只得举家搬到湖北省江陵县菱湖农场生活。特殊年代，因杜炳当过国民党的兵，无法证明红军身份，被戴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吃尽苦头。

陆伟生：一个待考证的名字

杜炳虽然长期无法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但毕竟留下了自述材料，他的经历还能被后人查证、记录。并非每位失散者都能留下完整生平，陆伟生就是一个只留下名字的人。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份敌伪档案里，此后便下落不明。

敌伪档案《逮解共匪俘虏》文件

这份档案中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湖南晃县县政府以解字第(21)号文称：“贵州玉屏县政府照准，青溪、石阡等县政府逮解俘虏共匪李吉林、蔡凤起等解赴湖南晃县县政府(附名单)。”名单中列有“陆伟生，修水人”字样。查阅《修水县民政志》《修水党史调访》等资料，均未见红军失散人员“陆伟生”的记载。

陆姓在修水是小姓。石坳乡青源村虽有陆家塅这一地名，但据实地了解，近百年来当地没有一户陆姓村民。查阅《修水县姓氏志》，仅记载一户原籍丰城的陆姓人家，1968年9月才落籍修水。多方寻找，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任何对应线索。修水10338名在册英烈涵盖157个姓氏，陆姓无一例入列。卢姓不仅是修水大姓，而且烈士数量居各姓首位，参加红军的子弟众多。仅水源乡中塅村，就有卢德贵、卢仁义、卢永垂、卢金铭等多位在乡老红军。而“卢”与“陆”音近，笔者心里冒出一个想法：中塅村残疾长征老红军卢裕生说西片区口音，名字不仅与“陆伟生”谐音，而且有与部队失散的相似经历，有没有可能二者是同一人？

相关资料显示，卢裕生，号德恭，1907年出生，水源乡中塅村人。1930年加入三区四乡赤卫队，参与红军“两打长沙”战斗，后加入红十六军，在第九师九团一营、七团当战士。1932年下半年，任三区游击队分队长，后加入红十六军第八师，在四团一营当战士。1933年下半年加入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任机枪连一排排长，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长征。后在四川作战中头部负重伤，与部队失散，辗转回到家乡，终身务农。1992年5月逝世，享年86岁。

笔者又联系卢裕生、卢永垂等几位中塅村老红军的后人，并查阅《卢氏鑑裔统谱》(儒支卧阳分卷)中卢裕生、卢永垂的传记，同样未能证实卢裕生就是“陆伟生”。

敌伪档案“陆伟生等人的籍贯”记载

卢裕生是否就是“陆伟生”，目前尚难定论，至多只能说是一种推测，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也折射出失散红军史料查证与身份认定的普遍困境：年代久远，档案零散，姓名音近而记载不一，许多人的身份与经历长期湮没无闻。例如，长征老红军包玉珍在自传中记载：1930年农历六月，他在湖南平江带领40多名修水赤卫队员加入红军，这些人后来无一人有确切下落记载。正因如此，更应对已知的每一位失散红军作如实记录。

吴和满：只差50里就能到达将台堡

像“陆伟生”这样不知所终、身份待查者，并非个例。吴和满则不同，他虽流落宁夏，却在晚年等到了回乡圆梦的一天。

吴和满，1912年出生于上衫乡同升村一个贫寒农家。1930年7月，他跟着家乡赤卫队一起加入红军，随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后转战中央苏区，参加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他在一场战斗中负伤，不久被选送到红军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三营四连一排排长。

1934年，吴和满在江西兴国参加完长征誓师大会后随部长征。他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即将抵达陕北时，他在西吉县马莲川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当地群众从尸堆中救出。伤好后，他流落到固原市原州区，靠给人打工谋生，后来与一位已育有一双儿女的农妇组成家庭。解放前，盘踞宁夏的国民党军队听说他是红军，曾把他抓起来痛打。那段日子，他白天躲藏，夜里才敢出门做活，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伤病发作时也只能硬扛着。此后，他隐姓埋名，在宁夏固原一带打工、务农，前后七十余载。

2006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宁夏固原慰问演出，吴和满尘封数十年的长征事迹才得以公之于众，感动全国。随后，九江新闻网、浔阳晚报联系宁夏日报等媒体共同搭建平台，在两地党委、政府和铁路等有关方面支持下，吴和满终于得以回乡。

启程回乡前，10月15日，吴和满老家的亲人专程赶到固原看望他，这是这位离家76年的老人第一次见到家乡亲人。第二天，老人又在当地有关部门安排下登上六盘山，来到红军长征结束地将台堡，补上了迟到71年的长征终点，了却多年心愿。吴和满负伤的马莲川战斗地，距长征结束地将台堡直线距离只有50里。

同年10月，95岁高龄的吴和满终于踏上回乡路，得以了却半个多世纪的心愿。

老红军吴和满(1912-2009)

10月20日凌晨，固原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送行的人，场面感人至深。吴和满手捧鲜花，缓缓走进候车室。探亲团成员头戴“老红军亲属团”小红帽、挥舞着红旗，成为候车室里一道抢眼的风景。简短的欢送仪式上，夹道送行的人们唱起《十送红军》。旋律依旧是72年前的旋律，送别场景却已是天壤之别。

在亲人、记者和保健医生陪伴下，吴和满回到阔别70多年的家乡上衫乡同升村。10月23日，秋阳洒满农家小院，堂屋里坐满了闻讯赶来的乡亲，吴和满被大家簇拥在中间，情不自禁地讲起自己的长征经历。他说，长征虽然艰苦，但每走一段，红军都编歌谣来鼓舞斗志。说到激动处，他唱了起来：“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国民党追剿，我们真快乐!”围坐在他身边的乡亲们无不肃然起敬。

2009年2月，吴和满在宁夏固原与世长辞，享年98岁。他是本文记述的最后一位，却不是最后一位失散者。

从徐英才到吴和满，这些修水籍长征失散红军的经历，让“失散”二字有了具体的面孔。他们没有会师仪式，没有到达陕北，没有等到一纸证明，甚至到死都没人相信他们当过红军、爬过雪山、蹚过草地，但他们用余生走完了另一段“长征”。

他们不是修水的特例，而是全国长征中失散红军的一个缩影。长征胜利会师，是到达陕北者的丰碑。然而，还有更多失散在长征途中的人，连一块碑也没有。本文所记只是少数，更多无名者散落在历史缝隙里。记下他们，不是补发勋章，而是承认：长征的胜利不只属于走到陕北的人，倒在路上、失散途中、隐没乡野的人，同样用苦难和坚守写下了长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