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彻底禁绝烟毒泛滥，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是少数资本利益的代言人。

2023年9月，美国政府将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列为“主要毒品中转国或主要非法毒品生产国”，恶意抹黑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国”。事实上，正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贩运鸦片，才导致近代中国陷入烟毒泛滥的深渊。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即对毒品持“零容忍”态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历时三年多的烟毒专项治理，将禁绝烟毒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紧密结合，构建并不断完善禁烟禁毒垂直管理体系，在摧毁烟毒传播链条的同时，持续深化烟民改造与禁毒宣传，彻底扫除百余年烟毒顽疾。

坚决禁毒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既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形成的沉疴痼疾，也是旧中国统治者腐败无能的体现。鸦片战争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开端，“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使得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转变。帝国主义向中国源源不断输送鸦片的目的，一方面是攫取财富，另一方面是诱使中国人丧失劳动力，全部变成“面黑骨瘠的鬼形”。鸦片战争后，清廷虽声言禁烟，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可使地方政府通过征收每百斤鸦片30两银的税款增加财政收入，以致与禁绝鸦片背道而驰。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不仅勒令民众种烟，强迫抽捐，甚至公开设立土膏店。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寓禁于征”政策，假借禁烟之名，实行鸦片专卖。日伪政府为削弱中国人反抗意志，掠夺财富，更大肆推行“毒化”政策。

与反动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决开展禁毒斗争。大革命时期，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出台禁毒决议案，号召农民参与烟毒治理工作。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会开展禁毒工作的成效：“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土地法规定，游民分得田地的前提是戒绝鸦片等不良嗜好。赣东北苏区明确毒品犯罪的种类与处罚措施。川陕苏维埃政府强调“赤区奖励种有益身体之谷类，一律禁止种鸦片烟”。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烟毒治理工作逐渐取得实效。1939年初，晋察冀边区为禁止偷种鸦片，出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禁毒专门法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设立禁烟督察处，通过《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规范查禁流程。抗战胜利后，烟毒治理工作在解放区广泛开展。晋察冀边区设立禁烟督察局，制定《晋察冀边区鸦片缉私暂行办法》(1945年)。陕甘宁边区公布《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1946年)、《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缉私规章》(1949年)，进一步规范查缉工作。苏北边区颁行《苏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1949年)，严禁种植或制造、贩卖、吸食烟毒。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充分彰显坚决肃清鸦片烟毒的意志和决心，为新中国的烟毒治理积累宝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禁绝烟毒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构建全方位治理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烟毒泛滥问题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构成极大威胁。鸦片种植源头方面，新解放区农村种烟陋习根深蒂固。仅西南区每年鸦片总产量就达9838万余两，云南烟田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鸦片种植挤占粮田引发粮荒，人民深受其苦。毒品制作贩运方面，全国已形成沈阳、京津、西安、上海、广州、重庆等烟毒集散中心，贩运路线遍布全国。吸食群体规模方面，全国烟民数量庞大，西南区烟民达600余万人，其中贵州烟民约300万人。烟毒问题渗透社会肌理，如若无法彻底根除鸦片对人民的毒害，新中国仍将面临“种族存灭”之危。

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系统的治理智慧，历经地方自主处理、大区集中管理到中央统筹部署的系列探索，逐步构建起符合国情的全方位、全过程烟毒治理体系。自1950年起，通过三年多的治理实践，烟毒顽疾被彻底肃清，显示出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

一是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简称“禁委会”)，构建并不断完善从中央到基层的垂直治理体系。1950年2月，政务院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委会，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烟毒治理组织架构。1950年下半年，各大区、省、县(市)政府普遍成立禁委会，下设宣教科、检查登记科、禁烟科、秘书处及戒烟所等部门，实现治理专业化分工，县级以下政府设立禁毒分会和小组。1952年肃毒运动启动后，部分地区在党委领导下，依托“三反”“五反”运动指挥机构重组禁委会，确立公安主导地位，吸收民政、铁道等部门参与，形成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有的地区在禁委会之上设立肃毒指挥部，强化统筹调度能力。烟毒流行地区的禁委会则建立到县以下的区、乡一级，各级行政单位治理力量得到有效整合。

二是切断烟毒源头。1950年1月，中央要求种烟较普遍地区“在解放后须立即严格禁种烟苗”。7月，政务院进一步明确实施禁种日期，要求各地制定方案，将禁种与剿匪工作结合。到1950年底，东北大部基本禁绝烟苗；绥远、青海、甘肃、宁夏等省种烟面积减少60%。1951年底，除个别山区外，全国基本肃清鸦片种植，禁种工作进一步聚焦偷种问题。内务部多次强调偏僻山林区、长久种烟地区等区域仍是检查重点；各地在春播前结合土改、春耕等工作，谨防复种现象发生。两年后，全国范围内基本切断烟毒源头。

三是阻断烟毒流通。新中国从禁制、禁运、禁售多环节发力，阻断并消灭烟毒传播链条。1950年2月，政务院明令各地严禁制作、贩卖、运售烟毒，违者从严治罪。1952年，为彻底解决“三反”“五反”运动揭露的贩毒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次群众性肃毒运动。经初步排查，全国制造、贩运和主谋种烟的烟毒犯达25万人，其中10%为国家公职人员，从事贩运者占群体总数的95%。为此，中央统筹部署，由公安部负责，确立“一网打尽、基本禁绝”目标，锁定大中城市、交通沿线及边境海岸等关键流通点，重点打击制贩运毒的首要分子、业主及惯犯。自8月10日至11月底运动结束，全国共清查毒犯369705名，逮捕82056名，处决罪大恶极毒犯880名，彻底摧毁制贩运毒网络。

