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我们看到了许多山西元素：阅兵开始前，军乐队演奏了4首歌曲，中间两首是在太行山上和保卫黄河;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的6个抗战老兵中有一位是山西榆社人刘世钺;猎猎军旗中，朱德警卫团、左权独立营、平型关突击连、血战磨河滩钢铁连、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招展，80面战旗中有25面直接产生于山西境内;……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对于山西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的合理反映。有鉴于山西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就有关山西抗战研究的一些模糊问题，发表几点看法。

一、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的区分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都称其为平型关战役，对敌我参战人数、伤亡数字也多有出入。20世纪60年代末在平型关筹建纪念馆时，最初报告起名是平型关战役纪念馆，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将军题写馆名时定名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以后有关平型关前乔沟至辛庄一线伏击战的纪念文章和教科书，基本采用了平型关大捷的名称。

初上抗日战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侧击沿蔚代公路深入内长城平型关的日军精锐板垣第五师团，是一一五师师部、八路军总部与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部会商的结果，是报请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的作战行动，是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

尽管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配合不力和消极抵抗，导致战果未能扩大，加之日军突破茹越口、包抄平型关东南后路，阎锡山命令全线撤退。虽然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但是八路军的胜利并不能取代国民党军队的惨败。可以说：平型关战役是阎锡山第二战区组织的一次失败的战役，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组织的一次胜利的战斗。

八路军第115师向平型关挺进

二、日军急于占领山西的原因

山西资源丰富，军工发达，是以战养战的军备基地。处于经济危机困境的日本岛国资源匮乏，其欲征服世界，必先打造军事工业，掌握军备资源。日军首先霸占东北，无非是看重其丰富的煤铁资源，但是东北的资源还不足以支撑其“八纮一宇”的野心。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平津之后，西向三路进攻处于黄土高原、不在南北交通主干线的山西，偏居西北的忻口会战早于临海的淞沪会战和中原徐州会战。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占领大同(9月13日)，竟早于日军华北方面军香月清司第一军南下占领一马平川的河北省会保定(9月24日)10天;日军占领山西省会太原(11月8日)，早于占领上海(11月12日)4天，早于占领南京(12月13日)1个多月，早于占领山东省会济南(12月27日)近两个月，早于占领沿海的青岛(1938年1月11日)两个多月，早于占领河南省会开封(1938年6月5日)半年多。若论区位地理优势，大同、太原远不及保定、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开封地处沿海和平原，交通便利。日军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以大同和太原为代表的山西，具有丰富的煤铁矿产资源，具有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有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工业企业联合体(托拉斯)---西北实业公司，太原造兵器与汉阳造齐名，享誉全国。掠夺山西资源，以山西煤炼山西铁，打造侵华军事工业基地，是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作战目标。

日本掠夺大同煤矿制造“万人坑”

甲午战争后，日本就开始深入细致地调查山西的矿产资源，垂涎三尺;抗战爆发前，日本就派出大批奸细，绘制山西资源地图，刺探山西经济情报，觊觎良久。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公然宣称：“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和南洋各岛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日本《华北治安战》作者认为，开发和获取重要国防资源，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日军图谋尽早占领山西矿产资源富足之地，为岛国武器装备生产提供动力和原材料。日军占领大同、平定(阳泉)、太原、长治、临汾后，不择手段地侵占了重要煤铁企业和同蒲铁路、正太铁路交通，并不急于向西、向南越过黄河，而是一度据守山西铁路沿线，盗运资源，窥视中原。

日军占领大同后，“满铁”就将大同煤矿据为己有，不顾工人死活，疯狂强制煤矿工人加大开采，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万人坑。根据史料记载，1938年6月，“满铁”将35万吨大同煤炭运往日本。1937年大同煤矿年产量不到60万吨，1942年产量飙升至251万吨，全省当年煤炭产量更是高达621万吨。抗战期间，日本从山西掠夺煤炭2000多万吨，且大部分运回日本。日军占领阳泉、太原后，“军管理”阳泉制铁厂和太原制铁厂，成立华北开发公司经营，加上石景山制铁厂等3处铁厂，仅1942年就掠夺生铁57万吨。日本霸占华北最大的、最先进的工业企业集团——西北实业公司，拆解西北实业公司各厂机器3667部，到1938年8月全部运走，其中大阪1707部、小仓1300部、东京397部、东北263部。

