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主力部队在渡江战役后挥师南下，直指中南、华南地区。然而，部队千里转战至长江以南后，遭遇了气候不适、伤病蔓延、后勤梗阻等多重挑战。为解决部队南下作战的现实难题，四野于8月1日至9月10日发起了为期40天的“兵强马壮”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四野逐渐适应了南方战场环境，战斗力得到恢复，部队从体力、思想、军事和后勤保障各方面做好了进军湘南和两广的准备。

挥师南下，四野出现兵困马乏疲态

四野大军南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吃饭、饮水问题。当时正遇青黄不接的时节，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大肆搜刮，使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后方供应的粮食也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此外，在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大环境下，商铺不信任人民币，因而发放到部队的伙食费很难买到粮食，只能派武装“掩护筹粮人员下乡用银元筹集粮草”，筹粮队还常常遭到敌人和土匪的袭击。受此影响，战士们或是饥一顿饱一顿，或是三顿并两顿，连续几日靠稀粥充饥。南北方饮食习惯的差异也令四野指战员相当头疼。炊事员擅长做面食，但筹来的粮食多为稻米，有时做出来的饭不是夹生饭就是串烟饭。

四野部队行军经过的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水质较差，同时居民用水饮水不分段不分塘，水源污染也很严重。据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防疫队1949年5月在湖北广水和11月在赣州调查，两地水质硬度大，有机物多，大肠杆菌检查为强阳性。此外，沿途开水供应不足，连续行军干渴难耐，战士有时顾不上卫生，不管是稻田水还是河水，见水就喝。

四野某部西渡湘江向衡阳、宝庆进发

饥饿以及饮食饮水不卫生，让部队士兵的免疫力、抵抗力减弱，胃肠疾病在军中蔓延。一五二师仅两天就发生急性胃肠炎60例，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也“闹肚子，有一点痢疾症候”。据统计，在南下的四野部队中，7-9月共发生胃肠炎62997例、痢疾28523例，部队战斗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因蚊虫叮咬而引发的疟疾也在部队广泛流行。湘、鄂、赣三省是疟疾流行区，1949年，湖南等地还发生过大范围洪灾，更是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条件。由于蚊帐不足，有的基层连队以班为单位，抽人轮流值班打蚊子。防疟治疟的药品也难以满足部队需要。一四六师报告，“现在最困难的是无奎宁”。据统计，在渡江后的7-9月，第四野战军有142716人患上疟疾，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

四野部队涉渡沮漳河

天气也是南下的四野将士们面临的一大挑战。6-8月的湖北、江西和湖南地区，有时气温高达38-40摄氏度，日照强烈，湿度又大，闷热难耐。四野长期在东北作战，习惯了冰天雪地的寒冷气候，难以适应高温高湿的环境。渡江后，为了追歼国民党军，部队顾不上休息，顶着烈日连续行军作战，有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战士们极度疲劳。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出现大批中暑晕倒的伤病员，全野战军发生中暑6735例，据第四十九军报告，沿途稻田两旁或水田里常见晕倒偃卧的战士。

四野将士在水网稻田中行军

随军马匹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在东北时，四野主要以谷草和黑豆饲养马匹。进入南方作战后，马匹一时不习惯以稻谷为主的饲料。萧克回忆，马匹“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二三千匹马在休息”。同时，南方多雨的天气使得道路相当泥泞，马蹄湿软钉不上掌，再加上行军途中碎石较多，导致许多战马拐腿，战马死亡率大大增加，仅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马。少了马匹的牵引，火炮难以移动，不能给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以上种种困难的叠加，令部队普遍产生了“厌南思北”倾向。在这种情绪影响下，部队中逃亡人数剧增，7月全军减员2.3万人，其中逃亡的有9000多人;8月全军减员1.4万人，逃亡人数达9400人以上。四野呈现出自入关以来少见的兵困马乏的状态。

响应号召破局，四野掀起“兵强马壮”运动

面对部队情绪波动和疫病减员，四野司令部果断调整部署，将“爱护身体、爱护战士、爱护马匹”提升为重要任务。1949年7月23日，林彪、邓子恢等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如实报告部队疲劳和病员大增的严峻情况，提出“旅次行军”“三伏休整”的调整方案。26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表示“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对前线调整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调整后“当可使情况改善”。四野南下部队随即转入休整阶段，开展以“治病、防病、增强体质”为中心的“兵强马壮”运动。

首先即治病。第四野战军卫生部于7月25日发出《突击治疗指示》，要求一方面加强部队防疫措施，克服疾病减员，一方面各级医疗部门动员一切力量，以战斗姿态和突击方式积极加强医疗工作，提高医疗效率，8月要将多发病治好，使伤病员恢复健康归队。于是，全军各级卫生部门全力以赴，兵分两路，一路深入部队开展卫生防病运动，一路组织收容现有病员，实施突击治疗。

