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

周文龙是我的老首长，是原总后勤部顾问组组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供给部政治委员等职。他曾经将领回八路军军饷所经历的披荆斩棘的一幕讲述给我听，让我记住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一

1940年春天，周文龙从抗大调到八路军总部后勤部任供给部副部长。当时，八路军总部驻扎在太行山麓的山西襄垣西营镇王家峪，供给部在武乡县东堡村。4月6日上午，周文龙正在翻阅材料，准备整理1939年前方供给部年终工作总结，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杨立三部长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文龙同志吗？现在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执行。”放下电话，周文龙立即赶到杨立三处。

杨立三对周文龙说：“按说呢，你刚来，应该在家里熟悉情况，可是这件事非你去不可。左权同志亲自点的将，让你随朱总司令一起到西安去领军饷。”领军饷？周文龙感到有点儿突然。杨立三笑了：“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八路军改编后，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发放军饷。你忘了？第一次军饷还是周副主席领来的，我们一起去机场接的。这又好几年不发我们军饷了。”然后，周文龙和杨立三一同到左权办公室受理了领军饷的任务。

左权对周文龙说：“任务艰巨，尤其是回来的时候，携带巨额款项又要通过国民党区域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困难重重，要把各处可能发生的问题充分考虑到前头，切不可掉以轻心。”

从左权办公室出来后，周文龙与杨立三来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办公室。彭总说：“这个任务关系到几十万人吃饭的大问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二

1940年4月10日，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周文龙他们出发了。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通过道道封锁线，他们终于来到了西安。周文龙抵达西安后，便开始埋头工作。

朱总司令每天忙于会见各方人士，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在前线的辉煌战绩，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揭露和驳斥顽固派制造的各种阴谋谣言，以便使更多群众了解共产党，了解八路军。

为了把军饷这项工作做好，周文龙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反复仔细地商谈研究。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向国民党西北行署军需署进行交涉，如何办理领款手续，除每月应发的军饷外，1939年10月被扣发的款项如何追回，以及由于法币贬值索求物价补偿，等等。小的问题诸如货币面额的大小，如货币面额太大在农村不便使用等问题都考虑到了。正当周文龙他们准备向西北行署进行交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天中午，出纳员吴福兴带2万元旧法币去兑换新票。结果，他直到黄昏也没回来。办事处的同志分析，吴福兴很可能被特务绑架了。

夜深了，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周文龙急忙打开门，是办事处一位小同志，手里拿着一张被揉皱的纸条。他说：周部长，外面来了一个国民党兵，说是来送信的。周文龙急忙接过。纸条上面写了十几个字：我被绑架，押在南门外某地，请求救援。署名是吴福兴。见到纸条，周文龙急忙把送信的叫进来，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根由。吴福兴在银行遭到非法拘押后，很快被警察押到附近一个屋子关了起来。吴福兴经过做工作，才让这个哨兵给周文龙送来了这张纸条。送走了哨兵，周文龙立刻找办事处的伍云甫主任，详细地向他讲述了吴福兴的情况，请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营救吴福兴。

伍主任当即把电话打到西安警备司令部，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质问：为什么无理扣押我军需官？责令他们必须释放，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承担。对方表示不清楚此事，同意立即查询办理。次日清晨，办事处派了一位秘书和总部参议一同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当天下午，警备司令部把吴福兴放了出来。

这天，周文龙接到朱总司令的电话，让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见到朱总司令，周文龙便把吴福兴的情况汇报了一遍。朱老总沉吟片刻说，西安国民党特务组织十分猖狂，这件事只是一个信号，胡宗南是搞摩擦的老手，敌人可能还有新的阴谋，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我已经接到延安的电报，准备终止原定的重庆之行，从这里直接返回延安。此事我已分别通告了卫立煌和蒋鼎文，所以把你找来，有些事情还是要交代一下。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应该发给我们的军饷如数领到手，防止敌人耍花招，以种种借口推迟、拖延、拒付。第二，领到的军饷要力争平安运回前方总部，这方面的困难很多，路途遥远，又要途经日军的封锁线和国民党军的防区，要开动脑筋，发动群众，把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头，以防不测。

遵照朱老总的指示，在办事处的协助下，周文龙把领军饷的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努力堵塞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漏洞。6月初，这项工作顺利结束，总共领到现金近258万元，其中包括服装费、殡葬费、密码费、活动经费、医院补助费以及抚恤金等款项。此外，还将5.1万元旧币换成新币，两项合计263万多元。

三

由于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明令取消了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签发护照的权力，指定必须由办事处向当地国民党行署或最高长官部申请护照，以此进行刁难。周文龙他们只好将领来的军款装上卡车，返回洛阳。因为朱老总经过洛阳时，已向卫立煌打过招呼，卫立煌满口答应。但是在具体承办上仍耽搁了几天。

这段时间里，由于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为避免军款受损失，每天天不亮，周文龙他们就把用麻袋装着的军款驮到离市区10多里远的乡下做防空隐蔽，天擦黑后，再驮回来，天天如此，从来不敢存有丝毫侥幸心理。

周文龙他们在洛阳大约停留了10天，才把护照拿到手。护照是这样写的：

兹有十八集团军上校军需官周文龙，携带军饷若干，人员马匹若干，回返十八集团军总部，望沿途军宪警卡查明放行，以防滋扰。

落款处盖有第一战区长官部大印和卫立煌的图章，赫然醒目。

拿到护照后，周文龙他们当天便乘火车，来到洛阳西面的渑池县。该县北靠黄河渡口，是卫立煌第15军刘茂恩部的防区。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八路军渑池兵站及黄河北岸的垣曲兵站都被刘茂恩部65师所困，与外界联系全部切断，至今已6个月有余，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活十分困难。朱总司令离开洛阳时，已命总部警卫连先期开进渑池，周文龙到了才算彻底解围。兵站的同志见到周文龙他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长流。周文龙代表总部讲了话，对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出的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无畏的精神、团结的美德进行了鼓励和安慰。

7月20日，周文龙他们终于回到了总部新的驻地砖壁村。彭总听说他们回来了，急忙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攥住周文龙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许久，说了一句：“辛苦了！”听着彭总那蕴含深情的话，周文龙满身的疲劳一扫而光，端端正正地向彭总敬了个礼，接着问候了彭总的身体情况。

次日，周文龙正式向彭总、左权副参谋长和杨立三部长进行了汇报，并将领到的各类款项数字逐一列了清单。其中：

一九三九年冬军衣140，000元，寒衣捐款55，950元。

一九四〇年夏衣734，500元，兵站费(3、4、5月)50，000元，医院补助20，000元，元旦费

18，000元，抚恤金12，000元，密码费20，000元。

一九四〇年经费(2—5月)1，224，000元，增加米津贴83，500元，6月份经费220，000元。

总共实领现金2，577，950元。

听完汇报，彭总站起来，微笑着对周文龙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为总部做了一件大事。钱款你先带回供给部，无论谁，凡动用法币，都要有北方局财经小组的批条。”

左权、杨立三也都说了些鼓励的话。返程时带回来的人员、物资，按照总部的指示，均做了安排和处理。

前后历时3个多月的领军饷任务，至此就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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