三、山西工委与山西公委的不同

1936年6月，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恢复组建中共山西工委，李宝森和张友清先后担任书记，负责领导恢复和发展全省党组织，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9月，山西牺盟会成立，公推阎锡山为会长。10月，刘少奇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到太原，专门做争取阎锡山及其高干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薄一波等人回到山西，接手和改组牺盟会，使牺盟会成为戴着阎锡山帽子、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于全国建立和完善。同时，薄一波领导党的公开工作系统---史称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不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工委发生横向关系，直接接受北方局领导。牺盟会在各地的特派员和分支机构及重要活动一般接受中共山西工委所属各地党组织领导，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其进步青年和骨干力量多是由山西工委所属各地党组织推荐选拔，牺盟会派遣的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成员也多是中共山西工委所属各地党组织的党员。

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

山西公委书记薄一波

工委和公委，一个负责党的基础工作，一个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促成了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辉煌局面，各地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建立，八路军和地方人民武装通过牺盟会、山西新军得以迅速壮大。

四、八路军依托山西的4次战略展开

见诸档案文献的八路军第一次战略展开、第二次战略展开，分别是指以山西为依托的根据地初创后，1938年春天和冬天的两次向山西周边省份大规模拓展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山西成为开拓华北、华东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发地。

第一次战略展开：1938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踏板，向冀中、冀南、豫北平原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突破以山西为中心的山区推向广阔的河北平原、内蒙古草原，推向整个华北。

第二次战略展开：1938年底到1939年初，遵照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八路军主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踏板，向冀中、冀热察、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实施跳跃式前进，与山西各根据地联结成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及山东抗日根据地。

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左权、彭雪枫、萧克在山西抗日前线

其实早在八路军入晋参战后不久，集结于晋东北内长城一线的八路军主力就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展开于山西四角，形成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南、一二〇师主力在晋东北、一二九师主力在晋东南，分别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格局。

另外开始局部反攻后，194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向河南进军的指示后，太行区、太岳区和晋西北区抽调精干部队挺进豫西，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成立河南军区。综上所述，八路军依托山西共有4次较大规模的战略展开。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

五、三大战略区的反“扫荡”多是战役级别

我们常见网上夸耀国民党军队的22次会战，以此贬损八路军“游而不击”。抗战时期，八路军所属部队直接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晋东南第二次反九路围攻和中条山战役，独立组织了百团大战;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三大战略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每年都要抗击日军的1至3次(春季、夏季、秋季)大规模“扫荡”，这些反“扫荡”作战多是战役级别的，累计已不亚于国民党军队的22次会战;在抗战反攻阶段，各根据地组织了1944年春季、夏季、秋季和1945年春季、夏季局部反攻作战，开展了全面反攻作战。以下不妨举出4个例子。

晋西北反五路围攻：1938年2月下旬至4月1日，日军纠集驻太原的第一〇九师团、驻大同的第三十六师团及伪蒙军一部共2万余兵力，从南北五路夹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和动委会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广泛出击，歼敌联队长1名及以下1500多人，收复7座县城，牢牢地守住了黄河东岸。

晋东南第一次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4日至4月27日，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主，纠集第十六、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的兵力，分9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欲将八路军主力歼灭于辽县、榆社、武乡一带;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和晋冀豫边区地方武装、民兵，协同国民党军队，取得以长乐村奔袭战为代表的一系列作战胜利，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1938年八路军依托山西向华北敌后战略展开

