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媒体上流传着李达和毛泽东争论大跃进、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梅白为毛泽东改诗词等党史故事。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胡为雄曾发表《毛泽东在韶山让梅白改过诗吗?》(《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有过“争论”吗?》，(《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09期)、《梅白在庐山为毛泽东改诗质疑》(《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04期)、《谎言不会成真：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根本无“争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06期)，学者胡新民曾发表《毛泽东与李达争辩过“大跃进”吗?为何还以讹传讹?》(《党史博采》公众号2022年10月8日)和《毛泽东是否说过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党史博览》2024年09期)和本人发表了《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红色文化网》公众号2026年1月27日)，以翔实的证据证明梅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造历史者。用当年梅白的领导王任重的话来说，梅白是“满口谎言”。胡为雄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近30多年来出现了一些造假文章，笔者发现后尝试做过清理，进行‘学术打假’。比如，梅白(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一些回忆几乎全是造假。”“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

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后发现，毛泽东只在1957年9月开会时见过梅白两次。“9月6日下午一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张平化、张体学、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王良、梅白参加。”(《年谱》第三卷第200页)“9月7日下午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王任重、梅白、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参加。”(《年谱》第三卷第202页)因此，就凭这一点，即可证明梅白所说的与毛泽东亲密交往是“满口谎言”。

梅白是怎么“变成”毛主席的“秘书”的?

尽管胡为雄教授严肃指出，“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但梅白伪造的历史不但没有被遏制住，而且后来发展到梅白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说起毛泽东的秘书，据有关资料统计，有37位。像李锐这样的“通信秘书”是独一无二的。而梅白这样的秘书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至少“通信秘书”是在《毛泽东年谱》有记载的。那么，梅白这个秘书，就目前查到的资料，只出现在网络媒体中。2026年1月初，有媒体发表了关于梅白和毛泽东交往的文章，有这样的内容。文章写道：

“梅白到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和联络工作，始于1956年7月，源起于那个时候毛主席经常去武汉，需要了解湖北的风土人情，湖北的历史文化，还有湖北的领导干部，最好身边有一个熟悉湖北情况的秘书，同时做一点联络保障工作。毛主席要省委书记王任重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王任重非常慎重地千挑万选，最后向毛主席推荐了梅白。”“毛主席听了王任重的介绍，同意调过来用了试试。这一试，就是四五年，就此改变了梅白的人生，也为梅白这位老革命家增添了无尽的辉煌。”

接下来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梅白和毛主席在诗词应对中比较得体”“关于黄梅戏的流传”“几次有关文化和教育的论争”(包括见证了毛泽东和李达“争论比较多”)、“担任县委书记前后”和“常于调查研究的梅白”。

下面摘录几段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内容：

“一到夏天武汉的晚间特别热，毛主席常乘凉通宵，唯梅白能陪伴主席整宿。此时的梅白必光着脚丫，趿拉着木屐鞋，吧唧吧唧地在回廊里走动的声音，必定是梅白的。有服务人员劝阻梅白，梅白绝不听。毛主席对他也能容忍，时间长了听不到他的木屐鞋的叭唧声，毛主席还不习惯。”

“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毛主席告诉梅白，今后我来武汉的时候将会大大地减少，你的这个角色今后就不需要了。你要跟我走，就不要想当官，把‘长’字去掉，做我的秘书。我已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秘书都是自己挑选的。”

“梅白告诉我，他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并不是次次都有批示的，每次都得待主席看完他的报告，或即兴批示，或与其他领导同志交谈之后才会作出相应的批示，到反馈给他一定是有些时日了。梅白是个很随性的人，一旦他的报告老得不到回复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地说给他回话的田家英、胡乔木或杨尚昆等人：‘再不及时回复我就不写了。’当时与毛主席接触较多的领导同志都知道梅白的性格脾气，也没有人敢真得罪或批评梅白，生怕撞到他的枪口上，让他没轻没重地向毛主席告一状，真也划不来。每次梅白在电话这一头发出的牢骚，电话那一头的人都会很委婉地向毛主席转告梅白的想法。每到此时，毛主席都会会心地一笑，毛主席从不计较梅白说话的轻重。”