四是完善收缴及处理政策，防止毒品二次流通。1950年初，各省可自主采取上解、焚毁或无害化利用等方式，处理收缴的毒品。同年下半年，政务院要求政府部门不得再采用收购、以烟土抵缴公粮的方式肃清民众手中的烟土。各大区随后明确毒品征缴截止日期，限期内主动上缴者可获得补偿。对此前收缴的毒品，中财委要求集中解缴省级以上财委，一部分优先满足麻醉药品生产需求，另一部分用于配制戒烟药品，形成“收缴—保管—调配—利用”的闭环机制。对于各地新增征缴烟土及没收毒品，则统一由县(市)政府组织销毁。西南区全年销毁烟毒560702两，烟具199461件，原料4670瓶。为彻底肃清余毒，1952年政务院确立“交出毒品，不予处分”原则，要求各地引导存毒户清缴毒品，1202个肃毒重点地区共没收毒品3996056两。

五是在摧毁烟毒传播链条的同时，施行禁吸制度。1950年下半年，内务部强调禁吸政策采取“分别审慎处理”方针，“应逐步深入贯彻，务期求得效果，以防徒具形式，影响烟民戒吸心理，延缓戒除时间”。各大区仅对屡犯不改者实施管训戒吸，对烟毒流行地区烟民则采取分期、分人群的戒绝办法。工人及年老体弱者通常将“走戒”(自戒)作为首选方式；有经济能力、烟瘾较重者多自愿入医院治疗；无力自戒的游民和乞丐，一般进入戒烟所。多种戒烟方式协同作用，取得良好效果。1951年，热河烟民数量由18万锐减至3万；苏北戒烟人数达到烟民总数的七八成。1952年底，政务院要求各地贯彻“动员规劝、自己戒烟为主，结合政府给予适当督促帮助”原则，设立戒烟办公室统筹禁吸工作，免费发放戒烟药品。各地采用自戒和入戒烟所两种方式，对复吸者采取说服教育与强迫施戒结合办法，进一步巩固烟民戒除毒瘾的成效。

人的改造与社会改造相结合

旧中国的烟毒泛滥，根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土壤。因此，肃清烟毒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相统一。烟毒治理与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结合，成为推进社会深刻变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群众力量，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将禁种、禁吸等工作融入社会改造运动的各个方面，实现禁烟斗争与社会改造互促共进。

1950年初，政务院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7月，周恩来总理要求“一切科学文化教育机关亦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内务部进一步明确“必须把禁烟法令与各地烟毒祸害的具体事实联系起来”。各大区发布指示，强调依靠群众是实现广泛宣传的核心路径，宣传重点要放在人民政府禁毒的决心与政策上，同时揭露帝国主义毒化政策险恶用心与官僚军阀强迫种烟的阴谋。在搜集整理禁烟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各地通过广播、影戏、报刊、街头表演等形式开展宣传。天津地区的青年学习会、家庭妇女联谊会分别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以漫画、秧歌、讲演等方式宣传禁烟政策。重庆等地制作禁烟五彩幻灯片，在游艺园等场所放映。

图为1950年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召开焚毒大会，销毁烟毒、烟具 中国禁毒网/供图

各级人代会、农代会、妇女会、教员会及居民大会，成为主要宣传场合。1951年6月，广州越秀山人民体育场举行禁毒群众大会，当场焚烧2万余两毒品，一时烟焰冲天，全场掌声雷动。西安等地也通过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来焚烧烟土和惩治毒犯，受到群众极大欢迎。1952年肃毒运动中，全国召开各类宣传会76万余次，受教育群众达7400余万人；收到群众检举信131万余件；坦白登记烟毒犯达34万人。

更为重要的是，烟毒治理工作始终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同频共振。农村干部立足“烟毒是帝国主义与地主恶霸压迫农民的工具”这一问题本质，将铲除烟毒与农民翻身、反抗压迫相结合。抓住土地改革、减租退押、生产度荒等契机，广大农村地区大力表彰积极铲烟者，动员烟农主动弃种；同时配合镇反、剿匪反霸工作，严惩武装种烟的反革命分子。随着地主恶霸势力被摧毁，长期被欺骗、强迫种烟的烟农摆脱剥削，自愿摒弃种烟陋习，投身农副业生产，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生产力解放提供支撑。

烟民戒瘾政策秉持“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理念，与社会主义改造中“人的改造”核心要求相契合。内务部倡导亲友监戒、街邻督促、烟民相互监督等戒瘾方式。各地坚持群众规劝与政府监督并行，城镇组建劝戒检查组、保戒小组，负责监督烟民自戒、管理戒烟药品。农村则依托基层干部与互助组，将戒瘾与生产动员、人口调查结合，组织烟民参与劳动，实现互助戒瘾。对于重症、贫困烟民，群众性互助戒烟所发挥的作用尤为关键。戒烟所采取“治疗—思想教育—劳动改造”协同运作模式，帮助烟民重塑身心，树立劳动光荣理念。烟民通过技能培训融入社会、参与生产，壮大社会主义建设队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凝聚力量。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彻底禁绝烟毒泛滥，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是少数资本利益的代言人，方能够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烟毒治理，坚决斩断毒品利益链条，绝不姑息危害人民生命、破坏社会安定的烟毒流弊。颇为讽刺的是，与今天美国操弄“芬太尼话术”污蔑中国类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肃清烟毒之际，美方就曾造谣中国向日韩甚至美国贩毒。可见，将“中国”与“毒品”联系起来，是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战略的惯用招数。与制药行业资本深度利益勾连的美国政府，不可能采取破釜沉舟的禁毒政策，只会频繁上演“贼喊捉贼”的闹剧。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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