北岳区反日军“百万大战”：1941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抽调华北地区所有机动兵力7万多人，向北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冈村宁次称其为报复百团大战的“百万大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部队配合下，经过两个阶段800余次作战，毙伤敌5500余人，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粉碎日军消灭山区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太行区五月反“扫荡”：1942年5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共3万多人的兵力，继续实施“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夏季“扫荡”，“捕捉奇袭”“铁壁合围”“辗转清剿”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驻地太北辽县麻田一带，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根据地军民上万人突围时牺牲，跳入外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奇袭日军长治机场等重地，日军被迫退出太北地区。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黎城北社旧址

六、山西是华北抗战的主战场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祥地

山西是华北抗战的主战场，是揳入侵华日军心脏的尖刀。抗战时期，在山西发生的敌我投入兵力分别在5万人以上的战役有5次：忻口会战、晋东南第二次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中条山会战、晋察冀边区反“百万大战”,占华北战场重大战役的一半以上。除中条山会战使蒋介石国民党蒙受“抗战以来最大之耻辱”外，其他战役都取得了不俗战绩。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在山西连续取得平型关、阳明堡、雁门关、七亘、黄崖底、广阳、长生口、神头岭、午城和晋西北连克7座县城等战斗的胜利，而此时许多省份还没有发生一次战斗。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发生在山西，长乐村单次歼敌最多(2200人)的战斗发生在山西，百团大战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关家垴最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山西，麻田突围整个抗战损失最为惨重(牺牲将领职务最高)的战斗发生在山西，黄崖洞保卫战最富绩效(创造敌我伤亡6:1)的战斗也发生在山西，韩略村集中歼灭日军军官最多的战斗发生在山西，寿阳正太路俘获日军最高级别将领的战斗也发生在山西。所以说山西是华北抗战的主战场，没有之一。

百团大战纪念馆油画

山西表里山河，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是山地游击战争的圣地。早在红军长征初到陕北，毛泽东就提出了“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就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建议，确定我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当天，毛泽东致电在太原的北方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挺进敌后，由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半年后，随着八路军向周边平原战略展开，游击战争才扩展到平原省份。所以说山西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祥地，没有之一。

山西抗日军民在对敌作战中，依托复杂变幻的山川地貌，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创造和创新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破击战、联防战、围困战、挤敌人和敌后武工队等多种作战形式，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太谷县范村是麻雀战的命名地。1937年11月26日，日军步兵500余人和1个骑兵连进犯太谷范村。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1个连的兵力，分散埋伏在10多里长的山地、道路附近，三人一组，五人一群，飘忽不定，时聚时散地打击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消灭日军近百人，击毁军车1辆。刘伯承师长当时风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也会闹得敌人团团转哩!”次年刘伯承在《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称范村战斗“发明了打麻雀仗”，从此产生了“麻雀战”的名称。1943年冬，壶关县常行村民兵利用旧的煤矿坑道和窑洞相连，徐顺孩、张小保领导18个民兵以此为依托，阻击500余日伪军向太南根据地“扫荡”，激战4昼夜，毙敌56人，成为窑洞战的经典战例。1942年10月31日，毛泽东鉴于晋西北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的局面，指示晋绥分局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晋绥八分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综合性手段，组织武工队，摧毁伸向交城县西部山区芝兰、岔口附近村的维持会，除掉日军特务网络，断绝敌人水源，“挤走”芝兰和岔口日军，扭转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的局面，创造了敌后抗战独具特色的挤敌人斗争形式。晋西北区蒲阁寨围困战、太岳区沁源围困战，都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敌进我进的敌后武工队源于太行山上。伪山西《新民报》1943年载该报随军记者张文心《癸末春太行作战纪评》称：“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共党军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即彼等得意之游击战。”