这个故事中的一些情节，实际上流传已久，只是这个故事的艺术想象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就是这样的故事中一些内容，也被诸多官方媒体采信，有些还有所发挥。例如“1956年7月”这个节点，竟然还成了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的“史实”来源。中国作家网2017年转发了《“理论界的鲁迅”李达》一文，作者是汪信砚，文章来源是《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写道：“1956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去看望在武昌东湖宾馆下榻的毛泽东，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顺便提一下，在中国作家网上还有梅白的简介：笔名一丁。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1938年后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军分区宣传科副科长，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地区团委书记，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书长，《七一》副总编辑，荆门县委第一书记。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什么思想在作怪》《大江东去》《百炼成钢》《公与私》(合作)，电影文学剧本《土地》(合作)等。

伪造历史者的动机是什么?

梅白的故事，一直在他的故乡流传。当地的媒体，也时不时有相关的消息发布。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内容：“晚年，梅白尚未恢复党籍，心里着急。他在回忆录里反复写到他与毛主席诗词交往……这故事有或无，很难说，因为当时毛主席已逝世十多年了，除了毛主席外，谁能说得清楚?梅白为什么要写这通天大事?是不是想借伟人威望早日恢复其党籍，不得而知，只是后人从其著文或与人交谈中，反复念叨到此事，主观推测而已。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认为梅文中多有失真之处，著文将其批得狗血淋头。王文发表在《春秋》杂志1989年第1期上，标题为《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王文刊出后，梅白没有反驳王文。批评他的正是他昔时的老领导，还有什么说的?直到1992年病逝时党籍仍未恢复，一代文豪就这样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至于这是不是梅白伪造历史的动机，并不难判断。

不可否认，加入这个伪造历史队伍的人中，有的是缺乏历史教育，道听途说，偏信偏听，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出于某种好心。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加入伪造历史队伍的人，完全是居心不良。他们反复推波助澜，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便增加“信史”的分量。有位资深的研究李达与毛泽东关系的专家，除了在报刊上发文章，写专著，接受专访外，在网站上也推出长文。他在一篇长文中写道：“身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准备撰专文庆祝新中国10周年大庆。他敲定了题目：《毛泽东——辩证法的巨匠》……可是，他听了萧劲光披露的庐山会议情况，心灰意冷了，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他拒绝修改和发表这篇歌颂毛泽东哲学的文章，表明他对毛泽东庐山会议反对彭黄张周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不满和抵制。他不仅对彭黄张周寄予极大的同情，也对毛泽东开始持保留态度。不仅如此，理论界的鲁迅和黑旋风李逵的李达，还从此噤声，抵制了愈演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思想理论界的极‘左’思潮，从而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晚节。”专家发声在前，热衷追热点的也在刊物上发文称：“‘大跃进’达到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得知后就给省委的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李达见到毛泽东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生气地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李达仍然执着地强调说：‘口号取消，但思想上并没有取消啊!’毛泽东与李达二人的谈话不欢而散。”“此后，毛泽东开始疏远李达。”

那么，李达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本人的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李达在1961年8月28日致余志宏的信中写道：“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的精力不济，他说可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开始这一工作……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下面几项工作：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一些轮廓。三、修改《〈实践论〉解说》。四、修改《〈矛盾论〉解说》。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李达为完成这些任务而不懈努力，直至1966年8月逝世。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后李达视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笔者也查阅了《李达全集》，确实有这个内容。在这封信的前面还有一封落款日期为1960年8月13日致余志宏的信，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专门养治胃病，没有看理论书，胃病似乎有比较好转的迹象。”“至于宣扬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我想我在病情好转后，写这样几本：1.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读后记;3.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4.修改《〈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5.读《毛选四卷》。以上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计划，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并且还需要几位同志的帮忙。同志们自己所想写的专著，可先拟出题目，汇合起来，预计在明年‘七一’以前，能够拿出几本来向党的四十周年献礼。”

由此可见，伪造历史者固然可耻，而对伪造的历史再进一步进行肆意妄为的艺术加工，更加可耻。伪造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主要手法，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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