经过清查与诊断，患疟疾、痢疾的伤病员被集中收治，进行隔离治疗。各部队还根据不同疾病，讨论拟定各种治疗方案。对于胃肠炎患者，通过盐类泻剂的小量持续使用，排除毒素。还有的部队把大米炒焦磨成粉，或是将鸡蛋煮熟蘸明矾末吃以治疗腹泻。中暑战士则通过服用仁丹来缓解症状。为控制疟疾流行，四野向中央军委请调药费60万元，并拨出专款由卫生部紧急筹集抗疟药品，分发给部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药品急缺的紧张状况，但也仅能满足治疗疟疾的数量，预防还是不够。于是，又派人赶赴上海大批采购，由香港买来，发给继续南进的各军。8月中旬起至10月，共发奎宁粉剂15万克，可治疗5.1万名疟疾病人。

医护人员积极开展治疗工作

其次便是防病。南下途中疾患情况之所以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部队卫生防范意识不强，卫生习惯差。因此，四野后勤卫生部特派出医务人员加强卫生防病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连队用真人实事教育战士，提高他们对南方地理环境特点和预防南方多发病重要性的认识，告诉战士们为什么冷水不能喝、生冷食物不能吃，从而让其提高防病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四野战士还同当地群众一起，清除垃圾、粪便和污水，消灭苍蝇及其滋生条件。

为避免再次出现痢疾或胃肠炎患者，四野各军加强饮食卫生管理，搞好厨房卫生。各单位分别培训了炊事供管人员，强调剩饭剩菜加热处理，严密防蝇。炊事员做到饭前便后和工作前洗手，厨食具定期煮沸消毒。战士就餐时要自带碗筷，做到自洗、自用、自保管，防止污染。针对饮水问题也做了严格要求。各部队尽可能保证开水供应，行军时以团为单位组织设立开水站，宿营时在伙房内设开水缸。3个人一个水壶带水不够用，各部就普遍以竹筒代替水壶，基本上每人一个。万一情况不允许烧开水，则由伙食单位选好水源，以漂白粉或每桶水加15滴碘酒消毒后再饮用。个人取水也要选干净的水，并用饮水消毒剂消毒后再使用。

预防疟疾方面，各基层部队亦是群策群力。除了轮流值班防蚊外，战士们还用艾蒿、杂草和谷壳等点烟熏杀蚊子。在蚊帐还未到位前，干部动员战士利用纱布和夹被改做蚊帐。开始做成口袋形，睡觉时人钻进去，但不透气，蚊子隔布叮咬，后来做成蚊帐式，用绳吊起，这样既通气凉快，蚊子又钻不进咬不透。卫生部还发放预防疟疾的药品阿的平39万份，计1729万片，起到了很好的预防效果。

最后是增强体质。战士免疫力与战斗力息息相关，而增强免疫力的关键在于吃好休息好。在改善营养方面，四野规定，八、九两月临时增加发病患者伙食供应，重病者每人每日增加猪肉8两，中等病者6两，轻病者4两，折合市价购买适合于不同病情食品。健康战士的伙食费也有所增加，由现洋4分增至5分，未禁用现洋区可用现洋，禁用现洋区则发人民币120元(原为80元)。此外，部队还着重加强饮食管理。各师、团利用行军作战间隙组织培训炊事员，学习做好饭，不再吃夹生饭或串烟饭。第四十三军为使部队不吃夹生饭，专门编写了《怎样做好大米饭》的小册子发到连队。为恢复战士们的体力，第三十九军规定，行军一般9时前休息，16时半再出发，避开气温高的时段，行军速度每小时不超过9里。第四十一军则要求少开会，保障战士的睡眠时间。

不仅战士的体质要增强，战马的体质也要跟上。有军马的部队增加兽医和钉掌师傅，并强调对马匹的爱护，提出保证马匹健康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口号。同时建立病马治疗站，集中治疗病马。针对前一阶段马匹拉稀的问题，四野迅速从东北调来1500吨豆饼，掺在稻草中，逐渐把马的胃口换过来。基层单位普遍建立马匹健康检查定级制度，制定爱马措施，降低马匹患病率。

医病亦要医“心”。南下作战后，有的战士心中逐渐产生“三怕”(怕爬山、怕泅水、怕天热)，以及思乡、思归之情。对此，各部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介绍进军中南、华南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组织干部战士讨论，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同时进一步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联系思想实际，克服怕苦怕累、幻想和平的思想情绪，牢固树立“把光荣路走到底”的思想。

休整见效，衡宝战役显神威

经过40天的集中休整，四野部队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疟疾、痢疾等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疾病发生率下降。病员治愈率达到80%以上。以胃肠炎发病率为例，1949年10-12月比7-9月下降了71.9%。这与部队卫生管理得到加强、生活逐渐适应、措施进一步落实分不开。各部队战士身体素质也得到恢复与增强。休整期间，大部分部队每人吃到了4斤以上的肉类，战士体重一般都有增加。据第四十一军某部一个排的统计，大部分官兵体重增加2-3斤。

通过休整，第四野战军这只“东北猛虎”逐渐恢复元气，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出其强大的战斗力。9月13日，在休整结束3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二野及地方中共组织、游击武装的支持和配合下，发动衡宝围歼战，歼灭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七、第四十八军4个精锐师，解放湘南、湘西广大地区。

宝庆解放后，四野追歼残敌

第四野战军这支以北方籍指战员为主体的部队，面对南北环境转换带来的全新挑战，通过开展“兵强马壮”运动，采取有效措施治病、防病，遏制了疫病蔓延，大幅降低了非战斗减员，恢复了部队战斗力，为解放中南、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健康保障。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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