狮脑山战斗八路军机枪阵地

七、阎锡山抗日与投降的两面性

山西军阀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是地方军阀中著名的亲日派分子，日本投降后一部留置山西、效力反共内战并非偶然。阎锡山策动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躲进大连日本势力的卵翼之下;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飞机护送，返回晋绥。阎锡山与日军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频繁交往，日本特务机构遍布山西，阎锡山还收取特务机构的“保护费”。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集团的需要，守土抗战，联共抗日，组建牺盟会、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推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促成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击了日军侵略山西的力量，阻滞了日军南下和西进的步伐。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汪精卫投降日本、日本加紧对阎劝降工作(对伯工作)、国民党对日妥协甚嚣尘上之时，阎锡山看不到抗日持久战的胜利希望，感受到动员起来的抗日民众对其统治的不利影响，不愿再为抗战继续付出身家损失。阎锡山召集高级干部参加的吉县古贤会议、宜川秋林会议，叫嚣限共反共论调，解散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分化和打击山西新军，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八路军伤病员，终于挑起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十二月事变。中共以大局为重，拥阎抗日讨逆，重点打击顽固派旧军势力，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山西新军基本上整建制编入八路军序列，八路军、山西新军与国民党军队、山西旧军物理隔离，划路而治，阎锡山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十二月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南部，抢夺阎锡山金融、税收和地方政权，严重威胁到阎锡山统治集团的利益。阎锡山授意嫡系干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一军军长赵承绶专司与日军谈判媾和事宜，美其名曰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发展自己。赵承绶与日军代表在汾阳、孝义和太原多次会商，1941年9月，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军代表签署《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议定：一方面阎锡山公开宣布投降日本，另一方面日军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并确保阎锡山高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1942年5月，阎锡山带着王靖国、赵承绶、吴绍之、杨贞吉等人，亲自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日军驻临汾六十九师团师团长清水中将、特务头子林龟喜等高级将领和伪山西省政府省长苏体仁、参议梁上椿，在吉县安平商谈投降的具体细节。所幸阎锡山疑心太重，坚持日军先给钱和枪，然后通电投降，同时误以为日军有埋伏，在会议中间悄悄溜走。日军背弃保密约定，将日阎媾和的新闻及照片发表在报纸上，空投到陪都重庆。蒋介石方面不明就里地怪罪下来，阎锡山赶紧表白：效忠委座的承诺不变，一切出于为党国考虑。从阎锡山抗日与投降的两面性看，有些人吹嘘其为抗日民族英雄，帽子戴得过高了，言过其实。

鉴于阎锡山与日军勾结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做好日军突然接管晋军防区的准备。

八、关于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内涵的界定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英雄的山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树立了不朽的抗日丰碑，铸就了震古烁今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胜利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

进入新世纪前后，山西党史工作部门经常提到的革命精神主要有：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刘胡兰精神、石圪节精神、大寨精神、西沟精神，对每种精神的内涵并无明确定义。党的十八大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太行精神有32字的总结;200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用4个始终保持，要求弘扬太行精神;进入新世纪前后，山西宣传思想界一直把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并列为山西的抗战精神，但对吕梁精神内涵缺少权威定义;2018年后，中宣部和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梳理全国革命精神谱系，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位列第一批名单。

1950年10月朱德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为山西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近年来，山西宣传界和学术界对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内涵多有文章给予阐述，基本沉淀为：太行精神——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吕梁精神——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尽管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上述定义是否涵盖抗战精神的共性、是否体现区域性斗争个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尽如人意，但目前已形成官方确认的基本定义。

吕梁人民群众支援前线

以太行山和吕梁山两大山系命名的两个精神是抗战精神在华北敌后的代表。太行山脉北起燕山、南抵黄河北岸，是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两大战略区的依托，太行精神应该涵盖两大战略区，并不局限于晋冀鲁豫边区，更不局限于二级区太行区(晋冀豫区)。吕梁山脉北起洪涛山、南抵汾河北岸，是晋绥边区的依托，吕梁精神应该涵盖晋绥边区所处的山西省西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地区，并不局限于吕梁市行政区域。鉴于太行区是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对太行精神的定义突出体现了不怕牺牲、敢于亮剑的精神;而作为陕甘宁后方屏障的晋绥边区，对吕梁精神的定义突出体现了用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延安的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

（作者是山西省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